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往事：被夺去自由的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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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胡顺良找到我，说他前妻高丽英因涉嫌故意杀人、保险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拘，让我为其辩护，他一再强调高丽英是个很好的女人。

高丽英是否杀人我不妄下定论，但我之前跟她打过几次交道，作为旁观者，对其印象却不太好。

一年前，两人的离婚案件是我办理的。那时高丽英已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我是胡顺良的代理律师，他对高丽英还有感情，希望我能拖则拖，“最好重归于好。实在要离，我想尽力争取小孩的抚养权。”他们有一个儿子，5岁差几个月。

我第一次见高丽英，她化着浓妆，贴着很粗的假睫毛，趾高气昂的好不神气。得知我是骑共享单车过去的，便极尽嘲讽：“做律师的不配一辆豪车？怎么能让大老板相信你们。你很缺案源吗？不然怎么连这种没格局的案子也接，再说胡顺良兜里有几个钱我还能不知道。言归正传，我的时间宝贵，婚铁定要离的，而且我告诉你们，小孩的抚养权必须归我。”

高丽英不时从名牌包里翻出各种所谓的风云人物的名片跟我炫耀，我没有理会她，只是如实转达了胡顺良的意思。

话还没讲完，高丽英就开始数落胡顺良：“他就一乡巴佬，没上进心，门不当户不对，有啥资格跟我谈？你问问他，拿着五六千块钱的工资能养活谁？法院见就对了。法律我懂，谁条件好，法院就将小孩判给谁。我有两套房，赚钱的能力更不用说，比他强哪里去了。孩子跟我以后读国际双语学校，费用一个月上万。以后孩子的同学非富即贵，再大一点我就安排他出国。这个世界很残酷，不好好培养，世代都是韭菜命。如果你帮我劝说他放弃抚养费，我可以额外给你一点报酬。”

我忍不住提醒口若悬河的她：“你现在跟我炫耀的那些动产或者不动产，如果是合法私人财产，只要是在婚姻存续期间，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们一人一半。同样的话，胡顺良也可以说。什么叫‘世代都是韭菜命’？我是实在听不下去了，好歹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两个人好聚好散便可，不必说那么难听的话来恶心人。”

起先高丽英只是不屑，把玩着她的指甲，听到我提到她受过高等教育时，她立时暴跳如雷，用手机指着我，“上过大学怎么了，就得憋屈着，被当成活靶子不说话？动不动就是你一个上过大学的要怎样，过得不好要被嘲笑，过得好又有风言风语。我还不能说几句现实的话了，就非得虚伪地死要面子活受罪来维持形象吗？”

高丽英突然大发脾气，让我没了沟通的意愿，不欢而散后，我建议胡顺良不必委曲求全，可以主动向法院申请财产调查并做财产保全，以免高丽英恶意转移资产。

胡顺良想都没想便拒绝了我的提议，“那样就彻底和她撕破脸了，我没想分她的财产，之所以要小孩抚养权，是想着孩子跟着我生活会稳定一点，她心里有孩子，偶尔还会回来看看。她现在在做啥我都不知情，让她带着，就真的找不着他们了。”

说罢，他还一直念叨，“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同甘共苦过，之前她真的是很好的人。”

既然胡顺良做了决定，我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那就只能等对方诉讼的进展状况。

此后一个多月，我接到法院通知，安排双方调解，可高丽英却突然失联了，打她电话关机，发消息也没回。胡顺良四处打听她的下落，却一无所获。他担心高丽英出事，心急如焚，就想去派出所报警，却又担心不到24小时不能立案。

我告诉胡顺良，妇女、儿童涉嫌被拐卖或是侵害，警方立案并无时间限制，但如果只是暂时没有回复消息就让警方马上就立案也不现实，他们忙不过来。出于职业敏感，我感觉高丽英突然失联有点不对劲，便主动提出可帮忙找人打探情况，看能否尽快立案。胡顺良同意了，说兵分两路，他再回一趟老家找找看。

不过很快，我就有了高丽英的消息——她因涉嫌卖淫被警方行政拘留了。

再次见到高丽英，她使劲求我帮她瞒住消息，“我跟警察说，我是个5岁孩子的妈妈，让他们将拘留通知书发到我公司，千万不能让家里人知道。在农村，消息一传开，我爸妈和孩子以后都抬不起头来做人，警察念我是第一次犯错，他们说愿意通融这一次。”

我领着高丽英出拘留所时，她还反复解释：“我真的就约了这么一次，虽然收了一点钱，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说来倒霉，那个男人因职务犯罪被抓才连累了我。”

我告诉高丽英，我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律师，一码归一码，让她准备好开庭。高丽英还是不放心，让我跟她去附近的银行，说要取5000元现金给我做封口费。

我说这个钱我是不能拿的，“你丈夫担心你的安全，让我帮着打探情况。当然你的行为是不对的，该接受惩罚。既然受罚了，就归于你个人隐私。我拿这件事作为诉讼筹码当然很有可能胜诉，但我绝对不会这么做。我不想着拿人家的私德来做文章，从道德上把人搞臭在我看来也不是那么体面，我打官司就想法律归法律。”

我建议高丽英给胡顺良打个电话报平安，高丽英同意了。她说自己和人发生了一点小摩擦，在派出所做了个笔录而已。胡顺良没有多问，说人没事就好，让她有事就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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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高丽英主动提出和解，“一定要离婚，不过我给你面子，何况我跟他是有感情的，没必要闹上法庭，我打算撤诉，小孩名义上抚养权归他，由我来培养。”

胡顺良还在犹豫，我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一个人若是铁了心要离开，是留不住的，再强留会被看轻的，连从前那些美好的感情都显得轻贱了，不如好聚好散。至少小孩的抚养权她愿意给你了，如果哪天高丽英后悔了，官司打下去，可就难说了。”

考虑了一段时间后，胡顺良最终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两人去民政部门领了离婚证。

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忍不住对高丽英说：“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是没错的，除此以外还要注重孩子的精神培养，并不是读贵族学校或者出国就高人一等。有些孩子虽然条件好，却因顶着父母的污名而性格扭曲，容易陷入虚无的物质主义之中。”

高丽英听罢，只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再说吧，这个社会的很多东西说不清的。”

没想到才过了短短一年时间，高丽英却被传残忍地杀害自己的母亲，并企图进行骗保。

我去看守所会见高丽英，她知道是胡顺良找的我，还没等我说话，她便连声发问：“他掺和进来干嘛？你赶紧跟他讲，让他带好孩子，我妈的葬礼都没必要去，不然我死都不放过他！更何况我们离婚了，他没权力掺和，你现在就去帮我传话。”

我将材料递给她，上面显示是她娘家所在的村委会委托的我，“你爸和你哥还在气头上，可能一时还无法接受现实，所以他们都拒绝签字，我想让你重新签一份委托书。”

“我知道了，让你费心了。”高丽英耷拉着脑袋，“你说是不是一定要我死了，才会天下太平？为啥我跟警察说了，我妈是自己从山坡上摔死的，还不放我。作为女儿难道我不难过吗？连自己妈妈的葬礼都不能参加。”

我说警方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才会抓人的，让高丽英跟我说实话，“至少你目前不应该对我有所隐瞒。”为了打消她的顾虑，我甚至搬出了相关法律，“哪怕你对警方有所隐瞒，但请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律师。律师的会见笔录通常是无需给警方看的，原则上我们有免除在诉讼中提出证明被告有罪或罪重的证明义务，只要你没有正在实施犯罪行为。”

高丽英思索了几十秒，望着我说：“我相信你，你为我好，做无罪辩护就行了。我有苦衷，但我真的不可能去杀害自己的亲娘，她那么可怜，算是被我害惨了……”

我顺着她的话追问：“什么叫被你害惨了？如果她是自杀，是不是因为你？若非自杀，那是否因你过失致人死亡，还是你招惹了什么人，导致了你母亲的死亡？”

高丽英突然朝我大吼：“你到底是律师还是警察，难道是来索命的，真的要把我逼死在这里面才甘心？我不死，所有人都不安心吧。我就不信我没杀人，谁还能给我安一个杀人犯的罪名！我看到我妈倒在地上了，之前给她买过意外险，不能打保险公司电话还是怎么的，他们不想赔钱就算了，还要把我送进来，什么世道？”

见高丽英情绪激动，我知道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便与她商量：“要不我们就暂时结束会见，你哪天想跟我说了，或者有需要我的地方，再让看守所民警联系我。”

我刚起身，高丽英又叫住了我，语气变得相当平和：“我有我的苦衷，现在脑子里一团乱，你容我再想几天。请一定相信，我虽然罪有应得，但不至于故意杀人。万一我在这里出不去，等孩子大一点，还得拜托你帮忙找移民律师，小孩前途要紧。”

3

结束了与高丽英的会见之后，我与负责此案的民警进行了沟通。

民警批评高丽英不配合审讯，冥顽不灵，“既不认罪认罚，也不如实供述，说什么自己有权保持沉默。人命关天，就算零口供，我们也会走程序进行侦办的，不可能被她牵着鼻子走。你劝她最好如实交代，我们多少掌握了一些情况，对她进行羁押完全合法。”

毕竟案件发生还没两天，真相有待调查。我个人倾向于暂时相信高丽英，认为她故意杀人的可能性不大。从专业角度而言，也应该先做无罪推定，当证据证明她有罪时，我再去质证，看证据链是否合法、完整。

不过民警的话倒是点醒了我，与其等高丽英开口，不如像侦查机关一样，各自进行调查，弄清楚高丽英所谓的“苦衷”。

随后，我去高丽英的娘家，见了她父兄，以及其他村里人。当我问及被害人生前是否与人结怨时，在场的人全部否认，他们说高丽英的母亲“是最软和的人，对人很好，兔子都会主动往她怀里蹦”，也说“想来也是最可怜的人，这一辈子光吃苦，没怎么享福”。

高丽英的母亲比她父亲小了20多岁，“他结婚时都40了，她差不多是他当年以很便宜的价格从山里‘买’来的老婆，因为女方那边子女多，实在没吃的了，他才捡了个便宜，不然成不了家。老头年轻时身体不好，有哮喘，完全干不了重活的”。

当年，高丽英母亲嫁过来没多久，就有人劝她跑掉，或离婚再嫁个条件好的，她都拒绝了。她说自己不是被卖的，“人要讲良心，人家拿砸锅卖铁的钱接济我娘家，我不能拿了彩礼就抬屁股走人。”村里人都说，她一直勤恳踏实，将那个原本“猪圈一样的家”拾掇得有模有样，还生了一儿一女，“从没听她抱怨过那个家的任何”。

说起对待子女，他们更是为高丽英母亲抱不平，“在我们村，没挨过打的小孩就只有他们兄妹俩。高丽英她哥还穿过带补丁的衣服，她却是没有的。别人都重男轻女，她妈虽然没文化，却想得开，说她作为女人见过的不体面多了，要给女儿遮着点。”

高丽英母亲的遗像摆在堂屋里，面目慈祥，眼神柔和。高丽英父亲蜷缩在一旁，任谁也拉不开，鼻涕口水挂在他花白稀疏的胡子上。见我过去鞠躬，他木然地看着我道：“父母辛苦供她上学，你们书读多了，不但学会了拿笔，怎么还学会杀人了。我家这个苦命的，被五步蛇咬没死，牛马都没踩死她，哪想被自己的崽子害了……”

见他老泪纵横，周围的人也忍不住落泪，继而纷纷骂高丽英狠辣，让我放弃为她辩护，“被警察拷走的人，指定就是坏人了，哪用得着你来调查。你要是还有是非观，就不该多管闲事，说一千道一万，对她就是一粒花生米（子弹）的事。”

我感动于大家有热血有良知，且从未经受过冤枉，但涉及到专业知识，我总想跟他们多说几句，毕竟道德无法代替法律。“就算她是嫌疑人，我国刑法当中规定了四百多项罪名，就算犯罪了，还有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区别，以及法定、酌定量刑情节。胡乱给人定罪，甚至比杀人放火还要严重，因为法律是保护所有民众的。”

如往常一样，又有人开始骂我：“人都死了，净说些没用的鬼话，读书读傻了，讼棍。”高丽英的哥哥却明白过来了，他说：“万一人不是她杀的，就便宜了真正的杀人犯了，那样妈妈和妹妹都会伤心。就算是她杀的，在枪毙她之前，我也想问她为什么。”

见高丽英哥哥有意开口，我赶忙问他，案发前几天高丽英有无异常，是否与被害人有过争吵之类的。高丽英哥哥回答道：“这些警察也都找我问过了，没啥异常。她与我妈从没起过冲突，就在昨天，我们还收到了她在朋友那给我妈买的阿胶糕。”

我知道高丽英有很多事情瞒着家里人，在外面具体做什么工作也从未向他们透露，甚至连前夫胡顺良都不知情。考虑到她的朋友知道一些情况，我便记下了快递单上的电话号码。

4

在高丽英的娘家，我听到的传言是说，高丽英母亲疑似被高丽英从后山推下后身亡，尸体多处骨折，眼球破裂，面部损毁严重。而往前半年，高丽英刚给父母买了保额高达百万的意外险。

当日的案发现场只有高丽英一个人和被害人的尸体。高丽英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保险公司，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报的警。警方经过调查后，当即决定将高丽英带走调查。

由于高丽英在朋友圈晒过几张打麻将的照片，便有传言说她好赌，输了很多钱，欠了不少网贷，是在外面被追债才躲回了娘家。得知自己母亲几天前因头晕去了医院，病历上有医生的诊断，这才打主意到自己的亲娘身上，制造成意外身亡的假象进行骗保。

为了多了解一些信息，我按照快递单上的号码给高丽英的朋友打去电话。对方听说了高丽英的事情后，爽快地答应与我面谈。她毫不避讳地说她们曾是同事，在一家直播工作室上班，后来她觉得自己不适合，就走了，而高丽英则一直是工作室的红人，“流量高，好多大哥捧着……至于杀人骗保那不至于，她对家人很好的。”

我又找到那家直播公司，公司负责人告诉我，高丽英与工作室其实并未签订正式合同，只能算合作关系，“她好像很怕别人知道，很少告诉别人在我们这儿上班。”

负责人否认高丽英有赌博行为，“扑克牌、字牌一概不会，‘斗牛’不会算点，有阵子学过打麻将，也不过是半桶水。”至于说高丽英欠网贷或者高利贷，他也说绝无可能，“上个月，有个大哥给她转了28万……”可能是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他又马上转移话题，“对了，她前段时间还拿了些钱出来，让我们帮着给一些需要资金的人周转，当然是要收利息的。”

我追着问，那个打赏28万的大哥最近是否与高丽英有纠纷，或者是其他人？负责人不自然地咳嗽，“怎么说呢，肯定有一些人看直播上头，不管不顾地刷礼物，只为当榜一大哥，事后却后悔让平台退钱。有些大哥不但线上刷礼物，私下也接触主播……”

我大概知道了案件发生的原因了，高丽英涉案没错了，但具体情况我希望她自己能开口。

紧接着我就又去会见了高丽英，并告诉她事已至此，即便她不说，案件也会水落石出，“人命关天，不是你一声不吭就能糊弄过去的，警方那边也绝不会因此停止调查。”

得知我去了直播公司，高丽英缩成一团，有气无力地说：“我家好像没装摄像头吧，不是说了37天没有确凿的证据，警察就会把我放出去吗？我真没有杀人。”

