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作者：[英]马克·马佐尔，译者：赵博文，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Tales from the Vienna Woods）的作者，剧作家奥顿·冯·霍尔瓦特（Odon von Horvath）写道，“如果你问我，哪里是我的祖国，我将这样回答你：我在阜姆出生，在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普莱斯堡、维也纳和慕尼黑长大，我拥有匈牙利的护照，但是我没有祖国。我是一个典型的奥匈帝国人：阜姆曾经分别属于匈牙利、克罗地亚、德国和捷克，我的国籍是匈牙利，但是我的母语是德语”。
霍尔瓦特是正确的：他的背景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哈布斯堡王国的切尔诺夫策是匈牙利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犹太人和德国人的聚居地。在切尔诺夫策南部奥斯曼帝国萨罗尼加的码头上，工人们有六七种通用语言：这个城市除了7万名犹太人外，还有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这种多语言环境在东欧非常普遍，这些地方的城镇和城市，充满了不同的宗教团体和少数民族。随着民族主义理论的流行，关于如何划分这些地方，政治家和政治理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宪法和行政安排，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地区，以期符合不断增强的国家观念，因为这种观念正在不断向东欧扩张。
19世纪，民族主义就已经开始侵蚀旧帝国的王朝情感和宗教情感，而这些情感正是帝国忠诚的基础。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地区的起义，形成了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三个国家；1848年的革命显示了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在中欧的力量，而波兰1863年的起义则投射出他们对沙俄统治的仇恨。奥匈帝国在19世纪50年代施行的新专制主义的失败，宣告了时间的指针永远不能回拨到18世纪。
对帝国的统治者们而言，他们有两种策略来应对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一种是建立新型的帝国民族主义——土耳其化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化的沙俄，在二元君主制的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领地内，施行匈牙利化。这些策略旨在建立一个更加现代化、中央集权化的帝国。像匈牙利所尝试的那样，他们可以通过把少数民族同化到统治阶层中，来赢得认同，但是他们干涉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标准化语言以及立即向少数民族征税的做法，激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并引发了反民族主义。因此在20 世纪前10 年中，土耳其青年党（Young Turks）无意间助长了阿拉伯人和马其顿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匈牙利则笨拙地助长了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抵抗；而沙俄则面临着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越来越多的反对。
另外一种策略是运用“分而治之”来应对民族主义。因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通过单独设立保加利亚东正教会，来区别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而哈布斯堡王朝却无法建立自己的帝国民族主义，因为奥地利人无法挑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捷克民族主义者斗争。这种策略能够让民族主义者得到承认，相应的，在“一战”之前的10 年时间中，帝国的统治者们需要满足他们改革宪法、普及选举权，并且赋予他们语言和教育上特权的需要，以确保这种策略的施行。这种诉求是通过群众性政党实现的。尽管这些政党在现行的帝国架构内，对民主和更大程度自由的要求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他们从未设想过真正的民族独立。
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深化了关于如何改变帝国来迎合民族主义诉求的讨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奥匈帝国这个“历史的实验”，拥有5 100万居民、两个国家、10 个“历史上存在的国家”以及超过20 个少数民族团体。对大多数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思想家而言，有两件事是非常清楚的：一是民族主义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二是单一民族国家不符合当代世界的发展要求，因为经济的发展，国家需要由不同的团体构成。现代生活也需要一些类型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既不能否认国民性，也不能完全妥协于民族性。大英帝国的“共和主义”思想理论，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发展的。
从哈布斯堡王朝的角度来说，“一战”之前他们可以通过赋予少数民族文化自治和扩大帝国内少数民族的选举权，来解决这个难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民族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共存。意第绪语作家I. L. 佩雷茨（I. L. Peretz）在1908 年写道：“独特的文化，比边境巡逻更能保证一个国家独立存在。”很多犹太人支持佩雷茨的观点，因为奥匈帝国赋予他们除犹太复国主义和完全被同化之外的第三种方式。但是其他民族的领袖也有同样的要求；尽管民族意识觉醒得比较晚，但是少数捷克和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彻底独立。1918 年，奥地利社会党员卡尔·伦纳（Karl Renner）提议把哈布斯堡帝国变为“各民族的国家”，为“未来人类的民族秩序提供范例”。
