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乔良:军改,改的是什么?)
从世界范围看,由信息技术推动的军事革命,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或者说,它已经完全成熟了,成熟就意味着潜力将尽,已经不能给下一步的全球军事发展带来革命性推动了。
和信息技术相关的所有武器装备,在这一轮军事革命中基本上都已登场亮相,从信息技术的核心——芯片技术来看,已经挖掘不出多少潜力。而此时的中国新军事革命才走了半程,基于这一点,一些中国的军事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轮军事革命正方兴未艾,这其实是以自己为参照系的错觉。因为从世界军事革命的大背景下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追赶者,别人已经完成的东西,我们才正在开始。
对于这一轮新军事革命即将落幕,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信息技术面临的只是如何更好应用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更好地挖掘潜力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于信息技术革命给美军战斗力带来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致命的软肋,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担心。
这是因为,一方面,信息技术确实使美国军事力量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它又使美国整个的军事力量被信息技术的致命弱点所绑架,变的空前脆弱。
而我们还在半道上,没有真切体会到这一点,还以为只要信息化了,就能打胜仗,但实际上信息化的结果就是美国现在这样子:强大与脆弱并存——既然美国已经开始担心,我们为什么不提早转弯呢?这是中国军队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军队的转型与改革,最重要的不是武器装备的更新,也不是体制编制的变化,而是军事观念的转型——如果观念不转型,只是亦步亦趋地学习美国,美国有什么我们学什么,美国有什么我们搞什么,就根本不叫转型,叫模仿。
转型就是提早转弯。
首先是告别模仿美国式的新军事革命,不去模仿美国正在渐渐走入迷途的武器发展模式,尤其是思维方式,转而寻找到一种新思维方式和新观念。比如说,什么东西最有可能制约对手的信息化系统?想清楚这一点,对手越怕什么,我们就越搞什么,这才是我们要寻找转型路径。
第二是降低成本,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美国打的是一种豪华的战争,制约豪华战争,不能用更豪华、花更多钱的方式,这种仗美国打不起,我们更打不起。你只能走降低成本的路,反其道而行之。不能大把大把地把钱花在信息化上,方方面面都搞信息化,遍地开花,成本太高。其实只要找到一种能够制约芯片的办法,就可以把信息化全制住了,而且成本可以非常低。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效费比”的概念,一定要降低成本。
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就要把更多有限的资源和经费投入到制约信息化上来,而不是模仿别人的信息化。
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中,中国是追赶者,但后发有后发的优势——可以少走弯路。西方在核心军事技术上对中国的封锁很严,如果一味想模仿,搞逆向研发,强行通关,不但未必少走弯路,可能花的钱还要更多,同时当你快撵上人家时,人家可能已经又开始研发其他新技术了。
当然,从客观上说,我们主张着力发展制约对手信息化的作战能力,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完全不搞信息化了,恰恰相反,我们要在自己独特的信息化能力上动脑子,想办法,而不是一味模仿美军、要打高技术游击战。这就对军队的训练方式和管理方式,提出比较高的革新要求?这也就是说军改,改的应该是军队的管理和思维方式。
美军上世纪70年代从越南撤出之后,可以说是洗心革面,用10多年的时间,完成管理模式的变革,最后才在海湾战争中一鸣惊人。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过,在一个先进的国家里,军队是最先进的那一部分,而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军队则是最保守的那一部分。
这就是说,如果想让我们的国家走向更加先进的话,军队应该走在最前面,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领先。美国经过了麦克纳马拉改造之后,锐意进取,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深度开掘,引领潮流,走在了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前面。包括因特网等最新科技成果都是美军率先使用的,航天技术也同样如此。当美军越来越有效地把商业模式运用到军队管理中之后,美国企业反过来把军人当成了宝贝。美军的高级将领退休之后,经常会被不同的企业聘请去当董事长、名誉董事长,为什么呢?一个是要借助他们在军方的人脉,好让军方能够在军购这方面对这些企业有所倾斜。但是另一方面,更是要借助他们有效的管理经验。这对我们应不无启示。
作者简介:
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我国著名军旅作家、前沿军事理论家、军事评论家。
《帝国之弧》是乔良将军“帝国论”系列三部曲的第一部。这是继“超限战”之后,作者的又一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