见高丽英还心存侥幸，我决定激她一下，“一个叫刘金江的人多次去你们公司闹过，应该还去过别的地方。现在这人失联了，连我都能查到这个份上，就算你再袒护包庇，警方也会注意到的，说不定已经在摸排布控抓人了，你怎么能跟他合谋呢？”

高丽英的面部一阵抽搐，但情绪尚可，她平静地看着我说：“知道了，我没与他合谋，你下次再来看我。”

我不想刺激她，起身离去。临走前，我告诉她小孩没事，胡顺良给他转学了，让她不用担心其他问题，“小孩现在除了想妈妈，其他一切都很好。”

几天后，我得到消息，检察院提前介入案件引导侦查，同时警方也发布通缉令了，不到一周，案件的另一嫌疑人刘金江——就是那个给高丽英打赏28万的“大哥”——自首了。高丽英的罪名变更为包庇罪，保险诈骗罪。

刘金江36岁，离异，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他承认是自己一时失手导致被害人从山坡上坠亡，高丽英并未参与动手。

得知刘金江全部交代了以后，高丽英特意找我，“我恨透他了，也怪我贪心不足，毁了两个家庭，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我为啥还要他的打赏。我对不起胡顺良，不过就算重新选择一次，我也不一定能跟他过下去。现实太残酷了，人心即深渊，到了这步田地，什么都保不住了。我最后悔自己上了大学，我很累……”

对于高丽英的这番话，我不以为然，我也出身于农村，知道农村家庭要供出一个大学生有多不易，尤其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女生。

“你先听我讲完。”高丽英提高了声音，“你不要像村里的那些人一样妄下定义。”说着她就哭了，“我妈和我哥都是对我最好的，所以我才想让他们比别人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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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英说，自己上学的那些年，成绩虽然不差，但也不算拔尖，于是总有人来家里说三道四，“一个女孩，赔钱货，没必要读那么多书。”在他们眼里，高丽英父亲是个“老废物”，她母亲一人忙里忙外，还要供两个小孩读书，“有孝心的早就去打工了”。

一开始，高丽英还不畏人言，“我妈从未被那些人说动过，只是让我给自己争口气。”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她并未得到多少祝福，反而遭遇各种冷嘲热讽：“我们村终于出女大学生了，要不是你，我还从没听说过这么一个学校。”“看来她妈以后老享福了，我们这儿要出个女亿万富翁了。”

从小学到大学，高丽英认为自己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让那些人闭嘴，告诉他们大学生就是值钱，读了书就是会比他们过得好很多。”在她看来，只要能吃苦就能混出头，因而当同样出身农村、能吃苦的胡顺良追求她时，她没考虑太多就跟他在一起了。

那时，他们的工资加起来只有四五千一个月，租着没有空调的安置房住，挤公交上下班，买平价衣服，用几十块钱的护肤品，逛街也不买东西。胡顺良总觉得对不起高丽娟，她却宽慰他说：“生活就该慢慢过。”

高丽英说自己那时很容易满足，“我们攒了钱，装了空调，洗衣机是滚筒的，热水器是牌子的，一米五的床换成一米八的，满是希望，我觉得日子真的在慢慢变好。”

直到有一天，高丽英去初中同学家里玩，一切就都变了。

“我们年纪差不多，她初中没毕业，长相还不如我，又是个单亲妈妈，但人家就是过得比我好。住的房子是自己的，家里有月嫂，护肤品都是大牌，奶粉是进口的，上万元的现金就那么随便地扔在茶几上。”

高丽英这才发现，她对自己如此寒碜的生活是那么不自知，“我们以前真的过的是‘小日子’，买个东西要思索再三，就是小气的，逼仄的日子。我突然发现身边的男人也有些拿不出手，苦了怀里的孩子，他跟我以前一样，就知道傻乐呵，殊不知别人在看笑话。”尤其是再想起自己每次回老家，旁人那一句句“大学生”叫得分外刺耳，“像针扎”。

认清了“现实”后，高丽英毫不犹豫地找了一家直播工作室做起了主播。与那些刚出社会还有所顾及的年轻女生不同，高丽英目标明确，“懂情调，放得开”。不到半年，就成了工作室的红人，累积了不少粉丝。每次直播光打赏就是好几万，遇见大方的，就更多了。

高丽英说，她几个月就赚了和胡顺良在一起一辈子都可能赚不到的钱，“彻底地和过去说了再见，说话做事突然就有了底气，知道了自己想要的，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得到。”

更重要的是，她说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绝不陷入感情之中。在她眼里，只要对方打赏够多，就是好“大哥”。她讲情话哄着他们，一直打赏就一直哄，把戏做足。哪怕对方是送外卖的、工地小工、厨师，赚点钱不容易，她都来者不拒。

高丽英觉得自己“吃透”他们了——“那些人圈子比较小，平时在生活中被女性瞧不起，突然有年轻漂亮的女生在荧幕里对他们柔情蜜意，不可能不沦陷。他们平时可能省吃俭用，却会在这一刻将自己当成了王者。”

在高丽英看来，他们一掷千金是不想永远成为失败者，想要温存，“有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小伙子，手被机器压断，赔了几十万。他去相亲，愿意给20万彩礼，对方是离异妇女，有三个小孩，却对他嗤之以鼻。在我这里，我从不歧视他，还会给他拥抱与亲吻，让他感觉如沐春风，他一股脑儿将钱全部打赏给了直播平台。”

当然，这种温存只是暂时的，一旦对方腰包掏空，高丽英就不再给他们尊重与温柔，即刻变脸，“时间就是金钱，我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哪有空闲陪空壳子。” 

刘金江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

6

据刘金江供述，他确实是因自己打赏给高丽英28万，事后反悔，向高丽英公司及其本人索要未果后，一气之下失手将高丽英母亲撞下了山坡，导致其死亡。

他也在法庭上供述称，在自己打赏之后，高丽英的确也和他有过线下接触。在陪他的那几天里，他还是觉得值当的。但事后仔细一想，自己花了28万，留下的却只有空虚和痛苦，“如果她愿意跟我在一起，生个小孩，那一切都好说”。

由于不堪其扰，高丽英选择暂时回老家躲避。只是没料到，刘金江和她在一起的那几天偶然看到她在网上给家里买东西，已经悄悄将高丽英老家的地址记在了手机中。

高丽英与自己失联后，刘金江独自一人来到高丽英的老家，在村里的山路上找人问路，恰好遇上了在田里摘菜的高丽英母亲。他一时激动，拉住老人不停地辱骂，扬言要将高丽英一家人都杀了。高丽英的家就在山坳中，独门独户。高丽英母亲担心女儿的安全，便从刘金江手上挣脱，朝山坡下的家里直喊“救命”，想让高丽英躲开。

那天正好村里有人办喜酒，高丽英父亲和附近的邻居都出去了，只有高丽英听见了母亲喊叫声。她一出门便看见刘金江在后山追逐她的母亲，很快母亲就再次被拽住，但刘金江一个没站稳，绊了一跤，将她母亲撞下了山坡。

高丽英母亲的死刘金江要负很大责任，高丽英本应对他恨之入骨才对。但令人不解的是，她非但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反而包庇刘金江，并拨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

之前，高丽英一直对此事的前因后果三缄其口，直到刘金江自首，她才知道瞒不住了。

原来，刘金江打赏她的那28万，是他卖掉房子、准备给儿子治病用的钱，“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老婆早几年前就跑了，儿子又得了大病，医生说还不一定能治好，就选择看直播解压。”

后来刘金江的儿子因无钱治疗，只能出院，没多久就病死了。

高丽英说，若刘金江在与她发生关系之前说明情况，她是愿意退还自己所得的那部分的，“我真没料到他儿子后来因为没钱治疗，走了。关于这一点，我多少有点愧疚。所以案发时，刘金江对我说，我妈是自己跌下去的，我们之间就两清了，不然他还会找我儿子算账。我就想着，这事情传开了对我确实很不利，我还有大好前程……”

我忍不住打断高丽英，“你所说的‘大好前程’是指赚钱的机会吧？”

高丽英没有否认，“我当然要给自己和儿子留点名声，有些人一听说他儿子的救命钱打赏给了我，自然会对我口诛笔伐。你知道吗？上层圈子的人是会权衡利弊的。我妈说起来确实是属于意外吧，我之前给他们买意外险并非处心积虑，人都已经死了。”

高丽英的话反倒令我有些头皮发麻，便毫不客气地对她说了句：“你现在真的令我不舒服，反胃。”

高丽英却问我：“在我印象里，你好像不是那种爱指责的人，就说当时我涉嫌那个啥被派出所拘留了，你都没这么说我，是不是觉得我伤了你自尊？”

我说：“众所周知，卖淫是违法的，所以没有人会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成功的失足女’。你后来的行为更可恶，是因你们用自以为无比正确的方式破坏了社会的公平，还要让其他人觉得你们是对的，让人追捧。你声色犬马，却嘲讽恪守本分的女性，试图将钱色交易、权色交易合理化，这才是最坏的。有人觉得自己吃一个包子就是幸福，那是他们辛苦所得，你却拿着一碗交易得来的燕窝去诱惑他们。”

高丽英反而笑我天真，“那是你理想中的世界。时代变了，没跟你打招呼而已。很多人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且上位成功后就会被人追捧，让你无话可说。”

我确实没想到，还没开庭，我和高丽英的辩论就已经开始了。我不是一个爱进行道德批判的人，但那一刻，我想赢她——不能仗着自己“目标明确”，就无所顾忌。人有欲望正常，但欲望之中还应该存有良知，起到一个“刹车”的作用。

很快，法院进行了判决，高丽英犯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于保险诈骗，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高丽英主观上并未存在骗取保险金的故意，被害人的死亡与其无关，我个人认为即便案件发生后，保险公司按照条款仍有赔偿的义务。

判决下来后，我去见了高丽英，她说我们算是赢了官司，“你是一个不错的律师，就是欠缺了一点成熟，有点天真。”

我还是忍不住对她说：“我现在就告诉你，告诉一些人，我就想天真地赢。或许这个世界还没被你们给糟蹋掉，大家在阳光下安居乐业，虽然过得辛苦，总是有擦不干的汗水，却能看到公平与希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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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受益人》（2019），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在网上，我经常看到名牌大学的学生们讲述自己找工作的经历，脑海中会浮起疑问：像我一样的高中学历的人到底有多少？他们后悔不上大学吗？现在的人生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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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单亲家庭，父亲日常无暇顾及我。初中时，我结识了一些社会青年，三天两头逃课，从此学习一落千丈，到了高中仍嬉笑度日不以为然。当时，“提前四年搬砖，大学生出来后给我打工”的可笑迷思，让我心安理得地堕落。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无所事事。偶然听初中同学说起他在苏州一个工厂里实习，我遂心起动念。当时我迫切地想逃开家里无尽的数落，也不想沦为同学聚会上的笑柄。于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上飞机出省，从虹桥机场出来，一路摸爬滚打地倒火车去了苏州。跟同学打工时的组长联系上之后，他安排我进了苏州最大的工厂——名硕电脑。入职当天，无数男女老少在厂子外面排着队，大包小包的行李箱，五湖四海的方言，令我咂摸出了一丝新鲜。

接下来的日子，两点一线，两班倒，工资全靠加班，早八晚八，外搭一个周六，名义上加班自愿，事实上不加班的人是不会收的。几万人的大厂，干三天就走的人比比皆是。熬过了三个月，我靠着“资历”升任组长，但很快因在交接班时跟搭班组长吵了一架，直接旷工“自离”。

离职后，受不住大城市的快节奏，我缩回了老家，在KTV当服务员、在奶茶店做店员、在网吧当网管……一休息就和好友捧着手机“开黑”，日子安逸又糜烂，虽对未来有不确定的焦虑，但甘心沉溺。

一段时间后，我想着烂在小县城不是事，又想出去。姑奶奶给我爸打电话，说她那边有一份没有门槛的工作，高中学历就行，让我去试试。起先我反感家人的摆弄，不耐烦地拒绝了，但耐不住他们总在催促，又半推半就踏上了旅途。走之前，我问我爸，到底什么岗位，他说是当辅警。我翻了个白眼，姑奶奶只是区区一个公交公司的调度员，哪来的关系安排我当辅警？但我也没当回事，就出发了。

西北没有茂盛的植被、温暖湿润的空气，风总是很粗犷，永远不会和煦温柔。2018年夏天离开的火车上，窗外入目皆是土黄色，我心里满是热辣焦灼。

下火车后，吃了几顿便饭，工作便有了眉目，真是派出所的辅警——没想到，我爸竟然真的没骗我，而且还不需要“安排”，我自个去面试就行。那时我对警察的了解大多还停留在电视剧中，真正的接触，顶多就是在网吧被查过几次身份证。电视里的便衣警察，办案就亮证，男帅女美，一个打三四个，我觉得自己这是要去超人堆里工作了。

不过，我心存疑惑，辅警不是也要考吗？联络的人回复说，我这个是“辅警的辅警”，是名为“巡防队员”的一种社会公益性岗位，日常的工作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民警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既来之，则安之。到了单位，我见到了我之后的“直系领导”，一位行政编人民警察，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警察。他姓赵，没有高高壮壮的身体，身高1米7左右，笑得很温柔。后来他渐渐就成了“赵哥”，私底下，我们喊他“老赵”。我跟着赵哥，平日里干的活和辅警差不多，但待遇不如辅警，没有公积金，只交社保，包吃住——要当真正的辅警，我得先有大专起步的学历，再去参加辅警考试。

因为之前在工厂的经历，让我对舍友的素质不抱任何期待。所以我没有住单位宿舍，自己在5公里外的一片城中村里租了房子，一个月500块，一室一卫。我买了小电锅等电器，上班在单位吃，下班照着抖音捣鼓。

不管怎样，我的“辅警的辅警”工作生涯正式开始了。

2

工作上一天休一天，白天巡逻，有人报警就跟着民警出警，晚上几个人轮班接待群众以及接收、处理、移交警情。值班期间，我要盯看辖区重点单位的监控画面，哪怕诸如学校等场所都有自己的安保人员，我们也要再盯，好防止安保人员失职没发现可能到来的意外……一天下来，我最多能睡5个小时，第二天休假基本都用来补觉了。第一个月下班后我还有精力去网吧玩个小半天，到第二个月，就彻底蔫巴了。

单位的氛围让我意外，没有勾心斗角，工作也不牵扯利益和职位晋升，所以大家有事一起扛。开始我每天跟着巡组一起在辖区巡逻，熟悉辖区，有人报警了，我就要快速确定警情是否属于本辖区。

赵哥对我很好，我俩是老乡，他可能不想看我混日子，在我上班第二天就建议我报个成人大专，再去学个驾照。等第一个月的工资下来后，加上之前的积蓄，我去报了法律事务专业。钱包大出血，办公桌上堆满各类教材，我每天要挤时间看书——奇怪的是，很多时候都能看进去了——但看着看着，一个警情或者意外事件，就倏地打断了我的学习状态。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规律：浅显的内容看过即可，难点记录下来，休息时再去认真揣摩。这样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平衡点。我发现书中很多精辟条例和实务几乎是背道而驰，特别是涉及民事调解、商法以及各种管辖范围等部分，比如：1989年公安部下发《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严令各地公安机关不得插手经济纠纷案件”，但生活中欠钱不还，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报警，我们劝，报警的人听得进去的也就罢了，听不进去的，上来就是一句“警察不作为”。就像曾经的我，也没少说警察拿钱不干事这种话。

