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然，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东欧NGO和国际组织工作，常年研究东欧问题，长期撰稿讲这片土地的种种故事。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者注：
萨拉热窝围城战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围城战役。萨拉热窝从1992年4月5日至1996年2月29日遭到南斯拉夫人民军与塞族共和国军围困，共计1425天。围城时间超过斯大林格勒战役三倍，比列宁格勒围城战还要长一年之久。期间13952人被杀害，包括6137名政府军士兵，5434名平民。
普林西普刺杀斐迪南大公的拉丁桥
1992年2月的萨拉热窝，母亲把16岁的萨沙·施科里奇送上了大巴。没事的，她宽慰儿子，过几天咱们就会见面了。
“过几天”——在当时的市民们看来，波黑的闹剧很快就会平息。战争在这座城市似乎总是触手可及，在每一代人生活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四面环山的城市里，波斯纳河的流水越过奥匈帝国时代建造的市政厅，经过普林西普刺杀斐迪南大公、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拉丁桥。不远处的老市场附近，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死难者的永恒之火。
河水不疾不徐，一直经过了弗勒巴涅桥。1992年4月，萨拉热窝围城开始，塞族狙击手在桥上射杀了第一批牺牲者。“只要我的血流淌，波斯纳河就不会干涸。”桥上的纪念牌上刻着哭泣的花朵。
萨拉热窝围城第一批遇难者倒下的弗勒巴涅桥
这场围困最终持续了1425天。
那是塞族少年萨沙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故乡——战前的萨拉热窝。一座多元化的城市、巴尔干沟通东方和西方的桥梁。它已成为前世的记忆。在波黑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居民之间曾有的那种团结与同情，后来他将在世界各地找寻。
从萨拉热窝到巴尼亚卢卡
巴尼亚卢卡，是波黑“国中之国”——塞族共和国的首都。我是在这里遇见萨沙的。我们坐在一间复古的小酒店里，主人的古董钢琴、家族画像和五花八门的物件收藏让时间停留在一个世纪之前，远离了窗外纷飞的塞族旗帜，中心大街上满目的卡拉季奇、姆拉迪奇和普京头像T恤。
很难相信这里也是波黑的一部分：虽然离萨拉热窝只有一百多公里远，塞族共和国的一切都和联邦分离，和塞尔维亚紧密相连。塞族共和国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宣称要在2018年举行全民公投，脱离波黑联邦。“身处这个国家（波黑）不是我们（塞族）的自愿选择……萨拉热窝不是我的首都，我的首都只能是贝尔格莱德。”
1992年2月，萨沙从自家窗户望出去，看见从小一起长大的穆族伙伴们端着枪徘徊在门口。他决定逃离萨拉热窝，到一百多公里外巴尼亚卢卡的叔叔家去。
这样的景象让他感到陌生。在萨拉热窝长大，孩子们从来不分彼此。他爱和童年伙伴们翻墙进动物园呆上好几个钟头，玩游戏、看动物，上蹿下跳地荒废时间。百分之三十的婚姻是跨越民族与宗教的。没有人能想到，这样的生活有一天会解体。
“所有人都准备好开战了，塞族准备好了，穆族也准备好了……后来有人说围困期间各族仍然和睦。总得有人把真相说出来。不是那样的……”
此时的波黑准备举行脱离南斯拉夫的全民公投。塞族拒绝投票，最终的结果是99.7％的赞同。3月3日，波黑宣布独立。塞族力量离开波黑政府，另外组建了波黑塞族共和国，受到贝尔格莱德的支持。巴尼亚卢卡成为了这个新实体的首都。
1992年3月初，母亲来电话和萨沙的叔叔商量，让她的穆族邻居和两个孩子来巴尼亚卢卡避难。叔叔态度很坚决：“杜珊卡，你可以来我这，他们绝对不行。”母亲一下子激动起来，“怎么能这样对他们，我真不明白——” 就在那一刻，电话线中断了。
艺术家萨沙在制作面具
