作者|郭晔旻，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文史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公元1868年4月的一天，太平洋东岸的美国旧金山港口附近的居民听说一支大清外交使团即将乘船抵达，纷纷赶来围观。当这艘高悬龙旗的轮船缓缓靠岸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身穿长袍马挂顶戴花翎的大清帝国使团从船上走了下来，但是为首的钦差大人却是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白皮肤的西洋人。这个“洋钦差”名叫Anson Burlingame，中文姓名是“蒲安臣”。他其实是个美国人，这一次来到旧金山，名义上是出使，实际却是返乡。
一个美国人，如何当上大清帝国的特使了呢？这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巧合。蒲安臣1820年生于纽约州波士顿市，1846年毕业于哈佛法律学院，后成为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他是个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因此与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布鲁克约期于尼加拉瓜大瀑布附近以步枪决斗，结果布鲁克临阵失约，蒲安臣则因此事而声誉鹊起。1860年，他又帮助挚友林肯竞选上了美国总统，林肯遂投桃报李，派他出任美国驻华全权公使。
1862年7月，蒲安臣到达北京。甫一上任，他就成为在华公使中的“另类”。当时正是大清帝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度失败，洋人气焰日益嚣张的时候。以英、法为代表的列强普遍认为，“若想使中国纳入西方文明之内，必须扼住中国人的脖子”。而蒲安臣一来，就不遗余力地推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合作”政策。他甚至对主持洋务的恭亲王表示，“当你们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公使之间产生了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时，我深信，把问题交给第三国去判断，对你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办法。你们知道,依照条约，美国有义务作为仲裁人，调解中国的国际纠纷”，俨然以大清帝国的“保姆”姿态出现。
一方面，这样的善意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的无奈之举。南北战争爆发后，林肯总统全部精神贯注于内战，自无暇照顾中国事务。 “自1861年后，美国在华海军几乎已全部撤回本国，美国除掉同意其他强国的主张外，一无办法。”在没有武力为后盾的情况下，蒲安臣的上策自然是赢取中国好感，不开罪其他在华强国，以求保持既得权益之不受损害。
另一方面，蒲安臣个人也有其独特的眼光。在当时的在华欧洲使节里，他是罕见的认识到“中国自有其传统文化，且自视甚高。凡希望中国能迅速接受西方文化者，对此必须了解，故切忌操切从事”、同时“必须体谅中国办理外交人等之困难。其所以经常食言寡信，遇事推楼之原因，实由于守旧派阴谋破坏，事事掣肘之故”的外交官。而这也是他能够博得当时清廷好感的根本原因。
因此，到了1867年，蒲安臣的外交生涯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时值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十年届满需要修约，有鉴于当年英法联军的起衅，就是肇端于修约问题，这次清政府非常重视，但顾虑到“我于彼之情伪，一概茫然”以及何人出使都有可能被骂成“汉奸”的问题，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最后得出了“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的结论。这样最后就造就了一桩奇闻。恰逢蒲安臣是驻华公使任期已满即将回国复命之际，1867年11月21日清廷干脆下旨，任命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赐大清国二品顶戴花翎，并受遣率清政府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各国。蒲安臣俨然成为一位“洋人钦差大臣”。
对于这个殊荣蒲安臣当然是不会放过的。他颇有自得地认为 “这个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第一次欲求与西方各国建立关系，而要求这个最年轻的国家的代表作为这种革变的中间人时，实不可忽视或加以拒绝。”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在将清廷任命蒲安臣的训令翻译成英文时故意曲解原意，声称蒲安臣“有权独自处理一切事务”。
1868年2月25口，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自上海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按照计划，自上海乘轮经日本后将赴美、英、法、比、荷、丹、瑞典、俄，再折回到普鲁士、法、西、意，然后返国。随同出访的有两名中国官员：总理衙门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以及翻译张德彝。为了消除英法两国疑虑，他还请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作为左协理，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作为右协理。
作为洋钦差，蒲安臣为大清帝国做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设计了国旗。尽管三角黄龙旗早在1862年就诞生了，但在最初五六年间，似乎并没有被朝廷官员使用在清朝水师舰船之外的其他场合。清朝官员对于“国旗”的概念仍旧茫然无知。张德彝“见各国使臣公署，皆竖旗于门首”就感到很新鲜，不过除了日本的日章旗（“中绘自色圆光如日”）一望既知，“又有黄自蓝红等色方旗，不知为何国所竖”。而蒲安臣毕竟知识水平比较高，知道国旗是外交仪式的需要，特地为这次外交之旅制作了一面国旗。为了与国际通行旗式接轨，还擅自将大清三角龙旗改成了四方镶蓝边的黄龙旗。同行的志刚还在自己的日记里嘉许此事，“蒲使制大黄旗一面，蓝镶边，中绘龙一，长三尺，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
蒲安臣使团的第一站就是蒲安臣的故乡美国。使团高擎龙旗，在美国各地游览访问，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蒲安臣当然也不会放过在祖国人民面前表现的机会。在旧金山，他向美国公众说，他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希望这个伟大的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不久就会到来。在纽约，他大肆鼓吹中国已经走向开放，将聘请大批的工程师去设计修筑铁路，去投资办工厂。他甚至煽动美国传教士都去中国，把那里的每座山头和每个山谷都树立起光辉的十字架……这些消息传回北京，清政府顿时目瞪口呆，只好对外宣布：不承认这些演说。
至于美国政府对这个由美国人带队的大清代表团自然好感非常，给予了极高的礼遇。6月2日，使团抵达华盛顿，并呈递了国书。7月28日，蒲安臣私自代表清廷和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亦即《蒲安臣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中国保有领海权；自行管理内地贸易，中国可派领事常驻美国各通商口岸，双方不得对对方人民进行宗教迫害；两国人民自由迁徙，互派留学生和设立学校，美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单从字面上看，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最平等公允的条约，蒲安臣也因此理直气壮地声称，“这个条约的每一个字，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
事情当然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蒲安臣毕竟是美国人，这个条约其实也是美国利益的产物。美国人最为看中的正是“两国人民自由迁徙”这条，因为条约里又等于在事实上禁止华人加入美国国籍，无论华人在美国居住时间的长短。因此，美国通过此条约，将骗招华工（“贩猪仔”）合法化，顺利地解决了南北战争后劳动力匮乏和修筑铁路所需的大量劳工问题，“对美国政府来说，主要的收获是鼓励中国移民。这点正是加利福尼亚所殷望的，当时该州的公民们正需要便宜而丰富的劳动力以开发该州的资源”，正如美国学者所说：“这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条约。”
8月，蒲安臣使团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从纽约乘轮船横渡大西洋，踏上了欧洲之旅。使团历访英、法、瑞典、丹麦、荷兰、普普士等国，1870年2月抵达圣彼得堡。结果，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着这位“中国使节”大谈俄美友谊，实在令蒲安臣十分尴尬。第二天，蒲安臣在俄国的严寒中患上了急性肺炎，最终于1870年2月23日客死他乡。此后，使团在志刚的率领下，到达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当年11月18日返回北京。
斯人已逝。清政府“著加恩给一品衔，并赏银二万两”。而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蒲安臣的逝世写了如下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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