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杜润生

10月9日6点20分，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102岁。

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5年出台“三农”的一号文件。几千年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在历史的一瞬间，越过了贫困。

1982年：给包产到户正式上社会主义户口。

1983年：肯定包产到户是农民的伟大创造，放活农村工商业。

1984年：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

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

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追溯历史，很多人可能还会想到31年前那令人难以磨灭的一幕：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盛大游行中，当农民游行队伍高抬“联产承包好”五个大字的巨幅标语牌走过检阅台时，广场上顿时欢呼起来，人们齐声高喊：中央一号文件好！

杜润生，山西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1981年，杜润生起草了“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

最后时光

头几年还在坚持工作

今年还看了“9·3”阅兵

“外公病情之前很平稳，一直在住院。昨天身体有点不适，中午突然有些急症，基本上是十几个小时就不行了，是突发状况。现在家人都在医院。”杜润生的外孙杜帆告诉记者，老人家是昨日早上6点20分去世的，具体是什么病症，还要等医生的结果，但他走得很安详。

杜帆透露，外公之前其实没有特别重的病，主要是呼吸道有些问题，吃营养液。“凌晨2点左右，似乎通过药物控制，指标达到了平衡的水平，但到了3点，突然心脏就不行了，抢救到6点……”

杜帆回忆，头几年的时候，外公还会看看作品，读读文章，做些批示，有时候，读到一些东西还很激动。杜帆说，今年以来，大概一个月里他有一个星期左右时间是清醒的，这一个礼拜时间他就比较亢奋，白天黑夜不睡觉，这个时候跟他说些农业相关的东西他还是能明白的。9月3日阅兵的时候，外公还特地爬起来看，非常高兴。

杜帆还说，外公最后三四年基本上都在医院里，之前一直在上班。虽然他年纪大了，思维能力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好了，但他对农业太熟悉了，就像一个熟练的司机一样，“一个人开车开到七八十岁时，那时候凭的就不是判断力，而是经验和感觉了。”

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其实老爷子不是特别喜欢跟别人讲述自己成功故事的人，他的很多故事，都是他的弟子、朋友给我讲的。但是对于年轻人，他最喜欢的是问别人有什么新鲜事，他对新鲜事物有强大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杜帆感慨道。

一号文件

为饱受争议的“包产到户”提供了法律保障

杜润生的名字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战役——农村包产到户联系在一起的，他所主持起草的“75号文件”和五个“一号文件”，为饱受争议的包产到户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中国农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1981年，杜润生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病就是把人捆死。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实地考察。

一年后，杜润生带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这一天发布的1982年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也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个1号文件。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自由选择，同时宣布长期不变。杜润生回忆说，“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就这样，“一号文件”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激烈争论。包产到户从此成为中央决策。

门生众多

王岐山曾自己开车

参加杜老的生日会

杜润生先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其开放和包容，成为思想的聚集地。那些曾经围绕在他周围的年轻人，至今以成为他的门生为荣，在他们的记忆里，杜先生以这样具体而真实的面貌存在。

1982年，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7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5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他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2002年，杜润生90岁生日，从九号院走出去的人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2012年，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参加杜老的生日会，“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

当代史学者徐庆全2012年曾发表题为《“三多三少”杜润生》的文章，讲述了与杜润生先生结识的种种故事。文中写道，2003年7月18日，为庆贺杜润生先生九十寿辰的“农村改革座谈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发言中说：“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为豪。”

周其仁充满激情的语言，引得在场一片掌声，杜老也频频点头。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掌声表明，他们与周其仁一样，都对这个所谓“不雅”的称号而感到自豪。

据央视 新京报 南方人物周刊等（来源：成都商报”字样。违反上述声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