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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国民公报》载《新新红楼梦》剪报
新文化运动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认知、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更直接促成了文学革命，使白话文的正宗地位得以确立。对于什么是新文学，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都从形式到内容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主张。鲁迅成为了这一时期新文学最重要的践行者。
早期小说带有新旧过渡文风
在四川，李劼人也与鲁迅一样，最早用小说创作的实绩诠释了新文学的内涵。李劼人一生经历了三次文学创作高潮，第一次便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黄金十年前后（另两次分别是30年代中期创作“大河三部曲”和50年代重写《大波》）。这期间，他以中短篇小说的重要成就完成了创作从旧到新的完全蜕变。他的全部中短篇小说，除了4篇作品是分别写于30年代和50、60年代外，其余基本都完成于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造就了李劼人，而李劼人则给新文学创造了硕果。
作为四川白话小说创作的第一人，李劼人的早期小说并非是标准的新文学，其中难免带着新旧过渡的文风特征。这与他早期阅读有密切关系。郭沫若曾回忆，中学时代的李劼人就喜欢小说，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译著，都在他的视野范围。传统的章回、话本、传奇之类的“白话”自不待说，林琴南以文言翻译的西洋小说几乎都读过。这种阅读体验对李劼人最初的创作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1912年他发表处女作《游园会》。刊登这篇小说的成都《晨钟报》一时洛阳纸贵，被张贴在街头，成为普通市民阅读的热点。可见这既是一篇贴近人民生活的作品，也是通俗的白话小说。尽管如此，早期作品旧的痕迹依然是存在的，这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语言叙事方面。他发表在《娱闲录》上的作品尤其明显。作品注重对旧人物和权奸者的讽刺，但缺乏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语言虽是白话，却不时夹杂文言，甚至《夹坝》就纯粹是文言写成：“英人巴白兰，奋力鞭其马。马木然若不知楚，仍迟迟其行。巴怒极，操其国语詈曰……”然而1915年后，这类作品再未出现在李劼人笔下。
对曹雪芹语言的“活学活用”
李劼人在创作的探索期，尝试过用多种方式写小说。他曾大力研究《红楼梦》，并用曹雪芹式的语言创作了《新新红楼梦》。几年前，为编《李劼人全集》，我在国家图书馆首次看到《国民公报》上连载的这篇没有标点的小说时，颇有点吃惊。先以为是文言，细读之后才感觉这既非文言，又不是我们通常印象中的李劼人小说，完全是曹雪芹式叙事。直到晚年，李劼人还向青年作家大谈《红楼梦》的环境描写。
1962年，在省文联的迎春茶话会上，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吟了一首《红楼梦》中的诗，当诵道“却喜诗人吟不倦”时，即问李劼人是否记得下句。李劼人不假思索便道：“岂令寂寞度朝昏。”由此可见，李劼人青年时对《红楼梦》学习的功夫之深。李劼人研读经典，却并没有陷进模仿的死胡同，而是将经典的精髓融入到新文学的创作之中。从1917年相继写成的《做人难》《续做人难》后，李劼人开始了创造属于自己的文体风格。
注重描写四川“小人物”命运
1919年底，李劼人带着创造新文学的理想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好友张秀熟问他出去学什么，李劼人回答道：“还是学文学吧，这个天地似很广阔，我的兴趣，我的性格，还是学文学好些。”在法兰西四年中，李劼人先后在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研习了法国文学史、文学批评、雨果的诗等，并开始翻译法国当代小说。
李劼人回国时，新文化运动已接近退潮，但他此时的小说却高扬着五四精神，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营养，走上了成熟之路。这期间，他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达到新的高度。如《只有这条路》《棒是故事》《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同情》等，不仅保持了早期现实批判的个性，更注重描写普通人的命运，尤其是军阀统治下四川小人物的遭遇，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这正是新文学所要建设的“人的文学”。以后这种“人的文学”也一直贯穿到他的长篇小说中。
李劼人正是凭借这种文学叙事与地方叙事的融合，创造了至今无人企及的反映辛亥革命前后四川历史的鸿篇巨制。 张义奇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