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郕国:屡次改变孔子命运的地方

（原标题：动荡的郕国:屡次改变孔子命运的地方）

　　 　　千里迢迢从陕西搬到了山东,与同姓族长鲁国做邻居,本想抱团取暖,却受尽了邻居的夹板气。依附来依附去,日子久了,估计郕国国君自己都闹不明白郕国还存不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孔子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一次次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随平王东迁　　　受尽齐鲁夹板气
　　过去年画中有个经典题材叫《百子图》,画的是周文王一百个儿子嬉戏的场景。中国古人的观念是生的越多越好,多子多福,文王生百子被认为是家族兴旺的表现,所以后来人们常常把《百子图》送给新婚夫妇,图个好彩头。传说毕竟是传说,文王虽然没有一百个儿子,可也算得上是子孙满堂,仅武王姬发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就有十个,其中七弟正是郕国的开国国君叔武。
　　郕国位于今天宁阳境内,武王伐纣之前,这里都是商朝的地盘,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推断叔武受封是在武王克殷之后。可司马迁也有看走眼的时候,1975年,陕西岐山发现了写有“宬叔用”字样的甲骨文,随后当地又多次发现郕国的遗存。岐山是周人的“大本营”,许多年以后,周武王才出兵伐纣,显然郕国的历史要比《史记》的记载更早。
　　那么,郕国又是为何不远千里,从陕西迁到了山东呢?西周末年,周幽王搞了个烽火戏诸侯,此后犬戎来犯,诸侯们见死不救,周幽王搭上了小命,还险些断送了周王朝。后来周王室在平王带领下被迫东迁,附近的那些姬姓小国也一并踏上了流亡江湖之路。郕国就是从那时起落户山东,投靠当时姬家的族长鲁国。
　　投亲靠友固然好,但郕国国君这次犯了致命的错误,给自己的国家开启了“困难模式”,挑了一个专门找倒霉的地界:一边挨着鲁国的北大门,一边挨着齐国的南大门,甭管两国谁打谁,郕国都跟着遭殃,只能两边来回讨好。
　　可是,挨个庙烧香拜佛也有不灵的时候。后来郕国不知怎么得罪了鲁庄公,鲁国居然和齐国一起出兵围攻郕国。气不打一处来的郕国对公然插兄弟两刀、数典忘祖的鲁国很是不满,一怒之下向齐国举起了白旗,成了齐国的附庸,鲁庄公为自己的不仗义付出了代价。
　　就这么浑浑噩噩过了七十年,到鲁文公的时候,郕国国君去世,国内动荡,势单力薄的太子投奔鲁国,在鲁国的帮助之下得以即位,郕国又成了鲁国附庸。
　　等到春秋后期,郕国堂堂一国之君再没了威风,沦落为鲁大夫,郕地也化为孟孙氏采邑。郕君受制于孟孙氏,君君臣臣不再重要,郕国只是象征性存续。公元前408年,齐国再度攻陷郕,郕国彻底灭亡了。
孔子隳三都
失败后周游列国
　　在郕地成为孟孙氏采邑时,鲁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隳(hu ,意为毁坏城墙)三都,直接粉碎了孔子的政治梦,他从此不得不周游列国。
　　鲁庄公父亲鲁桓公有四子,除了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另外三个儿子也得以封官为卿,后代形成了大家族。由于孟孙氏、叔孙氏、季氏三家皆出自鲁桓公之后,所以被称为三桓。
　　此后,三桓势力越来越大,不仅把持着朝政,而且各自的采邑几乎成了独立王国。他们把三座采邑修得固若金汤,远远超出了周礼中贵族城墙不得超过十八尺的规定,成为影响鲁国安定团结的定时炸弹。
　　鲁定公时,终于有人愿意出来较真了。当时年过五旬的孔子出任鲁国的大司寇,正踌躇满志,他主张集权于公室,命令鲁国人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为了加强君权,削弱三桓的势力,恪守周礼的他决定堕毁三都,也就是推掉三桓家里超标的部分。
　　当时,三桓的家臣势大震主,三桓本家很难控制,正想借此机会打压他们的气焰,因此三家都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愿意带头拆墙。郈城城垣轻松拆掉了,可在即将毁费邑时,费邑地方官居然率领费人叛乱,攻入鲁国都城曲阜,吓得鲁定公魂不附体。好在孔子及时出兵,打败了叛军,随后摧毁了费城城垣。
　　经这么一折腾,孟孙氏心里开始打退堂鼓,又加上郕邑官员煽风点火,最终决定坚守郕邑,当起了钉子户。见孟孙氏背信弃义,本就受了惊吓、一肚子火的鲁定公亲自率师包围郕城,却攻而未克,隳郕之举至此只能半途而废。
　　孔子隳三都初衷是好的,但三都确实是鲁国的屏障,把守着鲁国的门户,推去两位国相的城墙后,齐国军队已经守在了鲁国境外不远处。如果再推掉郕邑的城墙,鲁国的北大门就会洞开,齐国随时可以攻进曲阜,后果不堪设想。隳三都的失败让孔子和三桓成为敌人,鲁国是混不下去了,孔子不得不中断仕途和救国理想,与弟子们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
巧遇荣启期
终于悟得知足常乐
　　若干年后,孔子再度返回了这片伤心地,时过境迁,心中依旧五味杂陈。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高人:荣启期,终于明白了“知足常乐”的真谛,引发了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荣启期是郕国人,自幼精通音律,博学多才,思想上很有见解,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仕途坎坷。年老以后,他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并以此自得其乐,成为远近闻名的隐士。
　　这天,孔子带领弟子登临泰山,路过郕地的时候,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身披鹿皮,腰扎草绳,抱琴吟歌,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孔子觉得奇怪,就上前施礼问询:“老先生,什么事使您这般高兴呢?”荣启期说:“让我高兴的事实在太多了。世间万物,人最尊贵,我能生而为人,这是第一件乐事。男女有别,男尊女卑,我生而为男,这是第二件乐事。人寿有长短,有人在娘胎里未出世就夭折了,而我已经活到九十岁了,这是第三件乐事。”听完老人的话,在场的人也都乐了。
　　随后,荣启期又补充道:“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就是说贫困是人之常情,死亡则是人最终的归宿,穷就穷吧,不顺就不顺吧,外界状况难以改变,自己开心就好,干吗要整天苦大仇深呢?
　　荣启期不经意的这句话,似乎点醒了早已过知天命年纪的孔子。孔子出身贫穷,少有大志,一身抱负却不得施展,尤其是这些年在外周游列国,更让他尝尽了辛酸苦辣,早已对政治失去了信心。过去的日子,钻了那么多牛角尖,他也一次次地扪心自问到底值不值、对不对。
　　荣启期的出现,也许就是上天安排专门度化孔子的吧。“善乎!能自宽者也。”孔子这话称赞的是荣启期,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勉励?随后,孔子邀请荣启期演奏了古琴曲,时而高山流水,时而万马奔腾,好似天籁之音。借此机会,孔子又虚心请教了乐文化,受益匪浅。
　　“三乐通至道,一言醉孔丘。”自那之后,晚年的孔子远离政治,与世无争,潜心研究学术、教育学生,就此终老,成就了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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