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8年,二十六岁的他又回到了朱熹理学这座高山面前。这一年,距他格竹子已过去了六年,距他拜访娄谅已过去了九年。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有一天他在不经意翻看理学经典时看到了朱熹给赵惇(宋光宗)的一封信。信中有句话如是说:“虔诚的坚持唯一志向,是读书之本;循序渐进,是读书的方法。”
王阳明像是被雷劈到了一样,这句话恰好戳中了他多年来的毛病:始终不能坚持唯一志向,而是在各个领域间跳来跳去,也没有循序渐进地去研究一个领域,所以什么成果都没有获得。
他如同在沙漠中一脚踩到了喷泉,兴奋得狂呼起来,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通往朱熹理学的钥匙,他开始重新认真地钻研朱熹的“格物致知”,恨不能要把印在纸张上的朱熹思想生吞进肚子里。但是无论他如何钻研,依然无法从“格物”中“致知”。最令他沮丧的是,他无法确证到底是朱熹错了,还是自己智慧不够。他一会儿坚信朱熹的格物致知是错的,一会儿又认为自己智慧有限。最后他心灰意冷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圣贤大概是命中注定的,而我很不幸,未被注定。”
《金枝》的作者弗雷泽说,当人类的思维之舟“从其停泊处被砍断缆绳而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时,他们会感到痛苦和困惑,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抹平这种痛苦,消除这种困惑,那就是,思维之船必须重新进入一种“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中”。
王阳明的思维之船在1492年格竹子事件和1498年采用循序渐进读书法后,已经从停泊处漂了出去。他其实一直“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中,几乎是左冲右突、上蹿下跳,但仍不能磨平那种成圣无望的痛苦,而“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离他还有很远,他看不到,甚至连幻想都幻想不到。
15世纪的最后一年(1499年),王阳明终于通过会试,正式步入仕途。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个光明的起点,王阳明最初也是这样认为的。
1499年冬的某一天,一颗流星从北京上空大张旗鼓地滑过。国家天文台(钦天监)在第二天的报告中指出,那颗流星在天空中画了个圆,然后就跑到北边去了。天文台的官员们认为,这颗流星是老天爷警示世人而发的一个信息。至于信息的内容,从它画圈和消失在北方的现象来看,应该和边疆战事有关。
北方的边疆战事指的自然是蒙古人。王阳明满心欢喜地抓住这个机会,向皇帝上了一道《陈言边务疏》。这是一封以使命感为灵魂的政治建言书,里面谈了很多需要改观的问题,而且还拿出了一份改变现状的计划。它的主旨是,军事问题首先是政治清明问题。只要政治清明,军事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这道奏疏为他赚来的成果只有一个:皇帝认为他的心意和文字都不错,于是把他从工部调到了刑部,担任刑部云南分部的一名处级干部(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审核已被定性的案件,看是否有冤假错案。
这不是他想要的,他本希望皇帝能采纳他的建议。他变得消沉,尤其是当他正式在刑部工作后,现实的黑暗让他对理想的实现更加失去信心。据他后来回忆说,有一些案件的审理根本没有依据法律,依据的是皇帝和一些政治大佬们的意志。每当他进入大牢时,都会被淹没在喊冤声的海洋中。大牢中的气味令人窒息,狱卒的鞭子和木棒上永远都有未干的血迹,这里没有任何光线,阴惨凄凄,如同地狱。犯人们头发蓬乱、皮包骨头,在一个狭小的牢房中和蟑螂、老鼠争夺着地盘。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