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我曾经是一名"工农兵学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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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附耳过来，且听我说。《耳语者》是历史频道最新推出的音频栏目，讲述不为人知的历史点滴。本系列与新历史合作社“我的历史电台”共同推出。

我曾经是一名“工农兵学员”（上） 

作者：邢小群，朗读：杨淼

作者简介：

邢小群：文史学者。上世纪60年代末到山西插队，1971年被推荐到山西大学中文系就读，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多年致力于口述历史的工作，著有《才子郭沫若》、《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凝望夕阳》、《往事回声》、《我们曾历经沧桑》等口述历史专著。

推荐语：

邢小群老师当知青时，读到《红旗》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得知大学还是要办的。有幸的是，她还碰到一位爱才的公社主任，把能干的她推荐到山西大学。本来想读外语系的邢小群，看到那么多翻译受到冲击，就改学了中文系。老师们终于等来这一批大学生，这批学生却是来改造大学的，改造结果中有一项是，到在大学毕业时，只考过一次试。

我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

能够上大学，和我插队时被抽调到工作队有关系。公社主任兼工作队队长王宝臣，是一位正派、爱才的领导，1969年我从太原五中毕业，到山西洪洞县插队。1971年开始从知青中优先招工。王主任对我说：我不主张你去工厂，如果有提干的指标，可让你提干。我问：提了干部，做什么工作？他说做青年或妇女主任一类的工作。我对他说：《红旗》杂志登了一篇文章，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很想上大学。王主任说，那你就安心工作，等等吧。以后，无论是工厂还是其他地方招工，我都没有动心，一心等待大学的信息。

1971年下半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当王主任知道有关大学招生名额已经到了县上，立即让我去县里报名，并告诉我：你是咱们明姜公社推荐上大学的唯一人选。不久县里组织考试，考两项，一是政治，二是命题作文，成绩不公布。我感觉考得还不错，其实，也知道主要是靠推荐。记得有个县上的干部子弟，考政治将西哈努克写成努哈西克，还是被推荐上了南开历史系。在县里，那些好大学、热门专业，早就让有关系的占去了。此次录取，知青很少，印象中也就两三个，其中一个上了体育系。不久我被告知，山西大学外语系录取了我，让我到县上与招生老师见面。山西大学来招生的是中文系的叶晨晖老师。叶老师见到我，问：你的档案我看了，你愿意上中文系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愿意。经过一场“文革”，很多人对学外语既恐惧，又认为没用。我非常仰慕那些外国名著的翻译家，但我知道学外语很苦，需要死记硬背，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要用上，而学中文对我来说就比较轻松了。叶老师大概看到我父亲是个作家，对我说：如果你同意，我来帮助你转系。于是，我就进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山西洪洞县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合影。

大学上下来，只考了一次试

当时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还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在课程安排上，要求至少三分之一时间下乡下厂开门办学。

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悬殊很大。“文革”开始时，有人已是高二、高三的学生；我则刚上完初中一年级课程；还有人只学到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给我们安排了中国通史课。说不懂通史，怎能学好文学史？由原教育系的丁老先生上，期末考了一次试，我得了95分。很快，工农兵学员中有人以管大学的名义反对考试。从此以后，各门课再没有考试。

姚奠中先生是章太炎的弟子，教我们先秦文学。当时赶上批林批孔，姚先生不能按以往文学史的线索讲，只能讲儒家怎样怎样，法家怎样怎样。好在姚先生儒、释、道、法都通，不用讲稿，讲得很活。但他的晋南口音，让我听得很费劲，课也上得糊里糊涂。

古典文学，诗词是重点，从诗经到唐宋诗词，讲的也不多。那时老师们还把握不好古代诗人的阶级立场。记得《诗经》选的诗多表达劳动人民的疾苦，唐宋主要讲杜甫。元杂剧基本没有讲。讲明清时，下了乡。晚清小说，除一般地介绍《孽海花》、《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官场现形记》等几部名著，杨芷华老师重点讲了一篇名不见经传的“苦社会”，作者是谁，内容是什么，都忘记了。

现代文学因为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是“文艺黑线”人物，所以只讲鲁迅。高杰老师深爱鲁迅，讲课有激情。他选取的都是比较激烈的篇章，比如《纪念刘和珍君》、《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等。我虽然希望多消化一些鲁迅的杂文，半年下来，还是没明白多少。

当代文学方面，杨雪瑞老师讲了一篇《朝霞》上的作品。外国文学，因为“资产阶级”的人性、情感太明显，只讲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要点是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性。比如，托尔斯泰本来想把安娜和玛斯洛娃写成一步步沉沦下去的“坏女人”，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作者对主人公由反感转向了同情。

最该生动、感性的写作课，内容更教条。大三时曹玉梅老师的选修课－－学术论文的写作，反倒给我启发很大。所有的课，都没有系统，全是老师在当时意识形态许可范围的自选动作。

当时老师们的精神枷锁很重。只是有的老师条理清楚，声音洪亮，用词丰富，讲课气质上有吸引力；有的老师就会照着讲稿来读。有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老师，上课声音如蚊子哼，谁也听不清楚他讲的是什么，自己还满头大汗。据说他是北大五五级参加中国文学史编写人之一。总之，不管老师们教得如何，反正不再有考试，同学们学得轻松，没有了心理负担。

有意思的课很少，我就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了图书馆

开门办学，要求把课堂放到工厂和农村。我们有些人去了太原钢铁公司，有些人被派往不同煤矿。任务是调查厂史或工人、车间的先进事迹，然后给人家写些厂史、劳模事迹等方面的材料。工厂方面似乎只是配合，没有任何期待和要求。到农村学什么？要求我们一边劳动，一边上课。

和同学们在大学校门留念（左一为作者）。

叶晨晖老师教我们明清小说，他是个学究型老师，课讲得很生动。记得我们开门办学到了汾阳县贾家庄，劳动休息与回来的路上，他给我们讲《水浒》中的“拳打镇关西”和“倒拔垂杨柳”，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如果不是像讲故事一样地讲课，真不明白如何把课放在劳动中?真难为了任课老师。

看闲书时，我喜欢《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看不进去，这一点和很多男同学正好相反。回到学校，我赶紧将几本明清小说名著借出来恶补。可见，阅读，如果有好的引导，对学生的影响是蛮大的。叶老师是我的招生老师，对他，我总有一份感念之情。有时也到他家看看，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一团糟。他的妻子“文革”中患了精神病，女儿是他这个当爹的一手喂大。常听说他的妻子又跑了，让他四处去找。他家里的书很多，书摞上是尘土。 即使这样，我也非常敬重这类老师。

我们没有设外语课。到了大二慢慢意识到应该学会一门外语。又听说，日语好学，我就和另外两个同学相约去找田希诚老师学日语。田老师是东北人，从小就会说日语。他是教我们现代汉语的老师。他欣然同意教我们。可惜，因为开门办学，我们不是下厂就是下乡，误了几次课，就没有兴趣再拾起来了。以后见到田老师，我很不好意思。

有意思的课很少，我就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了图书馆。尽管我比一般工农兵同学看书多一点，理解能力强一些，比如老师讲到形象、典型、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我都能理解，因为他们举的例子我大多看过，但上了中文系，和这个专业的要求相比，知道了自己的差距。不管学校水平怎样，老师教得怎样，自己得像个上过中文系的学生。于是我顺着古代、现代、外国的文学史线索，给自己开书单，写计划，一个月最少看完多少本书。当然，对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方面的东西，知道得还是很少。那时，这方面信息比较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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