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胡风只是“面子上的朋友”？

（原标题：老舍与胡风只是“面子上的朋友”？）

“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 胡风信札 ，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胸。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都看成敌人啊。”

这是老舍先生在《看穿了胡风的心》中写下的犀利语言。

1954年，胡风遭批判，老舍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文，称胡风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是“为人民唾弃的垃圾”。

老舍与胡风在抗战中曾共事多年，抗战时，香港沦陷，因不知胡风下落，老舍曾当众落泪。胡风的夫人梅志说：“胡风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相信的。”为何老舍要写这样的文章？真是所谓“两重性格”造成的吗？

去除不得不写的因素外，可能还有一层原因，即：老舍与胡风之间早有积怨，他们只是“面子上的朋友”（胡风语）。

老舍要揍胡风这个“狗东西”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人，小老舍3岁，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诗人。

胡风的文坛地位源于鲁迅。1935年，革命作家为建立抗战统一战线，提出“国防文学”等口号，而胡风提出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围绕“两个口号”，左翼作家激烈争论，其实质是周扬、胡风两派作家积怨的一次大爆发，鲁迅坚决站在胡风一边，不惜为此疏远茅盾等人。胡风从此被视为是鲁迅的学生和鲁迅精神的继承者。

在此之前，胡风与老舍已有不睦。

据学者吴永平在《胡风对老舍的阶段性评价》中称，早在1932年12月，胡风便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题为《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的长文，将《现代》杂志第1卷上发表小说的14位作家（张天翼、巴金、沈从文、施蛰存、郁达夫等）全部打成“第三种人”，说“他们的认识大大地受了他们主观的限制”，而老舍的《猫城记》亦在该刊发表，只是连载未完，胡风未予评价。

对胡风的批评，巴金、苏汶均撰文反驳，老舍没有回应。

吴永平认为，1934年老舍在小说《抓药》中塑造了一名叫“青燕”的批评家即暗指胡风，说他“只放意识不正确的炮”，并借农民二头的嘴骂道：“揍你个狗东西！”

误以为老舍抢了饭碗

1937年11月，老舍逃至汉口，此时周恩来与王明正领导中共南方局，想成立一个文艺界的全国性民间群众组织，即后来的“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可由谁担纲，成了难题。

周恩来说，如果让郭沫若、茅盾来负责，张道藩那些人肯定不来，甚至没法“坐在一张桌子旁来开会”。周曾提议胡风，但王明反对，说胡风属于“鲁迅派”，是反对“国防文学”的。后冯玉祥建议说：不如让老舍来当，他人缘好，无党无派，又能吃苦。

胡风参加了“文协”第一届总务部主任的竞选，得票仅排第18位，老舍则排名第1，老舍此后连续7年任此职，胡风则任常委、研究部主任，二人配合较多。

茅盾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胡风也说：“举老舍这个有文坛地位、有正义感的作家当总务股主任，这是符合众望的。”但在私下，胡风却不是这么说的。

1938年7月18日，胡风在私信中说：“前天听说老舍都被任为政治部设计委员，这当然是郭沫若冯乃超之流招兵买马的大计划里面的一次。”

所谓“政治部设计委员”，是军委会为延揽名人而设的“挂名拿钱”美差，月送车马费200元，郁达夫、阳翰笙均在列，但老舍“决不拿政府的钱”，不肯加入。据吴永平考证，倒是胡风因刚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月薪百余元）辞退，很想当“设计委员”而不成，便把怨气撒到郭沫若、老舍头上。

胡风误会了鲁迅的意见

胡风对老舍的创作一直不太欣赏。

1944年，重庆召开“老舍创作二十年纪念会”，胡风称老舍是“大众生活的亲切的同情者和大众语言的丰富的拥有者”，似在褒扬，却有保留。在文章中，胡风称老舍抗战前的创作是“旧风流”，并对老舍抗战中的创作提出批评：“ 救急 的工作并不能和艺术创作的工作截然分离。”

抗战爆发后，老舍主张“救急”，他说：“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

对这种重实用不重艺术的倾向，胡风认为是“落进了当时一些理论家所犯的误解”，所谓理论家，指的是郭沫若，郭同意“普及”为主，让胡风“气得发抖”，称之为“愚民政策”。

胡风不喜欢老舍，可能是受鲁迅影响。1934年6月18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如此下去，（林语堂）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

鲁迅读过老舍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原稿，是语言学家罗常培转交的，据罗说：“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

