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是“民歌40”特展的最后一天。一如既往，陆续有来观展的人们在那些布景前留影。刚刚结束前一晚演出的民歌手们也集体来观展了，和所有人一样在这里那里留着影。熊儒坚也在那台仿真的巨型收音机前留了影，这是她忙了这么久以来，在自己策展的展览上唯一认真的独照。她自称：“我是民歌的女工，把那些过去一点点汇集起来。展览前三天，我的文案才出来，不能深情，要简约记录。我是穿针引线的那个人。”
东方卫报记者
黄佳诗 图/文
看到那样一个时代，大家一起在干活
是在去年春天的时候，熊儒贤接到了李建复的一个电话：“我要当‘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长了，你愿意来当理事吗？”因为是李建复开口邀请，熊儒贤当然就答应了下来，虽然当理事是没有薪水的。“以前觉得那个交流协会就是做一些慈善类的活动，也不时会一起吃吃喝喝。没想到第一次开会就是讨论民歌40，那是2014年，我才惊觉，原来2015年民歌就要40年了。”
熊儒贤自己就是听民歌长大的。1975年，她还是12岁的小姑娘，收着男孩的情书，录着陶晓清主持的《中西民歌》的电台节目。后来，她慢慢变成一名音乐从业人员，也与那个时代，与那些收音机里听到的音乐有关。民歌30年的时候，她负责带胡德夫去参加演出。“民歌30只有演唱会。所以，我们民歌40的时候会想要整理这40年的东西，包括整理出黄韵玲、许景淳的报名单。看这些东西的过程很感动，因为你不是只看到了几首歌，你是看到那样一个时代，大家一起在干活。”
接下“民歌40”特览的时候，熊儒贤才发现事情庞大琐碎到无法用电脑记录。“我们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来做资料的数位化记录。陶姐（陶晓清）发了一道召集令，让大家提供手上的各种文史资料，书信文档、乐器等，然后提供人签名存档。那些书信，都要用专业扫描器扫描，我们找了5个品牌的扫描器，比较效果。像陶姐当年的录音，有的还是磁带，也要转录成数位化。结果转录的朋友告诉我，他转录的卡带机坏了，去找离他最近的陈小霞，她的放着放着也坏了，只有我家的还能放，现在基本没人用卡带机了。就是要这样，从一盘卡带、一封信、一个文档、一张黑胶……慢慢展开无底洞般的工作。”
把故事，交给来看的人
“我希望做的是年轻人也能看得懂的展览，并不止是40年的记忆。”于是，在那些文档资料之外，熊儒贤又着手准备了很多与那些记忆相关的物件。“像李泰祥的钢琴，黄大成的吉他，梁弘志的吉他，六七十年代广播公司用过的麦克锋。还有各种录音设备。没有这些载体，那些声音都没法传播出去。几乎每一样物品都要自己去拿，因为很多都是私人的收藏。而等这些文件、物件都有了，我又希望能够有说故事的人。”
于是，这次“民歌40”的展览单元，又加入了一场场重磅的讲座：请来了杨弦、陶晓清、李宗盛、李建复、蔡琴、李寿全、李子恒、马世芳……一位位与民歌时代有关的大咖们。“其实当时压力很大，因为大家都会买演唱会的门票，但不一定会知道有展览。有一次我体力精力快崩溃了，差点请辞，但后来还好有野火的同事们，行销团队把火力也集中在了展览上。那时心里还是没有底，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看。那段时间是台湾的梅雨季，我很担心人潮受影响，可事实上，有些人来了不止一次。像高雄驳二那一场，第一天就来了5000人以上，这样的暴冲人潮，让我惊喜惊讶。还有大陆的歌迷专程飞来，为了听某场讲座。”
在熊儒贤的手机里留着一条很长的短信，是一位素昧平生的朋友，在看过“民歌40”的特展之后发给她的，里面是她看后的感触与感激。“最终看到的不止是文字、图片，就像我觉得你看到一张黄韵玲的报名表，比看到我的文案更重要。这里面有布展者和观展者彼此的激荡。你把故事留给了他们，原来是我说故事，现在换成来看展的你们。”
01
民歌的年代，深深与校园挂钩。堆积的课桌，涂满民歌主题的黑板报，投影下是不断变幻的民歌时代的照片，像是过去与现在的拥抱。
02
曾经，台语音乐被看成是很老旧的东西，小众且不被重视。陈达的出现则改变了这种现状，他推动了台湾传统歌谣的发展，也让更多人接触到月琴这种起源于汉代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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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民歌手们如王梦麟等人用过的吉他。他们开始弹着吉他，不再受限于西洋音乐，开始唱自己的歌。
04
“民歌40”的最后一天，三场演出结束的民歌手们集体来观展。然后，便踏上了他们屏东到台东的旅行。
05
民歌时代的旧照片，年轻的李泰祥、吴楚楚、唐晓诗、李宗盛、叶佳修……
06
巨大的仿真收音机。民歌的推广也少不了那些电台的DJ们。其中，陶晓清被称为“民歌之母”，在推动民歌时代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她的儿子马世芳，也继承母业成了台湾著名的音乐DJ。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就是，陶晓清是民歌之母，那马世芳岂不就是民歌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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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民歌相关的活动海报，有些是为了心智障碍儿童的专场演出。其中左边第二幅，便是大陆文艺青年们熟知的那场“民歌30”的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