如果这个温和的计划在中欧和东欧遭到失败，相比于出自民族主义者的压力，由种族主义者刺杀王储而引发的“一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畅销书《绿斗篷》（Greenmantle）反映了英国的担忧，他们担心土耳其的民族政策会导致印度的穆斯林革命。但是正是英法两国煽动犹太人和穆斯林进行分裂活动，鼓励他们在中东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德国人和俄国人也实行了相同的把戏，他们一起瓜分波兰。在1914 年8 月，罗曼诺夫大公爵尼古拉（Romanov Grand Duke Nikolai）以向波兰人承诺他们的自治而换取俄国的胜利；两年之后，他被沙皇罢黜，沙皇的军队夺取了波兰残存的独立地位。还是两年之后，协约国不情愿地又一次承诺波兰自治，但是却并没有给他们出海口。随着巴黎和会的推进，为波兰自由而奋斗的人们转向不同的势力寻求帮助。
在“一战”时的柏林，波兰受德国人帮助。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也经历了同样的结局。在德国人的鼓励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受俄国压迫民族联盟”，使他们脱离了沙皇的统治，并打击了沙皇多民族军队的士气：他们向芬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做出了担保，并且支持波兰的犹太人宗教自治，保证意第绪语成为波兰国会的一种官方语言。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旨在解放沙俄的犹太人，并且在沙俄的领土上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联邦。如果德国赢得了“一战”，毫无疑问犹太人的命运将会改写，而我们毫无疑问将会读到关于描写俄国和波兰悲惨命运的专著，而不是后来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的悲剧。
与此同时，协约国对波兰的中央政府也玩弄了同样的把戏：反哈布斯堡压迫的民族主义者们——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波兰人，在罗马集会。在伦敦的杂志《新欧洲》（New Europe）上，他们满腔热情地宣扬在哈布斯堡领地上“受压迫的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战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英法政客们都承认这是一个明智的主意。例如，罗伯特·塞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就批评和警告那些“把民族性当成宗教”的人，“在没有任何条约的约束下，我本人不相信欧洲的和平仅仅是基于民族性，而不通过其他的规范加以约束，这种单纯以民族性保证和平的观点并不可取，也不可能有利于所有的方面”。
中央政权也不真正相信民族自决。尤其是德国，对于解决东欧种族混乱的问题有自己的想法。在德国人中间，最为流行的想法就是建立一个经济上密切联系的中欧。这是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首相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通过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畅销书《中欧》（Mitteleuropa）而为世人所熟知，它勾画出德国作为中欧领导地位的益处。但是非德意志的民族很难接受这种强调在德国领导下所获得的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哈布斯堡王朝也不习惯于被当作二等德意志民族，因此二者在战争中的结盟并不稳固。
然而对于更加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言，中欧这个概念过分地考虑了中东欧地区人们的敏感度。像兴登堡（Hindenburg）、鲁登道夫（Ludendorff）这类德军总参谋部的将军们，更加关注德国在东部地区军事和政治的优势地位。他们的观点本质上是建立独裁主义政权，剥夺帝国内民族主义联盟的自由。
在临近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的计划实现了。在1918 年春天，他们和苏维埃政权缔结了《布列斯特– 利托夫斯克和约》，俄国人绝望地和德国人讲和，并愿意给予德国人在东部最想要的东西，这似乎也成为1941年的先兆。这个和约深刻影响了德国人宏大的泛德主义联盟梦想，德国同时控制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沙皇之前在波兰领土上建立的附属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奥匈帝国被边缘化，乌克兰在“面包和平”的计划中，每年向德国提供100 万吨小麦，以保证本国的独立地位。德国的军队开进了芬兰、乌克兰，进而向南进入了罗斯托夫和高加索地区。由于接管了俄国的领土，德国巩固了他与土耳其的联盟。东线的战争似乎结束了。《布列斯特和约》给东欧带来了德国的领导地位。今天《布列斯特和约》几乎被完全遗忘，或被视为“一个短暂的幻影”，并在几个月后随着德国的战败而废除，它看起来并不像当时英国外交部所惧怕的那样，德国能够“对抗整个世界，并永远无法被征服”。德国和土耳其的联合可以威胁印度，并可以无限期地控制欧亚大陆：这场战争还会持续数年。协约国在西线战场的胜利，将这种恐惧变为记忆。
“一战”后，德国右翼把《布列斯特和约》这个插曲，视为德意志建立东部帝国的第一次冒险。几乎没有德国人注意到，他们过于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其他民族的愿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在1921 年写道,“德国实际上过于关注波兰和其他民族团体的利益”。20 年之后，当希特勒在另一场帝国扩张的战争中占领东部领土后，他可以很好地避免前任们的错误。德国右翼继承了民族主义的思想，以武力统治了“野蛮的”斯拉夫人，而忽视了更为优良的合作方式。而俄国人在东欧的民族问题更为复杂，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获益。
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哈布斯堡王朝走向了解体，而沙俄却以苏联的形式继续存在？毫无疑问，部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最为明显的是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总和也不及哈布斯堡王朝总人口的一半，而俄罗斯人从未低于苏联总人口的一半，他们和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一起，占总人口的2/3。在一个二元君主制的国家内，占据人口数量优势的民族并不足以保证帝国的延续；但是在沙俄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占据优势数量的民族则能够发扬中央集权的传统。