老舍初期创作有“闹剧”倾向，他自己也曾检讨是为幽默而幽默，自然难入鲁迅法眼，对于鲁迅的看法，胡风应该很熟悉，或因此对老舍有了成见。

其实，1936年5月，鲁迅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明确说沈从文、郁达夫、老舍是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

文人意气酿纠纷

1951年，老舍因《龙须沟》受毛泽东接见后，胡风给夫人写信道：“我不做孤注一掷的豪客……老舍式的得意，我又要它做什么？”

毛泽东不喜欢看话剧，曾说：我们天天在演话剧，还看别人干什么？谁也不会演得比我们更好。在周恩来的推荐下，毛泽东看了《龙须沟》，并说：好的话剧，像《龙须沟》这样的，我也是看的。

1951年12月，彭真等代表北京市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状。几乎同时，胡风在家书中表示，他将重操文艺评论，以“扫荡”文坛，使之两年内改观。但不久胡风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他的“扫荡”计划暂时搁浅。

胡风认为老舍的创作达不到现实主义的标准，但胡风的“现实主义”概念非常含混，王实味就曾经批评说：“胡先生（指胡风）底批评，既不公平，又似乎带有现实主义 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的傲慢气概。”只要胡风不喜欢，就一定是不够“现实主义”。

老舍对批评自己创作的人，亦会怀恨。周扬曾提到中国有四位语言大师——巴金、茅盾、曹禺和老舍，作家刘绍棠不服，说其他三位可以当选，“老舍不够资格”。后来刘挨批时，老舍写道：“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

重念友情惜已晚

逼老舍炮轰胡风的，是胡风自己。

1954年7月，胡风上“三十万言书”，对当时的文艺政策提出多方面的批评，麻烦的是，胡风未经老舍同意，便引用了老舍的观点，俨然老舍也是同道，事后证明，该文中被引言的人后来均遭严格审查。

据吴永平研究，关键时刻，毛泽东替老舍说了话，在《关于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毛泽东说“原来他们对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黄药眠、曹禺、老舍这许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轻蔑、谩骂和反对的”。

在此情势下，老舍不能不撰文斥骂胡风。

对胡风失势，郭沫若早有预判，1952年7月胡风调入北京时，曾去郭沫若家拜访，郭建议说：“这是理论问题，一时搞不清楚，我看你还是要求到西藏去吧。”如果胡风听懂了郭沫若的弦外之音，后来的情况也许好得多。

老舍与郭沫若是在胡风定案后才公开发表意见，虽语言激烈，却无实质内容。胡风的夫人梅志说：“当时写的什么，胡风也没有当回事。我们并不在意老舍当时对我们的批判。”

1966年2月，胡风出狱，分别给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老舍、徐平羽写了告别信，在给老舍的信中，胡风写道：“回忆到相濡以沫的涸辙之日，微末的悲观竟未全消。当此后会无期之际，不寄奉片言略表多年来对我关怀的感谢，尤其是对我规劝的歉意，实不易慨然向茫茫前途挥袂而去也。”

几个月后，老舍自沉太平湖。

渡尽劫波未撒嘴

1951年元旦，胡风为老舍的名剧《方珍珠》首演去老舍家祝贺，并与主要演员聚餐，可当月12日，胡风给夫人去信却称，他和老舍只是“面子上的朋友”。

鲁迅曾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文字的不肯大众化”。

胡风自认为是鲁迅的接班人，认为新文学的发展必须警惕传统封建主义的毒素，努力吸收外来形式，对于不接受这套理论的作家，胡风表现得过于犀利，在胡风的批评清单上，郭沫若、何其芳、艾思奇、胡绳、巴人、周扬均在其中，胡风还说茅盾是“抬头的市侩”。

茅盾说“胡风口袋里有一批作家”。这些作家也偏轻狂，如阿垅曾写道：“姚雪垠，简单得很，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罢了，拖着尾巴，发出骚味，露了牙齿罢了。”在胡风的同人杂志上，先后“整肃”过朱光潜、沈从文、茅盾、碧野、杨晦、沙汀、臧克家、袁水拍、陈白尘……胡风与论敌的相通处，未必比相异处少。

胡风在得知老舍去世的消息后，曾写诗悼念，中有“敢忘国乱家难隐，不怕唇亡齿定寒。勇破坚冰深一尺，羞眠白日上三干”句。

1984年，胡风撰文《纪念老舍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称：“他（指老舍）的创作经历当然也不是单纯的，但他的和人民共命运、为劳动人民的解放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的追求精神，值得我们诚恳地学习。”

褒扬了老舍的精神，可对老舍的创作，仍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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