再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点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属于违法行为。我还在疑惑这个“公然侮辱”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小区业主微信群里骂人的警情，而这就属于公然侮辱——骂人的那位以一连串60秒语音以及文字国骂，喜提拘留3天。不过，一般也只有小区业主群这种性质的群才好办，其他五湖四海的网友群，虽能立案，但因非刑事案件，我们权限较小，能动用的技术手段较少，少有侦破的。

最开始，我也以为民警只需要提交证件就可以调取对方后台实名信息，但非刑事案件，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警察的权利实际上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很多非公安管辖的案件，在听完赵哥给报警人的解释后，我才懂了去找什么部门是最有效的。

不久，我迎来了第一次挨骂。

一个下午，有人报警称被人打了，我在单位值班，赵哥带人过去处理。案发地离单位非常近，也就100多米。几分钟后赵哥打电话来说：“执法仪没电了，送个有电的过来。”

当时我手机声音开得小，身边对讲机太嘈杂，我只听到了个“过来”。我站在原地慌了一会儿，战战兢兢想要不要打电话再问问，又怕赵哥觉得我能力低下。

两分钟后，我刚出门，迎面碰上赵哥，他劈头盖脸一句：“耳朵有问题吗？跟你说了执法记录仪没电了，送个有电的过来，为什么没动静？”

我脸烫烫的，很小声地说“没听清”。赵哥急着处理案子，没多说什么，很快进去拿了个执法仪就回现场。我也跟着过去了。

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120——为了一个耍无赖的老头。警情很简单：一个77岁的老爷子，在公交车站等公交，不知道抽什么风，手里拿了根柳枝，莫名其妙地给了迎面走来的一个素不相识的阿姨一柳条。阿姨的眼皮被抽了一道，她打电话给女儿，女儿赶到现场发现是这个老爷子干的，试图沟通，但老爷子油盐不进，最后她选择了报警。

我跟着赵哥赶到现场后，老爷子躺在便利店门口的椅子上不起来，说自己难受。阿姨的女儿蛮讲道理，说得也很清楚，去医院处理，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分钱不多要。老爷子依旧拒绝沟通，闭上眼睛假寐。

眼看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以至影响交通，赵哥好话说尽，老爷子才愿意移驾派出所。他进了我们单位的门就喊渴，倒了杯水给他后，他又不说话了。问他要身份证，说没有；要家里人手机号，说没有；有没有家里人，说不知道。赵哥无奈，联系了社区包户干部，要来了老爷子儿子的电话，希望他儿子出面协调一下，毕竟阿姨的女儿要求合理，而老爷子一点不占理。

电话通了，老爷子的儿子回复：“你们赶紧把他抓进去吧。别找我，我不管，或者你们把我抓进去也行。”很明显，家里人已经懒得管这个老爷子了，到底是他精神有问题还是以此来博家人关注，不得而知。

赵哥叹口气，再磋磨，老爷子仍完全是一副无赖样子，众人都有点不爽了。赵哥直接开始讲法条，正说着，老爷子突然大喊“心脏难受”，演技之差，放到《逐梦演艺圈》这种大烂片里也辣眼睛。

赵哥让我赶紧打120。我一头雾水，这摆明是演的。我偷偷问赵哥，他说必须打，我们没权利和资格去断定对方是演的，老爷子表露了心脏难受，那我们就必须为他叫120。

急救车很快到了，我们简单说明情况后，医护人员提着急救箱问了老爷子几句，上手在特定部位摸了几下，听诊器听了听，对赵哥摇摇头后，直接走了。

我们拿老爷子没招了。由于实在看不惯，我还上去和老爷子吵了几句，随即被赵哥拦下来。赵哥说不要激怒他，他再劝一下，让他认错调解。最后谈判无果，只能走法律程序。

我由此明确了一条法律规定，《治安法》对70岁以上老人采取“从轻处罚或不处罚，不执行行政拘留措施”。而我们顶多能依法罚款，可罚款上缴国库，由被处罚人去银行缴纳，不会直接给到我们，我们就更不可能将钱给到被侵害人——这也是为什么赵哥始终低三下四地劝说老爷子调解，这样他才能帮被打的阿姨拿到点补偿。

但最终，这位老“滚刀肉”给我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在那天显得强势极了。

3

时光荏苒，我的法律知识飞涨，警务技能也迅速熟练。

夜晚的派出所一点都不安静，查车、出警、临时任务，一次次让打盹儿的我疲惫起身。忙完后，到了凌晨4、5点，咕咕叫的肚子就呼唤着一碗泡面，就这样，在数不清的夜里，我慢慢变胖。我比较愣，始终死守规矩，警帽和装备时刻戴着，随时备勤，凡有警情，弹射起步，接待群众张口就是“您……”。委屈受了不少，但更多的是感谢和笑脸。

自然，也有偷懒的警察、辅警，“辅警的辅警”，偷着睡觉的、摸鱼的、接待群众态度恶劣的，我甚至给赵哥告过状。

我从小接触电脑，信息检索能力过关，打字速度最高每分钟330字，日常也在200字上下浮动，算是身上少有的长处。于是，单位的宣传和工作简报、统计报表等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换言之，内外勤我都在干。

同事大海，本科学历，和我一样比较负责，他身高1米88，我非常羡慕。我俩三观差不多，渐渐成了关系很铁的兄弟。之后，我被叫去做小组长，大海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共3个组长，组长可以安排每天的排班、工作，对责任心强的人来说，这反而是枷锁，会迫使自己干得更多。中间最忙时，我备考都停了2个多月。

日子充实，很快1年时间就过去了。赵哥告诉我和大海，工作满1年可以考内部事业编辅警，考上后，工资略涨，给交住房公积金，出去以后也是“民警”称呼，再拿3次优秀事业编辅警，以后能参加行政编民警内部招考，虽然名额有限、难度很大，但赵哥认为我俩可以。事业编辅警内部招考不限名额，工作满1年都可以参加，但赵哥独独跟我和大海说，想必也是看明白了哪些人在真工作、哪些人在混日子。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清楚了前路，想象着自己考上人民警察时的欢呼雀跃。我回过头来担心学历，赵哥说不用紧张，考上事业编以后提上来就行。

虽然赵哥对我很好，但一位已经被社会磨平了棱角、处事八面玲珑的警察，并不是我的理想型。实务时，我也明白处警不是非黑即白，让双方都如沐春风、进而和谐地消除矛盾，才是一个派出所民警最该掌握的招数——但我依旧向往成为王Sir那样的人——单位的老前辈王洋，我的好兄弟，我们开玩笑学港台剧里喊他“王sir”。他被封为所里的“治安王”，铁面无私，办案无数，程序熟练效率高，一度超过了很多老民警。王Sir从小身体瘦弱，曾经是出了校门就会被混子喊过去要零花钱之类的人。谁也没想到他会成为一名警察。

我曾亲眼见证王Sir办理一起猥亵案。

一天晚8点左右，一个爸爸带着女儿上门，称孩子可能被人欺负了，回家后一直在哭，问她为什么也不说。他对女儿说：“豆豆，警察叔叔们都在这，谁欺负你了，你放心说。”

在爸爸的鼓励和我们的注视下，小女孩开始吞吞吐吐：“有个叔叔抱我了。”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思维还停留在“大人看小孩可爱于是抱了孩子”上，豆豆爸爸也是一头雾水。这时，王洋突然问豆豆：“那位叔叔是怎么抱你的？”

豆豆哭哭啼啼地说，她放学后去了学校对面的商店，想买些零食当晚饭，但早上上学时，爸爸忘记给她零花钱了，她问商店老板借电话打给她爸爸，让爸爸微信转钱过来。起初，老板答应了，可几秒钟后，他突然跟豆豆说，如果能让他抱一下，就给她10块钱，不用还。

豆豆上五年级，虽然已经知道了不能跟陌生人走、不能吃陌生人的糖果，但没人告诉她商店老板也是要防范的人。一听能白拿10块钱，她虽然不太好意思，但还是同意了。随后，商店老板将豆豆带到了商店一楼和二楼的楼梯拐角处，蹲下，将豆豆紧紧地搂在怀里，全程可能持续了10秒左右，之后也确实给了豆豆10块钱。

但豆豆回家后越想越害怕，在想自己会不会怀孕、是不是不干净了等等，偷偷哭泣被父母发现端倪，豆豆爸爸遂带着孩子来派出所报警。

豆豆一说完，孩子爸爸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气极了，直接说要曝光这家店，并且要我们出警。

那家商店离我们辖区的一个警务站很近，平时执行护校任务时，我们也会去那个老板那里买水，算是熟人。老板姓陈，有个跟豆豆在同一学校上三年级的女儿。最后，由我和大海还有同事老马一起去“带人”。老马是个老辅警，为人圆滑又较真，是单位比较矛盾的一个开心果。吵架后，他在两分钟内能跟无事发生一样过来给你发烟，情绪调节之快，是我生平仅见。

到了商店，陈老板根本没意识到我们是来传唤他的，还在热情地招呼我们。我神色复杂地看着陈老板，心想，平日里他待人接物算是周边独一份，非常有亲和力，回头客很多，没想到暗地里会有这种怪癖。

我们简单说明来意，陈老板这才慌了，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来看店，之后锁上门跟我们离开。我们没了往常寒暄的欲望，陈老板一言不发地低着头，我和大海一左一右将他夹在中间带回所里，老马留在店里调取监控。

豆豆爸爸看到我们回来，下意识地站了起来。王sir命人将他拉到另一边，怕他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有理变成没理。

监控调来后，我们略感失望——只拍到陈老板带着豆豆去了一楼楼梯处，后面是死角。

没有特意经过长期训练的人在专业审讯面前，根本没法逻辑流畅地说假话，陈老板在审讯初期直接撂了，说自己生活太平淡，想找刺激，看豆豆穿得脏脏的，感觉是那种家里人不太管的孩子，所以选择了豆豆下手。他还说自己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没敢上手，只敢紧紧地抱着豆豆，隔着衣服去感受，他胆小，没有上升到犯罪的程度。

今天是豆豆，明天就可能是其他小女孩，我不知道陈老板当不当得起“变态色魔”四个字，但他有愧于“父亲”二字，如果是他三年级的女儿遇到这种事，他会是什么反应？

案子自然没有那么简单就结束，夜里10点，豆豆爸爸先带着女儿回家了，孩子明天还要上学。对陈老板的先期讯问完毕，已是夜里12点多，还有很多程序没走完，但非特大警情或者刑事案件，也不能连夜审问。为了程序合法，我们只能让陈老板先回家，明早来报到。

4

第二天早上，陈老板面上已不复昨日的沮丧。调查取证还未结束时，依照规定，治安案件可以调解。虽然王sir极力阻止，但规定就是规定，豆豆爸爸怒气冲冲地和陈老板坐在了一张桌子上。

陈老板策略性地先表达了歉意，紧跟着谈现实和利益。他说自己仅仅只是抱了一下，没有其他实质性举动，跟孩子解释清楚的话，孩子也不会多想，而且他愿意出5000块钱和解。

仅看结果的话，抱了孩子一下，5000元，似乎很公道，在符合调解程序的治安案件里，这也算是一笔巨款了。进了派出所上了谈判桌，不乏有人觉得自己占理漫天要价、选车买房，可事实上，如果对方不愿意掏钱，拘留完给国家缴纳完罚款后，你一毛钱都落不着。

豆豆爸爸犹豫了一会，决定和解，不走法律程序。陈老板面带喜色，态度越发恭敬诚恳，他不想去拘留所，事情似乎已经稳了。

倏然间，王Sir化身雷震子给陈老板来了一道加大加粗的闪电：“治安案件确实要秉持公平公正公开且双方完全自愿的前提，但同时也要遵循有教育意义和合法的原则，我作为案件的主办民警，我不同意你们的调解。”说罢，“治安王”撂下一屋子人，率先离开了调解室。

陈老板面色立时僵住了，大海负责看着他，我跟着豆豆爸爸出了调解室。

王Sir没给豆豆爸爸开口的机会，直接说道：“你这样做的话，有没有考虑过你孩子会怎么想？你想让豆豆觉得自己是可以被交易的物品？”

豆豆爸爸没答话。王Sir又说道：“如果你执意调解，要拿这钱，我没权利阻拦，你也可以骗你的孩子说对方已经被法律制裁了，我都没意见，你怎么圆谎，我们不管，但我希望你自己去好好想想。我再说难听点，如果孩子意外得知了真相，是不是会留下一个金钱可以换取肉体、或者说可以换取尊严的概念？她是被换的那个。”

豆豆爸爸坐在派出所大门口的台阶上想了良久，久到陈老板多次要求再次调解，久到王Sir已经放弃。当时，我感受到有什么好像在无形之中交战，后来想想，那应该是豆豆爸爸因为现实的利益和女儿的尊严，内心在疯狂碰撞。

坐到下午2点，豆豆爸爸迈着坚定的步伐起身了，跟王Sir说，他想清楚了，绝不调解，钱总能再挣。

我能感到，王Sir肉眼不可查地松了口气。

之后，案件彻底走上正轨，陈老板先是撕下了伪善的嘴脸，满身敌意地看着王Sir，再是惧怕、惶恐，最终因为案件涉及猥亵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属于性质恶劣，陈老板被顶格处罚，拘留15天。

出来后，陈老板一头茂密的长发变成了平头，常低着头走路，店铺门口挂上了转让的牌子，人也经常不在店里。我们去时，他妻子在看店，说他背个包到处走，但转让挂了一段时间，店铺还是没换主人。这都是后话。

王Sir的这次雷霆出击，我们内部其实也都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仅从结果和利益来分析，5000块，豆豆爸爸可以带着女儿去游乐园玩一天，买几身漂亮衣服，吃豪华大餐，或者给女儿买台学习机等；也有人背地里说王Sir道德绑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让豆豆爸爸放弃了这笔钱。

王Sir不可避免地听到了这些议论，表面上依旧雷厉风行，暗地里很多次偷偷抽闷烟。我找机会跟他也聊过，王Sir说：“当时就没想过那么多。”

之后，豆豆爸爸给王Sir送来了一面锦旗，合照时，豆豆爸爸脸上洋溢着笑容，王Sir表情坚毅、站姿挺拔。听了这么多天风言风语，我觉得王Sir的内心恐怕并非表面这样淡定，那天，王Sir将锦旗挂在办公室后，就默默离开了。

我没有问过背地里的冰冷嘲讽是否会让王Sir有所动摇，我怕我失望，我怕看到一个警察的血冷下去。几年后的今天，我记录下这个案子，王Sir说最开始听到风言风语时，也曾经自我怀疑。那只荒漠上的骆驼，虽摇摇欲坠，但还没倒下。

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淋过雨就要把别人的伞折断；另一种人，自己淋过雨，知道淋雨的难过，就会想方设法不让别人淋雨。王Sir正是后者。

5

我本已经打算一辈子投身公安事业，却在两个案件后产生了动摇。

一件是划车案，报警人说他停车时，曾跟一个人肉占车位的女人发生过口头纠纷。那段时间图侦（图像侦查）大队案子堆满，这种治安案件只能由派出所出警力看内部监控，或者去物业调停车场监控。看监控是一个很心累的工作，眼睛瞪得大大的，只为找到作案的那一瞬间。我从下午2点看到凌晨1点，锁定了4个嫌疑人，反复观看，再结合附近其它监控探头，终于确认了作案人。

