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任继愈先生(图)

　　今年4月15日，是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认识任老后来又与他进行书信交往聆听他的教诲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久久难以忘怀。

　　我最初认识任继愈先生，源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我参加援藏时（76——78年）在类乌齐县购买的《中国哲学史》第1——3册（第4册返川后才买到）。通过阅读这套哲学史专著，我认识了任继愈这位在哲学、宗教学领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哲学大师。

　　今天，手捧当年在西藏类乌齐县新华书店购买的，由人民出版社于1966年出版的任继愈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当年在类乌齐县培训藏族教师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在援藏期间的节假日，我和同为四川省第二批援藏教师赴类乌齐县小组成员的张一璠先生经常在一起谈文学、谈历史、谈人生、谈学问。由于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逛书店自然成了我们的一件乐事。

　　一天，我们到县书店去闲逛。书店虽小，但文、史、哲、自然科学，汉文、藏文书籍，以及当时内地书店能看到的许多书籍，这里一应俱全。我不但看书，而且喜欢买书，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3册）就是在这里买下的。在这家地处海拔四五千米高原的县城书店，我先后买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等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以及姚雪垠先生撰写的小说《李自成》等著作。

　　援藏期间的晚上，万籁俱寂，我挑灯夜读《中国哲学史》（靠蜡烛照明）。在这部专著中，我看到了任继愈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哲学、宗教史领域潜心耕耘的身影。该书的字里行间，无不彰显着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精深广博的学识。对《中国哲学史》的阅读，使我对任继愈的治学有了初步了解。

　　1989年，我完成了《治学学概论》一书的编著。为了勉励有志青年们潜心治学，我在该书附录“名人谈治学”中选了任继愈、程千帆、茅以升、苏阿芒等人的文章，首篇文章就是任继愈写给青年朋友的《爱祖国是学习的真正动力》。为此，我专门给任老等四位先生去信征求意见，他们不但欣然同意选录自己的文章，还非常关心这部专著的出版。任继愈在1989年8月15日给我的复信中说：“你编著的《治学学概论》一书如出版时，请直接寄到北京图书馆，收到较快”。他作为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当时又担任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的亲笔来信，既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一个潜心向学的中年教师的关心，又反映了他对创立“治学学”这门学科的重视和关注。

　　1990年3月，我编著的《治学学概论》一书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到我寄去的赠书后，任继愈在4月29日的回信中说：“你编著的《治学学概论》出版了，多谢您寄来的新书。到处讲经济效益，你的书能印出来，就是一件好事，不容易！”回信中，他还特意叮嘱我不要给他寄稿费，“因为不是新撰的”。他还说，书出版后，如果自己能得到一些稿费，“可以留作日后用“。今天，读着任老在来信中叮嘱的这些感人至深的话语，老一代学者对后学的关怀之情，不禁使我潸然泪下，感佩不已！

　　出版《治学学概论》一书前后与任继愈的书信往来，拉近了我和任老的距离。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因病逝世。任老离开自己潜心耕耘数十载的事业走了。他留下的不朽著作，他严谨治学的精神和平易近人的品格，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罗志霖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