他移开视线，眼眶发红。二十年了。萨沙今年40岁了，几乎一眼看上去就是个艺术家：蓄着胡须，穿着不讲究的毛衣和外套。战后，他在加拿大学习艺术，在日本艺术学校教书，在意大利为一线时装品牌工作。但在这几十秒的沉默中，他依然是那个年少的萨拉热窝难民。
后来的岁月里，萨沙试着想象母亲在围城时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俯瞰萨拉热窝的特雷别维奇山，1984年冬奥会场地，内战期间塞族武装和波黑政府军对峙的边界
塞族武装占领了城市四周的高山，被困在城里的波黑部队约7万人，始终处在军火短缺的状态。狙击手在山上向街上的行人射击，横穿马路是一场生死历险。人们用各种方式掩护：飞奔过去；靠在维和部队装甲车后面过去；藏在手推车旁边过去……抱孩子的母亲、打领带的职员和穿考究大衣的老人与无处不在的幽灵赛跑。十字路口的尸体逐渐如红绿灯一般平常。
总有慕名而来的游客问，到底著名的“狙击手之路”在哪里？他们都在无数国际新闻中读到，有这么条“神秘的死亡之路”。55岁的老兵萨利姆哈哈大笑：“在哪里？全城的路都是狙击手之路！哪栋楼能比山高？”
市中心建筑上的弹孔
在萨拉热窝的街道上，累累的弹孔使建筑如同残存的骸骨；唯有这骸骨还支撑着这城市徒有其表的存在。血肉已不再，已经随着所有家具、树木和任何一片能利用的木头一起，在那几年冬天被劈成柴、烧成了灰——没有水电，也没有煤炭或其它任何东西。为了取暖生存，连祖宗的古董也不能幸免了。雨水和雪水被人们在屋檐下用可乐瓶小心搜集起来，洗澡、洗衣和做饭就只有这些。
在那时的萨拉热窝，唯一的时间是当下。没有人会说：明天见，下周见，等等——没有人知道明天是否存在。人们站在街角谈话，百米之外，炮弹不断击中房屋，升起一层层烟雾。外国记者见状往往本能地躲避，而市民们处变不惊。即使夜里邻居家被轰炸起火也一切照旧：炮弹不会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在这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总有一定的概率让人幸存下来。
穆族老兵萨利姆讲解围城时两军对垒的情况
跨越生死线
电话线中断后，整整两年，萨沙没有再听到母亲的消息。有无数次，他想，母亲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人们拥抱生者、哀悼死者，对于杳无音信的人却无处安放，黑洞无法填补。巴尼亚卢卡的生活还得继续。16、7岁的青少年们，只要有摇滚乐和派对，不愿也不能去想太多。
转眼已是1994年4月。表妹做了一个古怪的梦。梦中，去世多年的老祖母带她飞回了萨拉热窝，从空中看到了萨沙的母亲：她历尽艰辛，憔悴不堪，但还活着，而且正在给萨沙写信。巴尔干相信神迹。在莫斯塔尔附近的山上，玩耍的孩子自称看到了圣母玛利亚，一座朝圣之城瞬间崛起。然而在战时，神迹也成了奢望。
摇滚少年萨沙本能地拒绝相信。但就在几天后，回家路上他看见表妹在阳台上向他拼命招手。“是你妈妈的信！！”
1994年7月，母亲决定冒死穿越封锁线。家具为了取暖已经烧光，洗衣机在黑市换了三包香烟。她不愿放弃任何家族记忆，把相簿、餐具和小摆设都被塞进行李，双手提着大包小包上路。趁着双方士兵换岗，她冲过位于动物园后面的边界，奇迹般毫发无伤地越过了这片地雷阵，进入了塞族控制区。
任何从萨拉热窝逃出来的人，即使是塞族，也可能是敌方间谍。没有人能信任“他人”，没有人知道“他人”究竟是何许人。塞族、穆族和克族讲同一种语言，外表上也毫无区别。母亲立刻被扣押在警察局接受盘查，在这里，她给家人打了两年来的第一个电话。
巴尼亚卢卡汽车站热闹非凡，部队和平民急着离开和到达，载着各种物资的车辆来来往往。萨沙在人流中等待着。突然一个声音喊了起来：“萨沙！萨沙！我的儿子！”
他向那声音望过去，只见一个人飞奔过来。看起来像是个男人：短短的头发，苍老而憔悴。直到这个身影接近，他震惊地发现这是自己的母亲：两年的围城生活已经让她变得完全认不出来了。
二十年后的这一刻，他坐在我对面，眼神仍然镇定，但泪水就这么流淌。他没有去擦，也不置一词。
战时，萨拉热窝诗人塞米兹丁·麦哈迈迪诺维奇创作了《死尸》：
我们在桥头放慢脚步
看着米利亚奇卡的狗群
撕碎一具人类死尸
然后我们继续向前
我内心毫无波澜
我倾听雪被车轮碾过的声音
像牙齿嚼着苹果
我想疯狂地嘲笑你
因为你说这是地狱
你逃走了，并且相信
在萨拉热窝之外没有死亡
鸽子广场