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另一个原因就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从哈布斯堡王朝关于民族和帝国的争论中汲取了经验。从某种角度讲，希特勒的新秩序彻底终结了哈布斯堡王朝，而苏联则真正地延续了奥匈帝国。犹太联盟，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码头的犹太工人运动，使得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将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传入沙俄以及传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他们希望把沙俄变成一个各民族在居住地文化自治的联邦，这种设想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想法一样，他们同时攻讦沙俄同化民族性的做法。一位犹太联盟运动的领袖在1902 年预见性地批判了列宁和其他俄国社会民主人士不允许犹太民族自治的做法，并警告说如果被“泛俄主义”“泛波兰主义”“泛德主义”蒙蔽，而忽视其他民族的权利，那么国际工人运动将会变成一种“民族运动”。
10 年之后，列宁逐渐放弃了对犹太联盟极端仇视的态度，承认民族性是不能回避的。“一战”之前列宁反对犹太联盟的联邦主义，认为这会削弱俄国的工人运动；他也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下，反对民族主义，坚称反对民族同化，称“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是历史最大的进步，尤其是在沙俄这个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战争期间，他的观点开始变化。在反对党内关于“清算欧洲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列宁逐渐转向承认民族自决原则。但是这种承认是以保证无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对列宁而言，为了革命，他必须和民族团体结成新的联盟。但是这种联盟在何时失去效用？这个无解的问题能够帮助解释1917~1920 年布尔什维克党民族政策的不确定性。
在20 世纪20 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在苏联执政初期面临的问题和哈布斯堡王朝覆灭时面临的问题相同——“如何管理雄心勃勃民族的政治意识”。对于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开创性的、持久的解决方案。他们创立了一个联邦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结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苏联共产党的观点。这个在20 世纪20 年代创立的系统，尽管拥有矛盾，但是它被证明比哈布斯堡王朝的做法更有效地管理了民族政治。这个系统叫作“苏联”。
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并通过选举赋予他们在政府和行政体系内实际的政治权利；由社会革命赋予他们切实的经济权利，以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被剥夺财产，农民占据了城市；随着大众知识和义务教育的普及，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教育赋予他们文化方面的权利。例如1929 年的乌克兰，97%的乌克兰儿童在学校是接受乌克兰语的教育；而同时期的波兰则在忙于关闭乌克兰语学校，在休战期的欧洲，这一数量从3 662 所下降到144 所。
基于这样的事实，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民族政策在休战期对中东欧的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尽管这些政策在制定初期被认为是压迫和专制的体现。20 世纪20 年代，在《凡尔赛和约》关于民族国家的安排中，作为主要受害者的马其顿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和其他民族，都高度支持共产党。波兰境内的乌克兰民族一直参照苏联的民族政策，反抗波兰对他们的文化压迫；这种反抗一直持续到20 世纪30 年代的大饥荒，甚至更久。在这种反抗的背景下，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在1939 年秋天，当苏联红军进入西乌克兰时，有如此多的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庆祝波兰共和国垮台。
另一方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联邦形式，掩盖了其从20世纪20 年代就开始出现的集权趋势。加盟共和国比所谓的自治地区拥有更大的权力，但是它们仍隶属于莫斯科；而这些加盟共和国宪法中退出联盟的权力，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这种权力的存在仅仅为了证明这个联盟是平等的。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希望联邦的领导权依旧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尽管这种意愿并未在1923 年苏联宪法中写明。尽管列宁在1922 年责备了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强调要避免“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压迫我们的少数民族”，但是这种分歧无碍于他们在另外的观点上达成共识，即这个新的帝国需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运行。这个共识使得俄国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后一个帝国。共产主义也许是帝国主义的最高，抑或最终形式。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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