当晚8点左右，那女人换完衣服去吃饭，晚11点从饭店出来，都快走回家了，又折返回去。在监控画面里，被划车辆是副驾朝着镜头，而女人转去报警人车辆的主驾位置，停了几秒后才离开。

在单位里，赵哥日常专门负责出警，办案民警会另有其他几组人。报告给赵哥后，他直接下令传唤。作案人被带回警局后，我和齐哥搭班讯问，他问话，我打字记录。齐哥快退休了，每天都笑呵呵，皮肤非常好，面如冠玉，年轻时，这张脸恐怕能引起不少老少妇女的青眼。

前面的常规问话，女人对答如流，对于案件，咬死说不知情。我连续追问了3个问题后，她哑火了——我问你回去干什么，她说钥匙丢了；我说你去吃饭的路上，走的是右边的人行道，回来却走的停车场的车道，你走人行道，钥匙怎么会丢在停车场；你说你找钥匙，可监控上你直奔目的地，根本没有头左右摆动找东西的痕迹，停车场那么黑，你也没有打手电筒或者打开手机闪光灯，你找什么？

但没等我打字记到笔录里，齐哥就说：“行了，下一个问题”。他再次问女人对案子知不知情，女子仍说不知情。最后，齐哥问女人以上说的是否属实，女子说属实。女人签字按手印完毕，齐哥就放人了。

我震惊地看着齐哥，齐哥视而不见，让女人出去补程序走人。我不忿，劈里啪啦地拿着自己的东西也出了审讯室，怒气冲冲地把东西往办公桌上一摔。赵哥问怎么了，我如实以告。赵哥和稀泥说，齐哥快退休了，一点事都不想揽啊……然后没了。

最终，报警人的车定损后，大概损失在500块，由保险理赔，但我受不了一个违法行为人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离开了审讯室。

这次事了后，我一直暗地里称呼自己怂货，没有再去做过一个案子的笔录。当时我没有掀翻桌子的勇气，后来无数个夜里，我都会想起那个报警人。我只能用拒绝做笔录这样幼稚的方式来发出自己无声的呐喊。

一天夜里，我们和交警队联合执法，一辆SUV缓缓驶来，车窗降下后，副驾躺着一个半醉的人，司机吹完酒精测试仪后无异常。交警的活干完了，去了下一辆车，我依法要求他俩出示身份证进行人员核查，副驾的人来了句：“我是XX派出所的，我姓李。”

巧了，他说的正是我们单位。当时我人没认全，就算认全，我也最讨厌这种人，出示个身份证几分钟的事，非要在那耍特权。我一点面子没给：“那也出示一下。”

姓李的民警瞥了我一眼，好像刻意把我记在了脑子里，随后出示了身份证。

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怂过一次了，不会有第二次了。不过，直到我离开，也并没有等到任何报复，可能他也是自觉理亏。

往后，内部招考开始了。我因长期作息不规律，体能差点没过，擦着及格线上的岸。但从此，我就是带编制的了，而下一步，就是成为一名人民警察。那时，我真的以为自己看清了前路。

两个月后，另一件决定性的事情来了。

辖区内有个九年一贯制学校，我们日常也有护送学生安全上下学的工作。2019年，某省发生了校园恶性案件，一时间，全国上下都要求重视学生安全问题。我们也按照上级指示，对学校周边容易出现学生聚集的场所进行清查。

辖区内一家音乐餐吧，藏在学校几百米外的美食街后排的最角落，挂着一个花里胡哨的大牌子。店铺由一家人共同经营，一对30岁上下的夫妻，还有一位头发银白的老爷子。店铺上下两层，一楼储物、接待客人、调酒，二楼则是用餐和听歌的地方。店内防噪措施做得不好，歌手或者顾客上去唱歌时，声音会穿破屋顶吵到身后居民楼的居民，干扰周边商铺的正常经营，平常我们也没少出他家的警。

当天，我们巡逻到音乐餐吧，发现有4个初中生在里面坐着，桌面上干干净净，桌下香烟瓜子皮。我们跟老板打招呼说，尽量不要接待初中生，老板满口称是。

讽刺的是，第二天就有人报警，说那家音乐餐吧里有初中生打架。一个男生用啤酒瓶擦过了另一个男生的鼻子，万幸没砸实，不然鼻梁非塌了不可。我们叫家长，通知学校老师，当时我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

但一段时间后，这家店故态复萌。最后一次出警，我们的车刚在楼底下停稳，我就看到一个人上楼，我拍了一下旁边警校来实习的学生。他带着执法仪飞奔上楼，我们紧随其后。进去以后，我让一个同事留在店门口，将等会下楼的所有学生都登记清楚，几年级、哪个班的。

上楼后，老把戏，桌子上干干净净，地上烟头酒瓶瓜子皮，几个学生坐得直直地在打王者荣耀。学生没打架，没家长在的话，我们也不能询问，只能登记一下，考虑后续要不要通知老师——毕竟未成年动手没轻没重，非常容易出刑事案件。

登记完毕，好玩的来了。我们出门坐上车准备离开，女老板却追出来了，手里拿着手机，横屏，我猜是在录像，同事猜是在微信视频。我本以为是个小插曲，却在半小时后接到了某位领导的电话。领导说，上面一个领导给他打招呼了，说有人投诉，让我们没事不要去那家音乐餐吧，影响人家做生意。

如遭雷击。

夜里，我和大海、老马，还有警校的实习生待在外面抽烟，良久无语。按规定清查的是我们，被说影响人家生意的也是我们，最好笑的是，卖给未成年人酒水确实违法，但却不归公安管。到头来，不占理的真是我们，我们手伸太长了。

老马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没事，我们的责任尽到了。人家不说了嘛，没事别去，那有事再去呗，而且这是领导不让去的，后面真出事了，也跟我们没关系。”

我无精打采地“嗯”了声，没了心气。

我若是吃拿卡要、恶意刁难被举报投诉也就罢了，但我们正儿八经地在执行通知，从开始到最后，连店里的椅子都没坐过一次、水都没喝一口。至于影响生意，我没法否认，警察上门不可能不引人注目，但我想不通的是，那些学生能让老板多挣多少钱？他为什么要执着于这桩生意？

这事算是我职业生涯里最大的不服气。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在纠结，是无视眼里这粒沙子继续工作，还是再次奔向一个未知的未来。

6

有时也会遇到乌龙事件。

一天，某栋楼上有人报警称自己楼下违规在周日装修。我上门劝阻，一位大爷开的门。说实话，老年人真的是执法“鬼见愁”，我愣了一下，开始讲法条。

法条讲完，大爷看着我来了句：“是，小伙子，我认识你们分局副局长。”

我一听这话，火气直接上来了，不顾礼貌打断了他：“您别跟我提什么局长、副局长，您就是认识公安厅厅长也没用，违法就是违法了。”

大爷一愣：“不是，我是说我认识你们副局长，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我现在让人停了，你这小伙子，咋脾气这么大。”

我：“……”

没过多久，遇上了疫情。突如其来的封城，我们辖区第一次抗疫，单位一半人被分到社区帮助社区工作人员服务居民，一半人留在岗位上。当时，我因为要兼顾内勤工作，没能去社区服务，也算是个小小的遗憾。

日出我见过，但坐在高架桥上看日出却是第一次。疫情期间生活枯燥、劳累，昼夜温差大，白天短袖晚上长袖，在高架桥上守着，碰到执勤回来的武警，我们会彼此敬个礼。去社区的同事们也不轻松，顶着大太阳上楼测温送菜扔垃圾，晚上只能支个床睡在楼道里。但没人敢抱怨，要说苦，最苦的是待在家里断了收入的老百姓。

疫情期间，我还举报了一个指导组的领导。

一天正巡逻着，我远远看到路中间停了一辆白车，一个中年男子大包小包地往车上提东西，主驾驶还坐着一个人。我随即上前盘查，弯腰敲窗时，瞄到了对方车窗上贴着的“B区疫情指导组”，但我装作没看到，开口问道：“您好，哪个单位的？”

对方降下车窗，不耐烦地指了指车窗，不说话。

我再看了眼牌子，我们辖区在A区，当时并没有接到通知说能跨区“互相指导”。很明显，他是公车私用。

对方持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皱了皱眉头，继续开口：“例行盘查，麻烦你出示证件以及说明来这里的原因。”

“你就填‘B区疫情指导组’。”

他一句话，我彻底炸了，为什么总有人仗着身份做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事？我正犹豫要不要呼叫支援，对方却已收拾完毕，一脚油门走了。我死死地盯着他们的车牌号，盘算要不要把事情搞大。之后的几小时，这两人不屑的样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放。

明明违规的是他们，我只是在完成本职工作。我可以不顾虑工作，反正早生了离开的心，我只在乎是否会因为我的举报，连累领导和同事们。我发疯似地问自己：是不是太小气，是不是不懂什么叫圆滑、什么叫眼色。但怎么问，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世道不该是这样的。你喜欢仗着手里的权力耍横，但我不忍着你，岁数大的同志们顾忌工作、顾忌前途，我不在乎。

半小时后，纪委的网站上多了一个实名举报。

后来，纪委的同志打电话了解情况，我表明了我唯一的顾虑，不要连累我身边的人。纪委的同志笑说，你的工作性质更不应该怕才对，如果他敢以任何非合规方式报复你，请你联系我。

过了一天半，纪委通知了对方的处理结果：降职，取消年度评优等资格。我想自己可能断了一个人几年内的晋升之路，甚至更严重。我和纪委的同志彼此道谢，他们谢我提供线索惩罚了不遵纪守法的公职人员，我谢他们公正无私。

但2020年的夏天，我却更迷茫了。幸好，之后的日子也确实没有见到任何报复的影子。

不久后疫情暂缓，一个热心大哥将一大筐金钱橘偷偷放在单位门口，敲门就走，我们愣是查了车牌才找到他，给他打电话表示感谢。

对方的回答也很暖心：“你们才是最辛苦的，一箱橘子不要跟大哥客气。”

我一直觉得第一次疫情的时候是最温暖的，大家在尽全力配合国家，抱团取暖，互相体谅。但我仍放不下辞职的心，越发地想离开这个体制，因为我看到很多体制里无法改变的恶循环——许多不在管辖范围却依旧要出的警，齐哥那样“不作为”的人，仗着身份公然耍特权的人，提不上去的口碑，堆积如山却没有停下来的一天的案子，办案热情不高，能劝则劝、和稀泥……

可这怪不了某个具体的人，绝非一人之力就可以改变。

7

我陷入了强烈的精神内耗，没法跟自己和解。终于，我跟赵哥提了辞职。

赵哥语重心长地挽留我，说如果我还是工作第一年，他不会留我，但现在，这已经是我这个学历理论上能找到最合适也是最好的工作，说出去也是事业编。我没跟赵哥说实话，说不出口，我对体制内的部分人很失望。所以两个理由，我只说了一个，我说自己还年轻想出去看看，说不定，一段时间后，我就认清现实回来了。

领导看我态度坚决，没多挽留。在辞职难如登天的公安队伍，我很快地走了。走的那天，签字、还装备，末了，到所长办公室交《离职表》，所长说：“感谢你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的一份贡献，祝你以后的路走得顺畅。”

离开后，我陷入了短暂的迷茫期，尝试过视频剪辑、写小说，但都不稳定。一度想回去工作，但想起正在恶性循环的大圈，就不想再跳进去了。

某天夜里，突然看到一句话：“你最想做什么？就此刻，立马去。”

西北内陆的孩子，可能最向往的就是大海。我要去看海，这个念头萌生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以最快的速度查了攻略，直奔惠州。近48小时的火车，从西北的戈壁滩一路向南，沿途慢慢变绿。

夜晚的惠州站（作者供图）

做核酸出站，我奔向了到惠州后的第一程——黄金海岸。跟出租车司机聊天时，他告诉我，黄金海岸被人工干预得太厉害，失去了大海的味道，他推荐我去双月湾，那是真正的海。

双月湾真的很大，看不到边际，热热的海风，岸边能看到远处出海的渔船。我感到一丝释怀，一种夙愿得偿的释怀。

之后的日子里，我觉得跟人打交道太累，想去跟狗打交道，于是去了一家宠物乐园。那里很治愈，可惜老板嘴里没实话，工作时间说朝十晚六，但实际每天是朝八晚十，干了3天，我恋恋不舍地离开可爱的狗子们。

之后去戈壁滩的发电厂当工人，浑身是灰，看星星时，偶遇了一只小猫，再次混成了班长；在嘉峪关待了几个月，在火锅店做过服务员，在快递站打过零工；最后抵达牛肉面的故乡，曾经生活过一年的兰州。

跟同学们聚了聚，回到老家参加姐姐的婚礼。婚礼上，我东拍拍西拍拍，落座后思绪却忽然跑偏，看着平日里对我照顾有加的姐姐站在台上，想她一个从小看不惯弱势群体被欺负的女生，选择了学法律，当了律师，是不是也要有妥协的时候？

几年的派出所生涯，我基本已经戒酒。婚宴上，我喝了点酒，久违的眩晕感让我躺在床上喘粗气，但思绪愈发清晰，我想好好看看、看看这个世界。用5年、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去调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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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警察荣誉》，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我姥姥家在河南，家里有4个孩子，小姨排行老三，1977年生，比我妈小了5岁。

从小到大，我对小姨的印象，就是两个字——漂亮。小姨学习也好，是全村第一个考上中专的，虽然她毕业时已经不包分配了，但她还是凭借自己的学历优势，在深圳找了份不错的工作。而我妈则远嫁到陕西农村，我从出生开始，接触到的就是同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几个同学的妈妈会打扮，但她们和小姨比起来，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小姨的皮肤嫩得像剥了壳的煮鸡蛋，头上挂着副一看就很高档的墨镜，穿着我们村里人见都没见过的时兴衣裳，蹬着双尖头头、亮闪闪的高跟鞋，身上的味道和任何雪花膏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像春天的花香，有的时候像甜滋滋的风。

每次小姨来陕西看我妈的时候，都是我童年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只要她站在我的教室门口，再木讷的同学也忽略不了她的存在。也是因为小姨，我从小就对“鹤立鸡群”这个成语有了直观的体会。小姨就像电视上的明星，女同学们会窃窃私语，议论着她的穿着打扮，男生们个个梗着脖子，眼神却时不时地就飘过去。而这个时候，我就会像一只打了胜仗的公鸡，骄矜又自得，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喊一声“姨”，然后洋洋自得地感受着同学落在我身上灼热的目光——在哒哒哒几声如天籁的高跟鞋声后，不管我的衣服多脏，我都会落到小姨暖烘烘、香喷喷的怀里。

我经常偷偷地想，为什么小姨和我妈长得不像，我妈是单眼皮，小姨却有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我妈个子不高，小姨却瘦高瘦高的。最重要的是，我妈身上总有一股炕的味道，小姨虽然也在家里住，但身上总是一阵淡淡的花香。村里有人说小姨长得像周迅，我觉得不对，我觉得小姨更像《还珠格格》里那个香妃。