今天的萨拉热窝老城中心，和战前一样平静。看上去，这里有萨沙回忆中的一切。“鸽子广场的喷泉总让我想到远方。它有木质的梁柱和窗户，和土地融为一体……” 这里依然有喧闹的人声，食物和咖啡的香气，某种亲密的氛围，即使在围城悄无声息蒸发了一万五千人之后。其中五千五百人是平民。无处埋葬死者，梅萨利耶体育场也被开发成了墓地，连绵的白色柱状墓碑今天依然保留在原处。
波黑政府军烈士墓地
在今天游人如织的市中心之外，在萨沙童年最爱的动物园旁边、群山中较为隐蔽的角落、甚至在滑雪基地周围，“小心地雷”的标志宣告往日已不再来。
1991年，南斯拉夫开展了最后一次人口普查。萨拉热窝55万人口中，有一半是穆斯林，其余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塞族，百分之七是克族，还有百分之十三自认为是“南斯拉夫人”——超越种族与宗教。这一景象一去不复返。2013年的普查中，塞族降到不足百分之四，克族降到百分之五，从全国各地迁来的穆斯林使穆族人口上升到百分之八十。而“南斯拉夫人”，已经无影无踪。
萨拉热窝市中心
未完待续的战争
萨沙的父母在他4岁时就离异了。他和母亲的沟通一向很好，他称之为“开门政策”。他们无话不谈：社会问题、地理、政治。母亲是一本书，源源不断的见解和故事从中流出。
母亲回来了；但战争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被远远留在身后。她从来不会尝试去控制别人，但别人也同样难以踏进她的领地。她可以诉说当时物资的短缺，取暖的困难，甚至邻里之间都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从未流露出太多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讲述战时的萨拉热窝太难了……她没有和我们分享这些情绪，装作无比坚强，但其实内在脆弱极了。”他后悔没有给她更多的空间去把往事的重负卸下。
就在母亲回归后不久，为了躲避兵役，快满18岁的萨沙随着一群东正教教士“偷渡”进塞尔维亚。
他的旧护照已经过期，从萨拉热窝取得新护照又不可能。检查站士兵问起，教士就说是他侄子——“神职人员就是神，没有人会过问。” 他跟着教士们住在村子里，帮忙修教堂，画圣像。但最终受不了他们在酒精中消磨的丑态，决定到克罗地亚的堂兄家看看。
这一次通过边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边检士兵发现他没有证件，命令他下车。“狗娘养的小子，该死的间谍，”士兵酒气冲天，“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用枪顶着萨沙的脑袋，把他往检查站后面拖。大巴司机追上来拼命劝说，“你看，他就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 士兵又打量他几眼，醉眼朦胧地让他滚回车上。
没有人能相信其他人。在波黑，在克罗地亚，在科索沃——如果问经历过那段战争岁月的人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往往是他们的回答。曾经亲近的人的远去，是一道难以弥合的创伤。萨沙透过自己的经历试图理解母亲，但直到战后又一次回到萨拉热窝，遇见一位老邻居，才意识到母亲的沉默中还有多少保留。
那是围城中的一天，母亲在客厅里走动，突然间一梭子弹穿过墙壁，几乎擦过她腿边。她当即倒在地上呕吐起来，惊恐得几乎昏厥过去。那位老邻居正好在街上，他看到一位穆族邻居站在屋顶向萨沙家开枪。他马上带人冲进去查看母亲的情况，幸好她没有被击中。
这一幕，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萨沙。也许是她不希望儿子太难过，也许是宁愿忘记。但这样的记忆仍然存在，而且取代了战前的记忆，使人忘记了平安走在街上、没有任何人向你射击的日子。而且它没有终点，欠缺一个解释：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因为塞族、穆族和克族双方从来没有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搞清楚这些不幸的原因，然后才能和解。”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37岁的画家伊万是这样理解的，他的少年时期也留下了轰炸声。