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宋朝的夜市 （7））
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里，专门谈到了马行街。“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之。马行街，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数十里，夹道药肆多国医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多道马行街灯火。”马行街之富，只是汴京一角，由此可见宋朝的都城汴京，尽管面积小于唐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不但其发达富足的程度远胜前朝，而在社会公平方面，如进学之不计贫富，如科举之不问家世，如土地之不抑兼并，如用人之不限士庶，如经商之不受限制，如贸易之不禁海运，如消费之不约奢华，如文化之不计雅俗，因此，在相对和平时期里，宋朝居民的自由程度、幸福指数，绝非前朝所能企及。
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时已南宋，对于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况，既是难以磨灭的记忆，也是割舍不去的隐痛。在他笔下，无不美轮美奂，无不弥足珍贵，这也是曹雪芹在黄叶村写《石头记》的心情，凡失去的，都是最美好的，凡再也得不着，见不到的一切，唯有悔恨而已。所以，他说当年的汴京，倾注着怀旧之情。“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竟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辇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意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虽然，“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但是，“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渐孜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其实，据宋朝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宋朝周密的《武林旧事》，南宋的都城临安，其城郭之美，其街市之繁，其店铺之密，其物品之丰，其人烟之盛，其商贾之富，其仕女之靓，其娱乐之盛，并不亚于汴京。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的夜市规模，也远超过开封。汴京最鼎盛时，拥有一百万人口，而杭州的常住人口为一百五十万，加上流动人口，加上不断从北方逃奔故国的遗民，当超过此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讽刺了醉生梦死的杭城人，但生于斯、长于斯的二百万甚至更多的百姓，却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这个好的开端，却被身后的辽、金、元以及西夏、党项等强邻扼杀。正如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一样，文明永远屈服于野蛮。一个满腹诗书、体单力薄的文弱书生，绝对打不过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这也是汉化得多一点的辽国，败于汉化得少一点的金国，而汉化得少一点的女真人，却败于完全没有汉化的蒙古人的道理。可这个“黄金时代”，无论北宋，无论南宋，都是坚决不实施禁夜令的朝代，也许这是最值得记住的一点。
因此，这个朝代商业之发达，贸易之兴隆，资本市场之出现，商品经济之形成，上层建筑之松动，政治体制之变化，文化生活之多样，消费模式之趋奢……这一切，都来自宋朝人一天得以掌握自己的二十四个小时，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不求人保护的自由之果。
这也就是陈寅恪的名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经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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