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京文学》的退稿信

（原标题：来自《北京文学》的退稿信）

卫建民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地处西单的一家大机关工作。依照今天的就业趋向看，这类机关是众多大学生的第一选择。但是，当年的我却视机关为苦海，急于走出。

毕竟那时，弥漫着一点“文艺复兴”的气氛：久封的中外图书再版，老戏老电影重放；一首诗，一篇小说，一篇报告文学，就能轰动全国，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年幼时我就喜欢文学，又受时风影响，当然读起了文学书，在沉闷的空气里寻求一丝清风，在阅读中得到精神的慰藉。同事老焦的儿子刚考上人大分校，有一天带来一本上海出版的《重放的鲜花》——都是文学界著名“右派”为之倒霉的作品选。我一口气读完，兴奋异常。作家们在这个世界受难时，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们的旧作，在我看来也是新闻，是阅读史上的补课。

忘不了机关的图书馆（早几年，图书馆已租给一家韩国餐馆，藏书也被廉价处理了）。按馆规，一人一次能借两本书。我那时迷恋契诃夫，汝龙先生译、平明版的《契诃夫小说选》，共计27册，我每周读两册，很快就读完了。别里科夫的灰色命运，阿维洛娃与在商务部供职的丈夫的隔膜，《一个官员的死》，都让我想到了身置其中的工作和生活。

书读多了，我开始练笔，学习“创作”，妄想自己也能写篇产生轰动效应的小说，一举成名天下知。

“创作”是害羞的，心却很虔诚。草稿、修改、誊清，小心翼翼地装入信封，送到邮局，看着工作人员盖好邮戳，才偷偷笑着离开；出门就计算稿件投出的天数，然后等待。

我缺乏厚实的生活积累，更谈不上创作的才能，写得不多，投稿也少。但报刊编辑每稿必退，有的编辑还在打印的退稿信上批注几句话，以示鼓励。编辑的批语，有如上学时作文本上老师的评语，是对我的习作的指导，还有对我这位“文学青年”信心的激励。假如稿子投出去石沉大海，假如编辑“惜墨如金”，懒得在格式化的退稿信上批注几句话，我出师不利，说不定早就认输，偃旗息鼓了。

在收到的退稿信中，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封《北京文学》编辑部的信。二十多年来，虽几次搬家，丢弃不少旧物，这封薄薄的来信却一直珍藏，舍不得丢弃。信是用毛笔写的，用的是《北京文艺》的信笺：

卫建民同志：

《两辆竹车》看过，觉得构思巧妙，立意不错，于今天是颇有现实意义的；但以文体来说似散文，更像小说，而依小说而论，却又显得浅了些，单薄些。经研究，还是将稿子送还您另行处理，以免延误作品的发表。

请以后多赐稿。

此致

敬礼

小说组

1982.2.24

记得很清楚，我是根据街头的见闻，凭生活感触拼接编织的一篇习作，自以为不错，大胆投寄给著名的《北京文学》。投寄稿件的邮局，就在《北京文学》的门外，但我没有勇气把稿子送到编辑部，还是走邮路。出了邮局的门，我又深深地远望《北京文学》编辑部的大门，赶紧离开。

无疑，编辑认真看了一位陌生投稿者幼稚的习作，且提出中肯的意见，退得让人高兴、服气。退稿信全篇是委婉用语，毫不生硬，可以体会编辑的认真与和善。

既然编辑说“文体似散文”，隔些日子，我就将原稿修改，投寄给天津的《散文》月刊，果然被这家刊物采用了。在像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对一个虔诚的“文学青年”来说，自信心由此增强，甚至有点飘飘然。

写这封退稿信的编辑，行书流畅，居然用毛笔。二十多年了，虽然信珍藏在书房里，写信者是谁？我至今都不知道。不过，在我往后的编辑生涯中，因这封退稿信，我要求自己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位作者的来稿，也要求年轻同事认真对待每位作者的来稿。然而，认真的编辑在座，认真的作者却鲜见了。我接触的不少作者，看到的不少来稿，不是为了评职称，就是为了混学位，或是显示所谓“政绩”，“为学术而生”的作者，虔诚的作者，比例太低了。特别是好多刊物收取“版面费”得到默认后，编辑就成了一手收钱，一手接件儿的商号活计了。

当年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还有老人在吗？谁能告诉我这是哪位编辑的回信？

(原标题：来自《北京文学》的退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