今天，波黑联邦政府是按照1995年美国主持各方签订的《代顿协议》组建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政府系统：有三位直选出的总统——穆族、塞族和克族各一位，总管外交、军事和国家机关预算；有两个高度自治的实体——穆族、克族联邦及塞族共和国，双方各有自己的政府、总理、议会和16个部委，有自己的警察，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即使在穆族与克族联邦内部，两族的孩子也上不同的学校。这不是和平，而是长达20年的停火——三族严格保持着距离。
《代顿协议》通过承认1995年战时各方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塞族共和国当时的边界，中止了流血冲突。但这一点逐渐成为了不定时炸弹：穆族不满塞族共和国在制造种族清洗之后还能得到承认，塞族则进一步要求脱离波黑。从2016年起，“重划巴尔干边界”的呼声越来越响亮。
萨沙记忆中的萨拉热窝一去不复返。尽管无数次重返萨拉热窝，这里已经不是他童年的城市。2010年，他从日本回到巴尼亚卢卡陪伴母亲。他们一起下厨，萨沙鼓励她倾诉。“我告诉她我爱她，无论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不会去评判她。” 但直到最后，萨拉热窝的真相并没有揭开。
母亲于2013年去世。当时萨沙在贝尔格莱德创作。
萨沙的作品
寻找萨拉热窝
“给人一个面具，他会告诉你真相。可能就是如此简单。”
2008年在东京，萨沙给时装店设计橱窗之后剩下了很多装饰纸。他试着用这些纸在朋友脸上创作，渐渐地形成了他的面具系列。手工剪纸组成的框架，连绵如羽翼，或抽象或来自自然界万物的平衡。但总与人的神情契合，成为他们的表达的一部分。当人们感到自己在暗处，别人不能认出自己，是否会更坦诚地说出真相？恐惧总是伴随左右，人总是希望暴露出来的是美好的部分，阴暗面唯有勇者和疯子能够承受。“我遮蔽是为了揭露。”
外表往往能决定对他人的印象，但固化的身份和社会期望又投射在外表上，尤其在一些非常传统的社会：比如日本，或是他的故乡巴尔干。2010年回到巴尼亚卢卡时，他发现多年过去，年轻一代变了：“太多的愤怒，没有乐趣”。似乎他们已经把俏皮幽默的一面埋在了“巴尔干主义”的硬壳下。在贝尔格莱德，他坐在大街上数着有多少男孩留长发，多少女孩是短发，结果少得惊人。“巴尔干的鲍勃·马力、吉米·亨德里克和吉米·莫里森都到哪里去了？”
“巴尔干化”通常意味着混乱、解体与无序。全球媒体上常见的语言是这样的：美国会巴尔干化吗？俄罗斯的巴尔干化开始了吗？叙利亚的未来——联邦化还是巴尔干化？在萨沙看来，“巴尔干主义”的定义与此相连，意味着经常性的期望、无知和武断。“我们永远在期望两件事——生或死。其他的一切都是缺失的，因为两件事才是永恒的日常。” 就这样，曾经包容的多元化国家南斯拉夫消逝了。每一小片土地上的政客都争当民族英雄、自立门户，为此牺牲的是普通大众——只需看看维持波黑的二元政府和民族隔离的学校就可以想象大众的税负。波黑的失业率巴尔干最高——百分之三十，而政客们的工资是平均工资的六倍。“我从来没听到巴尔干国家任何一个领导人呼吁团结，包容和走谦卑的路线，因为这些被认为是软弱的。巴尔干主义容不下任何羞辱。”
萨沙尝试用他的面具给人们创造另一个形象：俏皮的，幽默的，坦诚的，野性的……用遮蔽打破壁垒，仿佛用墙去打破墙，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却是巴尔干的现实。外表所体现的真实不能和内里相提并论。
是否有一副面具属于他的母亲？属于萨拉热窝人？
他在萨拉热窝长大，但在加拿大成人：这里的多元、同情和团结多少弥补了故乡的真空。这种生活在波黑也曾是很自然的事。他仍然喜欢回到萨拉热窝，在那里展示自己的艺术作品，也有了许多新的朋友。但这些已经和过去的那座城市无关，仿佛古希腊和现代希腊之间微弱的回声。等到冬天过去，他又将启程去寻找新的创作土壤，新的灵感，新的批评。“这里有太多东西提醒着我已经失落的生活。对于当下，这座城市是一种倒退。”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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