只要小姨一来，我的时髦玩意就多了。我吃了人生第一个汉堡包，香得我把手指都唆了个遍。我有了第一辆自行车，红蓝的车身，很高档，我骑着它从村子这头转到那头，胸腔里灌满了喜悦的风。小巧的MP3、全套西游记动画片、粉嫩粉嫩的公主裙……这些东西让我在同村的孩子里当了好长时间的“领袖”，小伙伴羡慕我，有些会跑回家问家里人要，但结果往往都是挨一顿骂。

闲暇时候，村里的八卦婆娘们会在串门的时候问我妈：“丽丽找哈下嫁（婆家）么有？”

我妈嘴上说不管年轻人的事，也轻飘飘地推走了好几个自告奋勇要给小姨说媒的人，但私下，我还是听到她给小姨说：“你这么飘着也不是个事……”

小姨当时二十五六岁吧，正是恣意的年龄，她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结婚。”

我妈叹口气：“女人么，哪能一辈子不结婚。”

我当时还是小姨的跟班，也在一旁附和着：“小姨不结婚我也不结婚！”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婚姻是什么，但我想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小姨那么好看，干嘛非要结婚呢？可大人们都不这么想，我经常听到姥姥给我妈打电话，让她劝说小姨，慢慢地，小姨来我家的次数从一年两三次，变成了一年一次，再变成一年到头都见不上一次。

我有时候会问我妈：“小姨咋不来了。”

她擀着面，头也不抬：“大人都有事呢，谁和你们娃娃一样，啥都不操心。”

我不依不饶：“那我们去深圳找小姨。”

我妈翻了我一眼：“你以为用嘴去找呢？”

我本来还想反驳几句，车费贵，那小姨不也经常来看我们？但看到妈妈已经洗得看不出颜色的围裙，我还是硬生生地把话憋了回去。

等我弟弟出生了，我爸咬咬牙在城里买了房子。我忙着结交新朋友，妈妈面对整夜哭个不停的弟弟，脾气变得更加急躁。但她和小姨的联系却从未断过，不管多忙，隔三差五，我总能看到她用肩膀夹着电话，手里忙着活，嘴却没停过，从我考试考差了到弟弟会走路叫人了，从最近天气冷我爸生意变好了到姥姥腰椎病犯了，她和小姨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有时候，我会听到我妈压低声音说：“你别管我，你过好自己日子就行了，姐有钱。”有时候不知道小姨说了什么，惹得我妈放声大笑——我很少见她这么开心，也是因为这样，每次和弟弟打架，她说“生个弟弟就是为了让你以后有个伴儿”的时候，我都不会犟嘴——妈妈和小姨，不就是伴儿吗？

2

童年的日子过得飞快，就在我快把小姨抛在脑后的时候，小姨却带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来了。

那天，我妈破天荒地去外面提了几个菜，把平时舍不得用的漂亮盘子都拿了出来，在茶几上摆满了水果。已经上了初中的我，自然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小姨的男朋友。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他，我讨厌他把筷子在卫生纸上擦好几遍，我讨厌他吃不惯辣、不停喝水的样子，我讨厌他白皙的皮肤，讨厌他戴着副厚厚的眼镜，讨厌他口音奇怪的普通话……

奈何小姨喜欢。即便晚上那个叫华荣的男人不愿意住在家里、要去外面住宾馆，小姨还是对我妈宣布：“华荣人挺好的，下个月我就跟他去杭州了。”

我觉得我妈也不太喜欢这个男人，可她也没有阻拦，毕竟小姨已经33岁了。姥姥姥爷因为小姨的事时常打来电话，亲戚的闲言碎语也让人招架不住。好不容易带了个男朋友来，还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虽说幼年丧母，但换个角度想，也免去了结婚后麻烦的婆媳关系。一个农村出生的女孩能嫁到大城市去，即便这个男人有些矫情，有点缺点，也不是不能忍受。在所有人眼里，小姨的年龄已经不允许大家再拿着放大镜去审视和考察这个男人了，只要能结婚，安顿下来就行。

顺理成章地，小姨的婚礼定在了同年国庆。说是婚礼，其实是凑了几桌人吃了顿饭。姥姥姥爷怕来回车费开销大，只托妈妈带了一条大红色的棉床单，权当陪嫁。小舅刚定了工作，正疲于应付单位的事。娘家人只去了大舅、我和我妈，连一桌都没凑齐。

婚礼现场，小姨穿了件大红的裙子，在一群说着吴侬软语的人中间显得格格不入，从小姨上台到敬酒，我妈的眼泪都没止住，与喜庆的人群形成了巨大反差。大舅虽然没哭，但小姨敬酒敬过来让大家吃好喝好的时候，他开玩笑的声音有些哽咽：“杭州的饭忒难吃了，哪及咱河南菜。”一句话惹得小姨也红了眼睛。

返程的路上，我妈靠着窗，半天都不说话。大舅严肃地对我说：“你（将来）可不许远嫁！”想起婚宴上白兮兮的米饭，我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才不嫁，我就在陕西！”我妈这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回去的路远得看不到边，我睡了几觉醒来还没到家。我心里升起一阵悲凉的感觉：完蛋了，我怕是再难见到小姨了。

我上初三的时候，家里的电话得一两天就要响一次。起初，我妈会耐着性子，听完华荣的控诉后，给小姨把电话拨过去，劝说婚姻不易，要多包容对方。但电话响起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妈越来越不耐烦，好几次我听到她咬牙切齿：“你是男人，怎么连这点儿肚量都没有？”

有时候我妈烦了，不接座机，于是隔上几秒，她的手机就会开始叫。如果我妈连手机都不接，那遭殃的就是姥姥姥爷了。因为不管什么时间，只要华荣觉得受了委屈，就会迫切地找人倾诉，即使都是些芝麻大点的小事——比如他会为了一毛钱去和摊贩理论半天，但粗线条的小姨就受不了一个大男人到处“挑事”，华荣说小姨“假清高”，小姨说华荣“真窝囊”；又比如小姨下班后没有准点回来，华荣就会不停地念叨，念叨到小姨忍无可忍发了火，两人大吵一架。只要小姨不低头认错，他就会给她身边的人打电话，给她同事打，给我妈打，给我姥姥姥爷打……甚至连我妈远在河南的姑姑都接到过华荣的电话。

两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闹得家里鸡犬不宁，气得小姨结婚第二年过年就逃回了河南老家。本以为只是小两口闹别扭，冷静几天就会过去。没承想，华荣竟跟着小姨来到了河南。不知道他在小姨的手机上安装了什么跟踪器，他精准地找到了小姨住的地方，结结实实地把我们堵在了宾馆门口。

一上来，华荣就抢小姨的包，说要带小姨回去。两人僵持不下，华荣竟如泼妇般，扯着嗓子开始当众控诉小姨的“种种罪行”。姥姥姥爷在场，小姨的脸涨得通红，华荣像一只洋洋自得的公鸡，一脸胜券在握的表情。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拖着小姨要走，下一秒，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大舅就冲了上去，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姥姥姥爷忙着上去拉架，华荣则掏出手机要报警。那是大舅第一次被警局带走，也是小姨第一次妥协。不知道他们晚上商量了什么，第二天，小姨就跟着华荣回杭州了。临走前，大舅恶狠狠地对华荣说：“你再敢对我妹妹不好，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就这样让偏执的华荣一言不发地带走小姨，家里人都觉得憋屈。

大舅气愤地说：“华荣不是个东西，要不是你们拦着，我非要再给他几拳不行。”

我妈叹着气：“也不知道这两人咋回事，当初好得前脚黏后脚，这才结婚多长时间，就闹成这样。”

姥姥姥爷则在一旁数落大舅太冲动、做事情不顾后果。

好在小姨回去后，情绪似乎好了一些，大家这才终于放下心来。

3

我妈说，小姨是因为太缺爱了，所以才会和华荣结婚。

姥姥姥爷是典型重男轻女的长辈，他们当年整天早出晚归，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小姨和小舅都是我妈一手带大的。小时候，姥爷会当着我妈和小姨的面，把唯一的白面馍馍给大舅吃。城里偶有的新鲜玩意，也是大舅不要的、玩腻的，才轮得到她们摸。再加上下面还有个小弟，“疼大的，爱小的，中间夹个受气的”，我妈和小姨，一直都是家里看不见的角色。

缺乏父母的关注，小姨就拼命学习，拼命证明自己，看起来强势，实则内心很脆弱。华荣人虽执拗，但特别会照顾人。谈恋爱时，他会在小姨走累的时候把她的鞋脱掉，给她按摩脚。他会在出门的时候，把行李箱备得妥妥帖帖，家务活做得细致，角角落落都一尘不染……华荣的细心和小姨的大大咧咧正好互补，这才让小姨忽略了他家庭不幸、性格扭曲的事实，一头扎了进去。

但婚姻不合适就是不合适，眼看过完年没几天，华荣又开始轮番电话轰炸大家——这次“控诉”的是，小姨不给他钱花。

华荣幼年丧母，而且他妈生他的时候已经四十来岁了。家里如此艰难才得来唯一一个男孩，自然溺爱得严重。成年后，每一份工作他都干不长，不是和同事们合不来，就是和领导吵架。和小姨结婚快两年，他上班的日子加起来还不超过三个月。小姨说他两句，他就会暴躁，嚷嚷着说小姨不理解他，和外人合起来欺负他。

看着天天窝在家里、怨气冲天的华荣，小姨难免会暴躁。每每这会儿，华荣就会指着小姨跳脚：“这是我爸的房子，我的钱就当是房租费了！”而且他问小姨拿钱的时候理直气壮：“咱俩都结婚了，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总之，不管小姨说什么，华荣总能找到理由，然后顶回去一百句。

忍无可忍的小姨想离婚，可除了我妈，所有人都在劝她算了。姥姥姥爷态度最坚决：“你当结婚是开玩笑呢？说结就结说离就离，你看村里有一个离婚的没有？这么大人了，让人笑话死！”

华荣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也宽慰小姨：“我知道是我儿子不争气，你放心，家里的开支我来管。”

亲戚们更是轮番劝说：

“男人么，找谁都一样，只要他没啥大毛病，忍忍就过去了。”

“女人离婚就不值钱了，找第二个说不定还不如第一个。”

“你年龄都这么大了，连个娃都没有，一拖两拖的，耽误的是自己。”

……

我妈想支持小姨，却被姥姥骂了个狗血喷头：“你以为你是帮你妹子，你是害你妹子！丽丽都多大了！舌头和牙都磕碰呢，两口子哪有不生气的！”

连大舅都嗫嚅地劝说：“华荣虽然不是个好玩意儿，但丽丽有时候也脾气急，让两个人再磨合磨合。”

现在回过头想想，人的命运其实是由一件件小事互相推进、串联而成的，小姨的悲剧，也许从这刻就已经注定了。

闹离婚没几个月，小姨就怀孕了。我妈气得骂她没脑子：“两个人的时候都闹得不可开交，再有个孩子，这日子该咋过！”

可小姨当时幻想着，有个孩子的话，华荣就会多一些责任心，会出去找活干，两个人的矛盾也许就解决了。不知道是不忍心还是也抱着一丝幻想，我妈终究是闭嘴了。

我高二那年，小姨的女儿妍妍出生了。姥姥姥爷还是因着车费贵没去杭州，只托我妈捎去了几件小孩的衣裳。大舅新开了店，脱不开身，给了我妈几百块钱，让转交给小姨。我妈一个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辗转到了杭州，她说见到小姨的第一眼，她就想转身给华荣两个耳光——当时小姨穿着件不合身的男士睡衣，顶着两个黑眼圈，正蓬头垢面地哄着孩子睡觉，华荣还在一旁滔滔不绝地炫耀自己会过日子，说家里的睡衣小姨胖了之后都穿不上了，他翻到一件自己以前的睡衣，没想到正合适。

小姨没有婆婆，华荣的两个姐姐。一个姐姐因为生意做得好，华荣嫌她没有帮衬自己，不停举报姐姐公司，姐夫忍无可忍，和华荣大打出手了一场后断了联系；另一个姐姐生孩子时手头拮据，问父亲借了点钱，被华荣知道后，跑去人家里大闹了一场，也断了来往。小姨婚后和公公住在一起，虽然公公每月有几千元退休金，但毕竟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了，在生活上根本照顾不了小姨。

所以当那天下午，即便不熟悉杭州，我妈还是咬着牙，硬是找到了一家服装店，给小姨买了几件合身的衣裳。

不知道那几天对我妈心理打击到底有多大，后来每每说起小姨的事，她都会流眼泪：“你小姨真命苦，到杭州去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幸好，孩子给了小姨莫大的心理慰藉，她和华荣也短暂缓和了关系。

4

我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小姨抱着妍妍来我家了。妍妍当时只有一岁多，胖乎乎的，像个粉嫩的肉团子。我妈对她宠爱有加，虽然有时候会撇着嘴说：“长得和她爸太像了，你看这眉眼，哪像咱家人的样子。”妍妍好似听懂了我妈的话，肉嘟嘟的小手揽着我妈的脖子，吧唧就是一口，我妈马上就喜笑颜开了：“这聪明劲还是随了你妈。”

不知道是不是孩子吸收了母亲的能量，我觉得小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她以前又白又亮的脸，这时像是蒙了一层灰，和路上的中年妇女没什么区别。虽然她还是瘦，但现在是干瘦。变化最大的是她的眼睛，以前是杏仁眼，眼球是黑色的，水汪汪的，现在眼角耷拉了下来，眼球成了浑浊的褐黄色，衬着整张脸都是麻木和疲惫。

小姨也开始会在街上用大嗓门讨价还价了，会为了省钱抱着在玩具摊前哇哇大哭的女儿扭头就走，对漂亮的衣服视而不见。她全身上下唯一的装饰，就是挂在脖子上的手机绳。她身上淡淡的花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奶渍味。

我为小姨的变化暗暗震惊，可小姨和我妈却似乎习以为常。我想着这大概是同为母亲后的心照不宣，也许她们从怀孕的那一刻，就做好了牺牲自我的准备。身边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这就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宿命。

结婚真可怕——我脑海中第一次冒出这个念头。

夏天结束后，我去了西安念大学，新鲜的事像潮水一样涌来，很快就将我对小姨仅存的挂念淹得不见踪影。但每次和我妈通电话，我总会得到一些小姨的最新资讯。

“你姨换工作了，涨了一千块钱。”

“妍妍上小学了，还当了班长呢！”

“华荣这狗东西，几年了都不上班，我看他是精神有问题了。”

提到华荣，我妈就气得咬牙切齿。本以为有了孩子后，他会有担当一些，好歹找个活干，没想到，他出去试了几份工作，又和人家闹了事，从此就钻在家里什么都不干，靠小姨的工资和他爸的退休金过活。

养家的压力压在了小姨一个人的肩上，她不停地跳槽，最多的时候一天打三份工。可等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后，华荣又开始找茬了，有时候嫌她工资没有上交，叫嚣着要把她赶出去住，有时候嫌她给妍妍报了辅导班，心疼这钱没必要花。更多的时候，华荣就是无名的火，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他的借口。

两个人几天就要大吵一架，后来，卷宗里写着，光杭州的警察，就去她家调解了十几次。

我妈劝小姨：“你别气坏了自己，等妍妍上了大学，你就跟着走，看华荣还能咋蹦跶。”

