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今年已81岁高龄的赵文欣老人再也平静不起来了。电话里说，杜老去世了。杜老——这也是一直以来赵文欣对杜润生的称呼。
1982年，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在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正式挂牌了。
在这个集聚了一众农业和经济领域专家，被坊间称为9号院的大院里，时任四川省农委主任的赵文欣，曾频繁出入其中。
10月9日晚，赵文欣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专访时表示，1982年至1989年，自己连续多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及其他三农文件起草工作。在接近8年的时间，几乎每年都有两个月的时间与杜老一起工作。后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之后，私交甚笃的两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杜老95岁时，赵文欣到北京去看望他。“他摸着我的脸，对我说，‘北京你来得太少了。赵文欣说。
杜老100岁生日正好是赵文欣和爱人的金婚纪念日。当时再去看他，老人家已经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他仍然认出了当年一起工作的老伙计。“他是我尊敬的专家型领导，可惜，今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见面了。”赵文欣感慨道。
被吸收到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小组里，对于赵文欣来说，完全是一场意外之喜。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一场农业会议，时任四川省委农委主任的赵文欣详细介绍了四川省在农业发展上的经验。
起草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他认为四川走在全国前面
赵文欣向华西都市报记者回忆道，早在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就总结了广汉县金鱼公社率先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经验，并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的方式发放全省，要求各地进行试点。
定产’实际上就是‘包产’，从那之后，‘包’字引进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拉开了四川农村改革的大幕。”赵文欣清楚记得，在那时，作为省委的正式文件开口子允许包产到户是比较早的。不久之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实行草案）》，在全国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到了1980年，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先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取消人民公社，成立乡政府和乡农工商公司，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典型。
那次的会议结束后，赵文欣被杜润生注意到了。“他强烈希望能吸收我参与到起草小组当中。”赵文欣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1981年，自己带了一个背包，带了几件衣服，坐飞机就去了北京。
事实上，在参与起草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四川在农业生产领域的一些做法，为当时的起草小组提供了重要实践经验。
1982年，由杜润生领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为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确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高度肯定。“杜老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和基层创新。他很看重我们的四川经验，认为我们是走在全国前面的。”赵文欣说道。
忆九号院岁月讨论像吵架“他说得少，听得多”
从1982年开始，赵文欣每年都会在北京呆上一段时间。其间，他曾参与起草了1982—1986年指导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调查研究和起草工作，参与了1987年中央5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和1988年《关于夺取农业丰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
作为这一系列文件的发源地，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引领了整个二十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
“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翁永曦一语概括。
在赵文欣的记忆中，九号院充满着为国为民的情怀。那时候，有主要省份的省委农委主任、有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等青年人，而他们的主心骨就是杜润生。
“吵得太厉害了，几乎每天都在吵架。”赵文欣微笑着向华西都市报记者回忆道，那时候他们通常是半个月时间调研，半个月讨论，剩余一个月大家分工，领了任务，各自执笔起草文件。不过讨论的时候，不了解详情的陌生人，多少会认为9号院在吵架。
“杜老喜欢看我们吵，调研回来坐在一起吵上个七八天，最激烈的争吵经常发生在老干部和年轻人之间。”当时40出头的赵文欣在其中算是青壮年，气愤起来，也会忍不住狠拍桌子大声说道，“你们都没在基层去干过，这些在机关里的想法根本行不通！”这种时候，杜润生就在一边高深莫测地微笑。
在碰撞处找到思想的火花，这是杜润生所在意的。赵文欣说，杜润生喜欢激烈的争吵，对只有单面意见的座谈会，他会宣布取消。他时常咨询年轻人的看法。如果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这也导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真正的态度。“通常来说，他说得少，听得多。”
72岁时曾来川搞调研“旅游农业也是三农一部分”
事实上，他的调研生涯跟四川也有一段很长的交集。
1985年，杜润生72岁的时候，赵文欣曾陪同他到四川调研。那次调研，停留的时间很长。大概有十几天。成都、乐山、九寨沟、黄龙、阿坝州……调研组的足迹遍布到巴蜀大地。
赵文欣说，杜老对于四川的美景赞不绝口。他个人非常偏爱黄龙风景区。即便是外人看来，这好像是游山玩水，事实上，杜老说，农业旅游也是三农的一部分。当时，杜老就提出建议，那些生活在山上的村民，建议进行生态移民。参照如今龙泉驿的生态移民的成功实践，足以可以见证他当时的远见。
杜润生看重田野调查，他和他的团队一年中大半时间都在下乡，脚踏实地地去了解农民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因此，在农口学生的培养上，他也坚持农业高校应该设立在田间地头，而非城市中心。在当时位于雅安的四川农业大学，他叮嘱学校，不要搬到成都去，要在最接近田野和农民的地方，培养出真正的农学人才。此次来川调研，据赵文欣回忆，这也是自己所知道的，他唯一一次到访四川。
杜润生一生心系三农。直至到了晚年，他也没有放下一生的事业。“他退下来之后，就潜心写书，分析中国农村改革的利弊得失。”赵文欣说，杜老一直念叨，在中国什么人都有组织，唯独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为此，在他的倡议下，由多地农民企业家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
在赵文欣的眼中，杜润生心境开阔，淡泊名利。一生为三农事业奔走。“他是个学者型的领导。我非常敬重他。”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想玲 见习记者杜江茜 摄影郝飞人/物/简/介
赵文欣 原四川省委农委主任，现任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1982—1986年指导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调查研究和起草工作，1987年中央5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和1988年《关于夺取农业丰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
本文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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