小姨嘴上应着，可好几次还是被华荣气得崩溃大哭。妍妍和同学闹了点小矛盾，华荣就能在学校门口和对方家长大吵特吵，吵到妍妍哭着求他：“爸爸，是我错了，我们回家吧，求求你了。”小姨不给他钱，他就能堵到小姨的公司门口，毫无顾忌地当街对峙，引得小姨同事们都来围观，直到小姨妥协说软话他才作罢。因为小姨和他的亲姐有些联系，他便认定小姨和自己不是一条心，找来记者要曝光姐姐公司采用了不合规材料……

我妈时常震惊于这个妹夫的脑回路，她思前想后也理解不了这种人的心理，每次安慰完小姨后，都会恨铁不成钢地骂她：“你眼睛当初咋长的？”可挂完电话，她又会自责：“都怪我对丽丽关心得少，我当时要是留在河南，她也不会跑去深圳。”

我妈说，小姨当年本来是想留在河南找工作的，是因为自己远嫁到了陕西，加上亲戚间的琐事太多，姥姥姥爷又对小姨疏于关心，小姨这才生了去外面打拼几年的想法。

5

我大四的时候，我妈的电话又开始响得频繁了。

华荣在又一次要钱无果后，勒令小姨搬出去。这一次，小姨毅然决然带着妍妍去外面租了房子。这下华荣慌了，开始故技重施，给小姨的亲人轮番打电话轰炸。

姥姥姥爷还是老样子，怕让人看了笑话，劝小姨赶紧搬回去。华荣的父亲见小姨态度坚决，大概也因为理亏，并未劝小姨搬回家，只是隔三差五偷偷给小姨打些钱。

我妈在听到小姨崩溃大哭、说自己不想活了后，坚定地支持小姨离婚。可这条路困难重——好几个律师都说接不了小姨的案子，细问才知道，是华荣天天堵在人家律所门口闹事，人家不想惹祸上身。

华荣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疯子，把小姨身边所有人都骚扰了个遍。他笃定小姨最终会怕牵连身边的人，而像以前一样乖乖妥协。

可他不知道，小姨这次彻底下定决心了。这个决心大概就是从他不小心被小姨扔出的书砸到、然后不顾哇哇大哭的孩子执意报警时开始下定的。明明是小姨的无心之举，华荣却拿起手机不停地拍照，当着警察和孩子的面说自己受到了家庭暴力，一定要开具一张伤情鉴定证明。小姨本以为这是他一如既往找茬的常规操作，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华荣觉得，如果自己保留了小姨家暴他的证据，真走到离婚分财产的那一步，他就能逼着小姨净身出户。

两人对簿公堂的时候，小姨只要孩子的抚养权，财产就按法律规定的分，而华荣诉求则是房子全权归他所有，且小姨上班多年的存款必须和他一人一半。

如果说一开始，小姨还对她们的婚姻抱了一丝幻想，这次开庭完，她就彻底心灰意冷了。没有歇斯底里，甚至也没有哭，小姨告诉我妈，她从一开始就错了。她总幻想着，就算华荣不爱她，只要他爱妍妍，她也能忍下去：“可到这时我才明白，华荣谁都不爱，他最爱的只有自己。”

从小到大被父亲和姐姐们无底线地溺爱，让华荣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索取者，他压根不知道如何维系家庭，如何去给予，永远都站在受害者的角色里，指责别人亏待了自己。小姨每天恨不得把自己掰成几瓣去赚钱，可在华荣眼里，却认为她自私——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为什么不每个月都分他一半？而小姨对公公的照顾和付出，却被华荣认为是心机，是为了以后分他爸的房子。这么多年来，小姨为婚姻所做的一切努力，华荣都当她是预谋许久。

我妈知道小姨受的委屈，她比谁都了解小姨的脾气，一旦下定决心，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当姥姥又一次打电话要她劝说小姨别胡闹的时候，我妈第一次对姥姥发了火：“面子，面子！你知道丽丽过的啥日子？你的面子比丽丽的命都重要？”

华荣眼看硬的不行，又开始来软的。他大段大段地给小姨发信息，忏悔自己多年的错误，他还捧着花站在小姨的公司门前要见小姨一面，甚至给小姨手写的信，求小姨看在女儿的份上，回到他身边。

小姨全程没有露面，只是托人告诉他，等他找到工作了再说这些。

大舅也气得骂华荣：“什么东西！这么多年一分钱都没挣，凭什么还要你净身出户？”

妈妈虽然也气，但她有隐约的担心：“你小心着华荣可别干啥坏事了。”

小姨嗤之以鼻：“他能干啥？我又没要他一分钱，他有什么理由干坏事？”

2018年底，法院正式审理了案子。庭审后不久，就要迎新年了，小姨给我妈发了一段视频。视频里的小姨正在文眉，一边已经好了，一边还在敷麻药，她笑着对镜头比耶，样子滑稽又快乐。小姨告诉我妈，等过完年，她就带着妍妍重新找个房子，她要换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等妍妍考上大学，她就过来陕西，和妈妈组团养老……

我妈偷偷把那段视频收藏了起来，好多年了，她都没见小姨笑得那么开心。

爆竹声响起，2019年如约而至，在大家其乐融融团聚的日子里，小姨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2岁。

小姨殒命的起因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感念公公这么多年的照顾，怕老人一个人在家过年孤单，于是初二带着妍妍来给爷爷拜年。没想到华荣知道后，就早早买好了凶器，趁着她收拾碗筷的功夫，砍了她30余刀，直到她倒地没了呼吸，这才收手。

6

小姨的死带给我妈巨大的打击。

大舅说，我妈在殡仪馆哭得晕了过去，即便华荣的姐姐死死拽着我妈不让她细看遗体，我妈还是透过缝隙，看到了小姨头上肩上那蜈蚣一样的刀痕。卷宗上写得很清楚：第一刀砍在了头部，第二刀砍在了肩膀，第三刀……第四刀……

那之后很长的时间，我妈都睡不着觉。她一遍一遍地在脑子里想着小姨遇害前的场景，快要崩溃的时候，我妈就会给我打电话，她在电话那边呜咽得像个孩子，一遍遍地重复：“30多刀啊……那一刀下去，得多疼啊……”

小姨死后的那个月，我妈瘦了14斤。她和大舅每人凑了5万，请了河南最好的律师。面对法官的询问，妈妈只有一个诉求，就是尽快判华荣死刑，民事赔偿她分文不要。这种恨意甚至偶尔会蔓延到妍妍身上——我妈总是尽力克制着，让自己不要去看妍妍那张像极了华容的脸。

处理后事的时候，一家子人围在一起问妍妍要跟哪边，孩子那句“吃不惯陕西的饭”，让我妈一下子情绪激动起来：“你吃不惯？你想想你妈为了你，是怎么在杭州忍了这么多年的！”

所幸，华荣的姐姐提出要收养妍妍，这才免去了对我妈心里的二次折磨。等待律师和法院结果的日子，我妈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她有时候会后悔：“是不是我支持丽丽离婚是错的？”有时候会哭着给姥姥姥爷发脾气：“都怪你们！丽丽到杭州这么多年，你们关心过她没有？去过杭州一次没有？面子面子，什么都比不过你们的面子！”

更多的时候，她是自责。她怪自己为什么把人想得太善良，没有及时想到华荣鱼死网破的可能性。她怪自己没本事，如果法院没有判华荣死刑，她可能没有能力请更好的律师去打官司。她怪自己远嫁来了陕西，这才让妹妹有机会遇到华荣。

我不停地做我妈的心理疏导工作，一遍一遍地告诉她：“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小姨的错，这是概率问题，是小姨不碰巧遇到了一个差劲的人。即使不离婚，对小姨也是一生的折磨。”

“我真恨不得把华荣杀了，我去坐牢。”我妈在电话那头哭得像个孩子。

那一年，对我家所有人来说都是潮湿灰暗的一年。大舅没以前爱笑了，在姥姥姥爷面前，大家刻意不提小姨的名字。姥姥姥爷开始隔三岔五地给我妈打电话，第一次学着如何关心自己忽略了的大女儿。我妈努力打起精神上班赚钱，想着要是法院没判华荣死刑，就花钱继续上诉。

我则因为小姨对婚姻充满了恐惧，甚至连婉拒追求者的话，都要小心翼翼地斟酌再三，生怕对方是个如华荣一样极端难缠的人。我闭上眼睛想起小姨，都是她站在幼儿园门口接我的样子，明艳动人，小时候萦绕在我鼻尖淡淡的香味似乎还能感受得到。十几年的婚姻，就把意气风发的小姨变成了骨灰盒里的一抔灰。即便朋友安慰我，说很多婚姻也是幸福的，但我知道，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因为华荣不停地上诉，一会说自己精神有问题，一会要改自己的供词，导致小姨的案子迟迟没有了结。我妈自学了心理咨询师，尝试着疗愈自己。大舅和姥姥姥爷住在一起，开了第二个店，忙得晕头转向。小舅还是单身，继续在小单位里挣扎生存。我找了份不好不坏的工作，闲了和朋友约着旅旅游。

我们的生活似乎一点一点地步入正轨，但每到过年那几天，妈妈都会一个人待在房间很久很久。

去年清明节，我头一次陪妈妈来杭州看小姨。她带着自己叠的一大包金元宝，跪在地上烧了。那天的风很大，将纸屑卷得满天飞，真像是小姨来收了一样。我带着我妈逛了杭州的景点，为她拍了好多好多照片，我知道，一旦小姨的案子结了，她这辈子都不会再来杭州了。

回去的车上，我妈看着后退的风景，不知道给我说，还是给自己说：“杭州和陕西也没多远啊，早知道后面要来这么多次，以前就多看看你了……”

我别过脸，小心擦拭眼睛蒙上的水汽。火车的桌子被太阳照得金灿灿，暖烘烘的，我趴在上面，像是被小姨又一次拥在了怀里。

后记

如今，小姨的案子终于进入了死刑复核的最后一步，华荣的父亲还蒙在鼓里，以为儿子被判了无期。我妈计划着，案子一旦尘埃落定，就把小姨接回老家，永远告别杭州这个城市。

妍妍被那个有钱的姑姑收养后和我妈很少联系了，小姨本就是她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如今这个纽带不在了。孩子要开始新生活，我妈又有蔓延到华荣家人身上的恨意，也许斩断联系是两个人共同保护自己的方式。

4年过去了，我的记忆选择性地只记住了小姨意气风发、 明艳动人的样子，家里面不再有人提小姨，但我知道，我们的心都因为小姨离开而缺了一块，以后所有阖家团圆的日子，我们都不会再有发自内心的快乐了。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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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你好，之华》（2018），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前两个月，同事跟我抱怨公务员也要降薪了。我笑着说，我们已经很好了，起码不用担心失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中，商铺倒闭、大厂裁员，经济一片萧条，年轻人纷纷回流体制，2023年“国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

在经历了家庭变故、遭受了银行工作的毒打后，我把考上公务员当作我的救赎之路。从2014年研三到2018年，我参加了13次公务员考试，入围面试8次，最后成功上岸。

有人说没有能力的人才去体制内，有能力的都在外闯荡。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两面性，鹪鹩一枝与鹰击长空是每个人权衡事业与生活而做出的选择，无谓好坏优劣。

1

人生前20年，我按部就班地成长、学习。我父母都是80年代的大学生，爸爸在国企工作，妈妈是公务员，我是独生女，幸运地享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所有红利。父母对我的学习要求严格，但我的成绩一直不好，中考没考上重点高中，是他们花钱给我买进去的。期间，父亲下岗之后创业，家庭大不如从前。我第一年高考成绩很差，好在复读那年开了窍，勉强上了二本线，去了省会入读爸爸毕业的大学，成了他的学妹。我大学里逃课、谈恋爱、混社团，从未忧愁过毕业去向，我想着以爸爸的人脉，总能给我安排工作的，就这样一路混到大二。

2009年年初，爸爸确诊暴发性肝炎，因为他的医保不完善，3个月自费了近20万医药费。我思虑自己应该找份工作帮家里减轻压力，但爸爸要我读研，他希望我以后比他强。大四开学，爸爸的病转成了肝癌，年底他弥留之际，我坐在病榻旁一时无措，心里隐隐明白，自己要被迫成长为家里的顶梁柱了。我反复在爸爸耳边说我会努力的，我会照顾好妈妈。

彼时离考研不到一个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难捱的冲刺阶段的。有一天晚上因为想爸爸，我在寝室里哭到凌晨2点半，但想到明天还要早起去图书馆占座位，只好强迫自己睡去。

“一战”总分超过了录取线，可英语单科差了1分。为了满足爸爸的遗愿，也为了撑起这个家，我“二战”考上了家乡省会的研究生。“二战”那年，我一个人找房子、搬家、办借书证，合租室友评价我“很独立”——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说我“独立”，既诧异又苦涩。我不想独立，可我没有办法。

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了四大行的省会分行实习。彼时，银行还是工作稳定、薪资丰厚的代表，大家趋之若鹜，而银行对本地资源的依存度很高，会优先招录本地家境不错的毕业生，我们这些外地人想要进省会分行，基本都要“走后门”。

和我在一个网点实习的女生贝贝，个性单纯开朗，是个很可爱的女生。看到她，我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她爸爸是某市支行行长，对工作，贝贝没有太大积极性，总是想着法儿地摸鱼，还拉我一起。可我远没有她背景深厚，爸爸去世后，人走茶凉，我已经没办法再任性，只能好好工作，以期分去一个好的网点，所以我总是委婉拒绝她。

实习结束后，我的实习鉴定评价是“优秀”，贝贝是“良好”，但这丝毫不影响我被分配到偏远的城投区——一个公认绩效不好的地方，而贝贝则分去了绩效最好的高新区。我觉得不公平，可曾经我也倚仗过家里的金钱和资源，以一般的成绩入读重点高中重点班，这对其他学生就公平吗？虽然我备受打击，但很快接受了现实。

城投支行的书记和几个同事来领我们回去，当时和我一起分配到城投的还有6个应届毕业生，我们加上司机，共11人，派来的2辆车座位捉襟见肘。一个叫李凡的应届毕业生说自己开了车，可以捎几个人，最后，行里两辆大众和李凡的保时捷带着我们一同驶向了城投区。

夜幕降临，车子越开越偏，窗外的景色好不容易从一片荒芜跳到五颜六色的街景，书记赶紧说：“到了，我们支行就在附近，男生宿舍在支行楼上，女生的宿舍离这儿也不远。”说完笑呵呵地转向我：“你是唯一一个外地女生，你的房间是单间。”

我雀跃的心情随着车子驶入一个破旧小区、进到宿舍的一刹那戛然而止。宿舍小区是半个世纪前的福利房，外墙破旧不堪，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红砖，看起来随时有坍圮的危险。我的宿舍在顶楼，里面已经住了2个女生，给我们开门的，是个长发圆脸的女生。

进去之后，我被客厅中间的垃圾堆给震惊了，书记也骇住了，指着垃圾堆问：“你们女生怎么也不好好收拾一下，这像话吗？”那女生颇不服气地说：“上班这么忙，哪有时间收拾。”

书记训斥了一番，就把我交代给她俩。

书记走了，我才有时间环顾宿舍：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装修老旧；客厅壁橱破了好几个洞，室友说房间里经常有老鼠窜，可能鼠窝就在壁橱后面；厨房一片狼藉，宛如装修现场，室友指着天花板的洞说经常掉石灰，要我小心点；厕所的木门摇摇欲坠，灯坏了，现下还没修好。

我的房间是带阳台的主卧，墙面斑驳，天花板有裂缝，用大透明胶草草贴了下，卧室正中间是一张旧席梦思，加一张四方折叠桌、一把椅子。当天没来得及购置床上用品，她俩让我暂住她俩的次卧。进入房间，我再次被冲击到——小房间里摆了两张上下铺，她俩睡下铺，东西放上铺，地板上散落着鞋和牛奶盒。我小心翼翼地跨过众多障碍物，好容易找凳子坐下，问她俩为什么不住主卧，室友们说，主卧门紧靠着客厅壁橱，她俩怕老鼠，而且主卧也没有空调，“宿舍能睡觉就行，乱就乱点”。

我觉得这话满有道理，随即安慰自己——起码宿舍是免费的，每月能省小1000块。

可到了夜里，我躺在上铺，失落还是像潮水般涌来——索罗斯那些“金融大鳄”叱咤资本市场，而我的第一份工作却要在城乡结合部展开。木板床硌得我辗转反侧，我悻悻地想，不知道大鳄们有没有像我一般睡过满地狼藉的房间。

第二天去行里报到后，我叫上朋友陪我去采购生活用品，溜达了一圈，发现昨晚坐车经过的街道可能是城投区最繁华的一条路了。

朋友一路打量着行人，末了对我说：“这里可能治安不太好，街上有好几个人一看就是吸毒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我想回家了。”

他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你当初好好复习考上公务员多好。”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一边准备秋招，一边参加了国考、家乡省考、B省省考、C市市考，那时候的竞争远没有现在这么激烈，我入围了家乡省考和C市市考的面试，可我当时心大，面试前还在马来西亚和闺蜜毕业旅行，一回国就匆匆参加了省考面试，结果可想而知。朋友之前考上了政法干警，后来一路从市里考进省里的事业单位，我紧随其后的市考面试，他还帮我突击培训了一周，但我笔试仅排名第三，最终折戟。那时，我对银行的工作还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豪迈地拍着朋友肩膀说：“过几年，你就等着叫我行长吧。”

我买了书桌和墙纸，一番捯饬，让宿舍的主卧初步达到了人居标准。从宿舍步行5分钟就能到支行，行里提供早中餐。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银行生涯。

2

第一天上班，我就认出一个校友——小秋。我们同年入学，她是两年制专硕，我是三年制学硕，所以她比我早1年入行。我们在学校是只知道彼此名字的存在，如今以同事身份相见，多了分亲切，我和她很快熟络起来。

一起被分到柜台的傅斌，长得白白胖胖，他从师范院校研究生毕业，我们都喊他“傅老师”。

我和傅老师的到来解放了慧姐——她坐柜台好几年了，如今终于可以“出柜”了。我和傅老师坐在慧姐身后“跟柜”学习，看见慧姐不用看键盘，手指翻飞就录入了客户19位数的银行卡号，我悄声对傅老师说：“我觉得坐柜台也挺好玩的。”慧姐听见了，看了我一眼：“1年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每天从早上8点20分开始，我们要进行晨会、接钞、领包、点库、调拨等工作，9点准时开门营业。网点人流量多、业务量大，每天上班像打仗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叫号，柜台有规定的服务话术，要考评服务、业务差错率和客户等待时间这3个基础指标，有些复杂的业务需要主管授权以及手工登记，稍一疏忽就会被审核中心“下差错”，有差错就要扣款、扣分，扣分达到一定数值，要再去培训学习。中午柜员们轮流吃饭，经常会出现客户太多、我们下午1、2点才吃上午饭的情况。吃完饭也没有午休，接着叫号办业务。等到下午5点网点关门后，我们要点库、结账、对账。下班后，还要时不时进行新业务培训，通常都要学习到晚上9、10点。

每天坐7个多小时的柜台，平均办理100笔以上的业务。为了尽量减少差错，我得始终保持高度紧绷的状态，但前期还是会出现少凭证、短款等意外。但这些只是精神和肉体上的疲惫，最让我难受的是不被客户理解和尊重，客户等的时间长了会抱怨，个别素质差的直接指着我们骂脏话，甚至有些客户看到我们离柜去喝水，也会隔着玻璃骂骂咧咧：“业务都没办完，你有什么资格喝水。”一开始，我们还会解释，但收效甚微，次数一多，我也成了“聋的传人”。

安主任负责排班，她以人手不够为由，要求大家“做六休一”，而我们这些新人总被排在工作日休息、休息日工作，偶尔市行要求支行派人学习，行里就打电话让当天休息的柜员去。时间一长，我遂养成了在休息那天关机的好习惯，傅老师就比较惨，他的宿舍就在支行楼上，领导找不到别人，就去他宿舍敲门，气得他一到休息那天就去楼盘看房，打算尽快买房从宿舍搬走。

安主任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事业型的女强人，她对我们要求严格，对自己也狠，每天都出去跑业务，有业务就有绩效。虽然我们对“做六休一”怨声载道，但是拿到手的绩效确实比城投区其他网点多一些。我们年轻人情愿少拿绩效以换取每周两天的休息，而要养家糊口的前辈们早就领悟了：“累是累点，起码有钱，总比累死累活还没钱要强。你们这些小年轻成家后就懂了。”

前辈们口中的小年轻，是指我、傅老师、小秋和严帅，我们4个是柜员主力军，被工作拷打得无欲无求。我再没开始的“好玩”心态，面对营销任务，我尚且有点兴趣，他们却都能躲就躲——小秋性格腼腆内向，傅老师懒得营销，严帅比我小，但已经做了两年柜员，公认的智商高、情商低，他精通业务，人则冷淡，哪怕客户送上门的业绩也能拱手送人。

一开始，我很烦和严帅搭班——办业务间隙，我偶尔跟他说两句话，但他从来不理我，快下班了，我还在和客户唠嗑，他这时才会主动跟我说一句：“别聊了，赶紧把业务办完下班！”我依依不舍送走客户，转而气恼地瞪他：“再给我几分钟，我就能给TA推销一张信用卡了！”

可严帅面无表情，往凭证上哐哐盖章：“关我什么事。”

渐渐熟悉后，我倒觉得他也没那么讨嫌了。我们4个组成了一个小团伙，自称“营业室四害”，大家常在周末下班后聚餐，单位旁边的一家烧烤店是我们的窝点，吐槽工作是永恒的下饭菜。

“在银行上班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女朋友啊，她休息我上班，我上班她休息，约会只能在晚上，跟偷情似的。”傅老师满腹牢骚。

我长叹了一口气：“你还有力气找女朋友！我刚来的时候，听我室友说下班只想回家躺着。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我只想考公务员走人。”此刻，我想起刚去宿舍时室友对领导说的那句话，诚不我欺。

严帅作为“老油条”，对工作的忙碌倒是习以为常：“周末上班挺好的，我就喜欢周末上班，没有领导，多自由。”这话不假，周末除了安主任例行点库，其他时间整个银行就我们4个人。

小秋凄然一笑：“只能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小秋很漂亮，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像极了漫画女主，我见犹怜，我们常打趣她像林黛玉，眼神忧郁无光。

“还是李凡好啊，人家工作就是体验生活的。”傅老师提起李凡——李凡是城投区本地人，家里做生意，每天开着保时捷来上班，我们被蛮不讲理的客户噎得唯唯诺诺，他则敢直接开怼，安主任还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家是行里重要的对公客户。

烧烤还没吃到一半，小秋接了个电话，她眼中仅剩的光也黯淡下去了：“总控说我们没有布防，我要回去布防。”

网点的开门锁门由现金柜员和普通柜员双人负责，锁门前要“布防”，开门后要“撤防”。锁门后被监控中心叫回去重新布防的情况不少见，一次凌晨，有个室友所在网点有老鼠触碰了红外线引起警报，监控中心就打电话给网点主任让派人去处理，主任打不通我室友的电话，就来我们宿舍敲门。

小秋是现金柜，和她搭班的是严帅，严帅挑了挑眉：“我明明布防了啊。”

小秋开始收拾东西：“算了，回去看看吧。”

严帅低声骂了一句，起身离开，我和傅老师也意兴阑珊，各自散去。

我突然觉得这份工作就像密室红外线挑战，各种规章制度就像红外线一样遍布房间的角角落落，我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触碰警报，即使完美地通过了，境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善。

“业务干得好，柜台坐到老”。接下来的工作也是像西西弗斯一样，日复一日重复着无效又无望的劳动。而等到我可以像慧姐般娴熟地盲打数字、将各种业务烂熟于心，我也就透支完了对这份工作的憧憬和热情。

3

2016年年初，小秋搬来我宿舍，她睡次卧，我经常抱着零食过去跟她聊天。我来那晚给我开门的长发女生叫圆圆，也是我们的校友，本科毕业后就进了行里，5年了，她利用下班时间考过了CPA（注册会计师）的4门，但现在还是柜员，只能自嘲：“行里不需要‘注会’，柜员的业务高中生都能做。”

圆圆在一个新网点工作，新网点都是“零基（础）业绩”，绩效高，她一年到手能有20万，是我们的2倍多。但她清楚，红利维持不了几年：“趁现在攒点钱，等我考过了‘注会’就辞职，不干了。”

圆圆打算考下“注会”后去会计师事务所或者进企业，我则一心想考公务员，好有时间照顾家人——当年我爸爸生病期间，妈妈片刻不离地贴身照顾，单位不仅准假，工资照发，还给我们申请了补贴。妈妈工资不高，可正是这份微薄而稳定的收入，支撑着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而在银行，连自己生病都顾不上，更别提照顾家人了。

这几年的考公热潮催生了一个新词——“巡考”。除了每年一度的国考之外，各省都有自己的省考，有些省考考试时间相对错开，为了增加录取机会，不少考生会四处奔波“巡回”参加考试，有些考生甚至一年能参加数十场。那时候我也想去“全国巡考”，考到哪儿算哪儿，考上了就辞职，但鉴于假期少得可怜，请假更难，综合考量下来，我决定每年参加国考、家乡的省考和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B省省考。

我买来了公务员考试的全套书籍，上班时趁休息的空隙在手机app上刷题，下班回家打起精神再学习3到4个小时，而唯一一天的休息日，更是被考公学习占满。妈妈见我学习状态如此饱满，直言我高中要是有现在一半努力，也不至于只上个二本。我苦笑，那时能拼爹，现在不能，只能靠自己了。

2016年3月和4月，我接连参加了B省和家乡的省考。去B省可把我折腾坏了，我要先找同事帮忙调班至周六休息，周五下班后赶当晚去B省的卧铺，到了后马不停蹄直奔考场，考完晚上再坐卧铺回来，周日接着上班。

成绩出来后，喜忧参半：喜的是笔试我排第二，进入了B省报考岗位的面试；忧的是第一名比我高10分，这意味着我必须要在面试中反超至少5分。

我不抱希望地准备着面试，就当积累面试经验。此时，小秋告诉我说她喜欢上了严帅。我尖叫一声，很快又觉得丝毫不意外。虽然我们总是调侃严帅像是看破了红尘，“不知道什么样的女生才能收了他”，但有一说一，除了嘴贱，严帅身材颀长，白净秀气，妥妥的斯文败类，“颜狗”小秋看上他，也在情理之中。受工作影响，“营业室四害”都没能脱单，傅老师奔走在相亲的道路上，我全力考公志不在此，严帅和小秋这两个从来没谈过恋爱的家伙，一个是压根没想法，一个是有这个心却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4月面试那天，我相当放松，第一名也是。我抱定上不了的心态，第一名则是觉得自己肯定会上，我们俩完全没有竞争对手的敌对情绪，相聊甚欢，而第三名还在手不释卷。最后出乎意料地，第三名竟然面试全场第一，翻盘了。我由衷地佩服那个姑娘，在明知道笔试落后10分、面试需要大幅反超的情况下，依然不抛弃不放弃，她不上岸谁上岸。

4

结束面试后，我回行里继续上班，网点主任换成了熊主任，又调来2个女同事。熊主任人挺好，我们都叫他“老熊”。他有时候会钻牛角尖，不过耳根子软，我们说他几句好话，他就乐呵呵地同意我们把排班改成“做五休二”，但很快又迫于支行领导的压力变成“大小周”。

新来的女同事杜若和沈青都是研究生，加上我、小秋、傅老师，一个支行网点有了5个研究生，却都是柜员。几年前，行里开始实施“百人计划”，每年选拔100个工龄在2年以上的年轻员工担任副行长或者相当职务挂职锻炼，美其名曰“给年轻人机会”，实则光明正大地安置关系户，员工们都对此心照不宣。杜若报名了，最终未入选，她虽然来网点时间不长，但是能力有目共睹，自然很失望，说：“我给自己3年时间，如果没什么进步，就辞职。”

那段时间，我和小秋经常下班后一起绕着离单位不远的灵境湖散步，夜幕氤氲了视线，我们俩各怀心事。虽然这点烦恼相较于宇宙万世过于渺小，但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重若千斤。

夏天到了，行里的ETC业务光靠坐在银行里等客户上门是很难完成任务的，行里决定去加油站摆摊设点，那里车流量大，好营销。

一开始，老熊轮流带着网点的人去，一圈下来，就把我给固定成了“外出人员”——夏天加油站曝晒，蚊虫还多，我们得穿着长袖长裤，很多人去了一次就不愿意了，只有我随叫随到。在加油站摆摊时，老熊经常和我聊天，我们处得不错，只是他经常在和客户聊天时指着我喊：“这是我们行里的研究生！高材生！”每次听到，我都窘得脚趾抠地，借故离开。

研究生并非高人一等，为了熟悉业务，也确实应该下沉到基层网点锻炼，但网点业务相对流程化，难度不高，本科生或许甘之如饴，研究生就很难甘心囿于这一方天地，纷纷另谋出路。杜若如此，我亦如此。

杜若“百人计划”失意后，转而开始关注各大高校的招聘信息，她打算进高校，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马上读幼儿园的孩子。我们惺惺相惜，经常交换招聘消息，我深知自己不擅长做科研，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考公上。

一个大雨滂沱的周日，加油站ETC的业务特别多，我们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8点才收摊。此前我已经连上了6天班，实在太累了，回网点的路上，我向老熊提出明天调休一天或者回柜台上班。

老熊不同意：“你是业务骨干，怎么能请假呢？”

“我今天有点累，就休一天。”

“那不行，没人去了。”

我气呼呼地抱着设备下车：“那我明天就辞职，你找别人去。”

最后，老熊只得答应我第二天休息，因为宿舍的“天”塌了——连夜的暴雨砸开了用胶带糊住的天花板，我在睡梦中被稀里哗啦的声音吵醒，起身查看，半梦半醒中手杵到了坚硬潮湿的石块。我心里发怵，打开灯一看，是天花板的墙皮夹杂着混凝土石块掉在了枕侧，抬头一望，正对着的那块天花板裸露出狰狞的模样，但凡我往旁边翻个身，石头就会砸我脑袋上。

当晚，我抱着枕头缩在墙边，想着没有盼头的工作、毫无质量可言的生活，不禁喟然长叹。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刚住进宿舍来没多久的一个雨夜，天花板就开始漏雨，一开始只漏角落，慢慢地，雨在整个屋内漏得异常均匀，留给我的容身之处所剩无几。后来我习惯了，一到下雨天我就抱着被子去次卧，圆圆在下铺看CPA教材，我在上铺复习考公。房间破旧也好、老鼠成群也罢，我们对生活的抱怨渐渐减少，但这不是麻木，也不是妥协，我们是要憋着一口气为自己奋斗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大概是怕我真的辞职，支行给了我一个“ETC先进个人”的奖励，推荐我去市行参加比赛，还打算调整我的岗位。又听闻领导打算让我接对公柜台，可把我吓坏了——现金柜员出不了大岔子，但是对公柜员经手的都是百万甚至过亿的业务，我的差错率和营销业绩一样突出。严帅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以后要带着房产证来上班，办错了一笔业务，你就卖房子垫上吧。”

就算我躲过了这次轮岗，下一次，下下一次呢……以后迟早得接，我实在不想每天在睡梦中还为凭证没盖章而担惊受怕。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更加起早贪黑地复习国考，小秋也被我带动起来决定考公务员。我俩报了省银监会的同一个岗位，岗位招3个人，我们放下豪言：“就看谁这么幸运，可以和我们做同事了。”

5

入秋，ETC业务在我们的连蒙带造假中暂时落下帷幕。网点主任换成了钱主任，一个精明厉害的女领导。国庆前夕是第三季度末，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布置了揽储任务，完成目标的可以休5天，没有完成的只能休3天。她给我定的目标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我索性躺平了，沈青到处找关系完成了业绩目标，可钱主任还是克扣了她的假期，只批了4天假。

钱主任一来，把“大小周”又换成了“做六休一”，还规定我们柜员每天也必须有业绩，没有业绩的，下班后要留下来打50个营销电话。之前安主任整天跑业务没空管，老熊不忍心对我们太严厉，所以我们几个在业绩方面一直处于散养状态，眼见钱主任动起了真格，还要挤占我们那所剩无几的下班时间，我们“营业室四害”迅速联盟备战，以下班时间给客户打电话影响客户休息为由，承诺可以从紧凑的上班时间里挤出半个小时轮流打电话。

此前，中午吃完饭后我们会轮流休息半个小时，前两任主任不大管。现在，钱主任每天中午都会来大堂检查，看到柜台上只有一个窗口，就会猛敲玻璃扯着嗓子让我们出来“上柜”。

“她怎么这么狠，中午不休息，下午很容易办错业务的。”傅老师一边哈欠连天地办业务，一边抱怨。

严帅总结得一针见血：“因为她是领导，她有业绩压力，不狠能怎么办。如果我是领导，说不定我会更狠。”

傅老师压低声音说：“沈青不是要挂职副行长么，你说她当了副行长，会不会也这样？”

我们默然不语——谁能保证自己当了领导后在业绩压力下还能顾得上体恤下属？哪怕自己曾经是羊，当了领导后，也会被逼成狼。

眼见我们一个个神色愀然，傅老师打趣说：“所以我不当领导一定是因为我不想当，我才不想去压迫别人。”

2017年年初，我进了省银监会的面试，这已经是我第7次公务员考试，第4次入围。我知道自己面试容易发挥不好，这次备战就更加积极，复习专业课、每天翻看《人民日报》、了解银保监会出台的最新政策……我一度对这次面试充满信心，前所未有地期待一举上岸借以摆脱银行柜台。

但还是失败了。这次入围，是我在银行承受的压力逼近极限时的救命稻草，可愿望有多美好，失利后就有多失落。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接受现实，整日里过得浑浑噩噩，晚上睡不好，脑子里反复回想当天面试的场景，回想自己是不是已经尽力了、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时候在柜台里办着办着业务就想哭，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蹲在柜台底下哭，哭完后接着起身办业务。

生活还是要继续，而这几次“进面”愈发给了我希望，我彻底断了留在银行的念头。

6

2017年上半年，我又重复上一年的考试流程，参加了家乡和B省的省考。期间，严帅趁着清明节对小秋表白了，一时间在行内传为佳话。

省考出分后，我入围了家乡省考的面试。这次我报考的是“省直”岗位，招1个人，我排第三。我斥资报了一个面试培训班，没有上课时间，就创造时间——我向钱主任提交了辞职申请。行里近些年来离职率居高不下，人力资源部门压力很大，对于辞职的员工是尽量挽留。一番博弈后，我同意暂时不辞职，网点答应给我半个月假去参加培训。

这次培训小有收获，我面试成绩比第一名略高，但是面试总体分差较小，又遗憾落败。我提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建设，怕再次陷入考银保监会失利的泥潭中——那种满怀希望却灰溜溜“下场”的煎熬，经历过一次就够了。

一切暂时结束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考虑辞职。我对行里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它给了我还算可以的薪水，我舍不得网点的同事和经营了很久的客户，另一方面，高强度的工作让我身心俱疲，备考季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私人时间，白天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办业务，下班后至少复习3小时——两年了，我不想再继续过这种生活。

我没有立马再次提交辞职信，而是花了一段时间收集信息，筹划辞职后的安排，盘算了一下经济状况——积蓄可以支撑一年。接着，我又和上海的小姨、深圳的姐姐深入地聊了聊。她们的职业发展都不错，我一度以她们为榜样。她们并不认为我辞去长辈眼中的国企铁饭碗有什么可惜的。与此同时，我完善简历，开始试探性地投递，想知道自己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决定辞职后安心准备12月的国考，能考上是最好的结果，考不上，我年后就去上海找工作，再继续准备省考。

筹备完，时间划到了7月，我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决心辞职了。一开始她不同意，觉得辞职考公压力更大，而且也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把我的“决心”一点点摆给她看，我能进面试，那说明我是有实力的，时间充分，我一定能上岸。妈妈最后不再反对，但要我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正式提交了辞职报告后，行里想着法儿地拦，找我谈话，给我妈打电话，各种画饼……劝阻无果，行里可能怕我扰乱军心，遂把我调往另一个比较偏的网点。在新网点，我和网点主任也处得很好，她理解我，并毫不犹豫地答应给我写申请MBA的推荐信——申请MBA是小姨的主意，她在同济大学当MBA项目管理老师，她认为这样能帮助我拓展人脉。

我利用休息时间去上海参加了一些企业的面试，回来后，辞职报告才终于提到市行，后续还有很多流程要办理。新网点主任没有给我太多的工作，闲了下来，我胡思乱想的时间也更多了。原本我以为辞职了会很开心，可是更焦虑了——在上海的面试情况并不理想，我本硕都是双非大学，毕业后在银行做了两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柜台工作，没有什么优势。我不能再进银行，之前的诸多准备，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我又回到了考银保监会失利后的浑噩，甚至更糟。可在人前，我必须装得若无其事，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我的消沉落魄，我不想他们提到我时说：看，她就是那个一意孤行裸辞的人，现在也没有工作，过得也不如意。

虚荣也好，自尊心强也罢，我压力重重，不敢给妈妈打电话，不主动联系其他任何人。回看那段时间的朋友圈，一片岁月静好，白天我如常工作，和同事谈笑风生，下班后回到宿舍就把自己往房间里一塞，再也不出来——为什么我努力了这么久还是这么糟糕的结果？我会“上岸”吗？我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吗？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难受到极点时，我用指甲狠狠地掐另一手的手臂，甚至用剪刀划伤自己，看着鲜血细细密密地从伤口渗出，疼痛的快感让我获得了短暂的平静，我清楚知道平静后面藏着蠢蠢欲动的怪兽，伺机要把我碾碎撕裂。

我想到爸爸——如果他还在，我的生活会怎样？我可能还是一个“废柴”，家里帮我安排好工作，准备好房子车子，我会陪在他们身边过简单的生活。

爸爸去世7年了，我也努力了7年，但我依然没成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7

我的状况，好朋友舒雅看在眼里，约我一起去泰国。我想想答应了，我们分工明确，她订机票，我做攻略。早在研究生时，我就背包走遍了东南亚，哪怕进银行后工作忙碌，我也会东拼西凑出假期出国旅游。

可这次旅行，我发现自己完全提不起兴致，我没办法把注意力集中，依然挣脱不开辞职后的焦虑，对未来惶恐，害怕过得没有现在好。好几次，我试着打起精神做攻略或者做一些平时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开心，我只想躲起来。我对舒雅说：抱歉，我想放鸽子了，我现在真的不想出去玩、我不想做攻略、我不行。

舒雅“蛮横”地拒绝了我，她说，你不想做攻略，我来做，但是你必须跟我出去。我深知她说一不二的脾气，便妥协了。

我俩在泰国玩了一周，舒雅知道我情绪不高，千方百计地带我尝试各种新鲜事物，我们去了曼谷著名的四面佛，我本身没有什么信仰，但还是很虔诚地许下了心愿。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舒雅，有时候会一个人出去走走。

我在清迈古城内溜达，看到一家青旅门口的黑板上写着一行字“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我在心里默念了几遍，人生这么短，是啊，有啥好担心呢，不就是怕以后找不到好工作或者考不上公务员吗？还没辞职呢，就被困难吓倒了。我想起2016年和我一同“进面”的第三名的那个姑娘，突然就有了勇气——我要像她一样拼到最后。

此刻，压在我心头已久的阴霾慢慢散开，我开始放下焦虑，尽情地和舒雅享受剩下的假期。

回到家乡省会后，我把所有的章盖完，提交了离职审批单。走出市行，靠在马路边的栏杆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2017.10.10”，那天没出太阳，也没有阴沉的乌云，恰合我的心情，没有盲目乐观，也没有杞人忧天。马路上的人来车往，我问自己：后悔吗？心底有个声音清晰地说：不后悔，未来是好是坏我都会承担。

考公期间，周围有人劝我放低目标，不要死磕省直单位，竞争太激烈，让我先考个基层岗位，“上岸”再说。可3次进入省直单位面试，让我进退维谷——省直单位就像树上的果子，起先我以为只能远远望着它，但我发现跳起来能够到，只是摘不下来。

我是该再一次跳起来尝试，还是去采摘其他果子？思前想后，我还是把省直单位当成我的目标，我只管努力，剩下的看运气。当年的国考岗位有限，我索性报了部委。

我在宿舍开始了新一轮的复习，这次时间充裕，我索性从头系统性地学习，每天过得规律而充实，早起出门跑步买菜，回来进行一天的复习。无聊了，就去宿舍对面的湖边晒太阳，等室友下班，和她们聊一会儿再投入学习。或是心中目标笃定，或是“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的力量，我的状态渐入佳境，再也没有出现情绪失控的情况。

2017年最后2个月，我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公务员的招录考试，国考考完后我马上回到老家，因为第二天是爸爸的忌日。看过爸爸之后，我和妈妈一起去吃火锅，她没问我考得怎么样，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我说自己办好了柬埔寨和缅甸的电子签证，打算MBA考试后就出去旅游1个月。

妈妈很支持，我们聊得很开心，很久都没那么轻松自在了。吃饭间隙，我收到朋友的微信说“人行出成绩了”。因为人行有专业课，我没有花时间准备，本没有抱太大期望，但查完分数后，我对妈妈说，自己出去旅游的时间要延后了。

人行面试结束后，我回省会和朋友们开开心心地聚了几天，告诉她们我年后去上海，她们起哄说“不混出个样子就别回来了”，却又在酒过三巡后伤感地搂着我，说“想回来随时回来”。从2007年到2017年，我在这里恋爱、学习、工作、成长，现在，我要离开了，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回来，亦不知道会以怎样的姿态回来。

告别后，我背着包飞往金边，在仰光去蒲甘的夜班车上，我查到了国考成绩，看到分数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进面”了，那是我有史以来的笔试最高分。我把回国的时间提前，轻松地度过未尽的旅程。

8

2018年2月去北京面试完，我把东西打包去了上海。我暂住在小姨另外一套闲置的房子里，房间大小合宜，阳光舒舒坦坦地洒在飘窗上。我精心布置了一番，宣告新生活的开始。我捡了一只小奶狗回家，取名“土豆”，有了它，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斗。

人行和国考面试均落空，但我没太在意，打起精神开始投简历。困难如期而至，我一直没想清楚未来工作的方向，做财务，企业一般要求有经验；做数据分析，我没有理工背景；最后，我打算先做金融咨询。

我通过了一家业内还不错的咨询公司的初面，二面需要做一个PPT并进行陈述。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二面，直做到B省省考前一天，还在纠结要不要为此放弃考试——我报了B省省直强势单位，报考人数众多，而我想先缓一缓，冲刺家乡省考。

最终，我决定还是去试试。为了省钱，我坐绿皮火车从上海去了B省省会，在市中心找了一家青旅。一路上，我都在做PPT，到了青旅还在做。考完，我就麻溜地回了上海，这已经是我第4次参加B省省考，熟门熟路了。

回到上海，我通过了咨询公司的二面，终面我和合伙人聊得不错，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岗位出差很多，你已经28岁了，怎么平衡个人问题与职业发展？

尽管我一再表示短时间内不会考虑个人问题，且对目标岗位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但合伙人犹豫了很久后才加了我微信，之后便没了下文。后来我也陆陆续续拿到过一些Offer，但因为我没办法提供离职证明而不了了之——打电话回银行，得到的答案永远是“等”。

虽然不需要负担房租，但是半年坐吃山空，压力让我还是选择入职了一家私企，月薪6000块，没签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我还趁着出差回家乡考了省考。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意外入围了“考着玩”的B省省考面试，招三排四。面试后，我的综合分数仍旧排在第四，没能进入体检，上半年的努力颗粒无收。乌云又要压到心头时，我拼命给自己打气，经常参加活动和展览，认识不同行业的年轻人，舒雅也来上海看我。

一天，我正在上班，意外接到一个B省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我报考的岗位有人放弃录用，问我愿不愿意递补。我求之不得，递补流程进行得飞快，第二天我就去B省体检，体检通过后，很快进行了政审。

2018年7月我生日前一晚，晚上7点，我看到了拟录用的公示，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是我收到的最完美的生日礼物。一切发生得不可思议，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从一个不知路在何方的无业游民，到在上海拿着6000元工资勉强度日的沪漂，最后上岸B省省直单位的公务员。

在面试中，我曾被问到“你觉得能力和机遇哪个重要”，我说能力，因为抓住机遇也是一种能力。

4年13次考公，换取了一次上岸的机遇。

尾声

2018年10月，我来到新单位报到。一开始，我甚至有些不习惯下午6点下班、休息时间没有工作电话的生活。长期保持学习状态，我对新业务得心应手，工作开展得也很顺利。

去年，处里来了一位新同事，也是工作几年后考进来的。有段时间我们连续加班，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累的一份工作。我忍不住笑了，这是我做过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的工作经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降低了我对生活的阈值，提高了我对快乐的感知能力。

今年是我在B省工作的第5个年头，我买了房，把妈妈接了过来，遇到现在的老公。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由衷的满足。

傅老师和严帅留在了网点，傅老师结婚生女，现在在参加教师招聘的考试；严帅当上了主管，以他的性格，待在行里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小秋辞职去了一家国企，整个人状态好了很多。2020年，小秋和严帅领证，因为疫情，我现在都还没喝上他们的喜酒。杜若在我辞职后不久应聘进高校，现在已经生了二胎。

有机会，我还想回城投区看看，看看人满为患的支行、已经成为危房的宿舍、曾经寄存心事的灵境湖。生而为人，未来会遇到很多机遇、意外、挑战和困难，没关系，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

（文中地名、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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