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治理：于成龙墓地修复背后——于墓沉浮三百载保护开发利中求
位于山西西部的横泉村因为两位高官跨越时空出现在同一则新闻里而为外界所关注。
前者是履新山西省委书记不久的王儒林，后者是清代官至两江总督的于成龙。
他们的关联点，除了表象的横泉村，还因为整顿吏治。
王儒林治下的山西因多名官员涉贪腐被查而亟需整顿吏治，而于成龙则被康熙帝赞为“天下廉吏第一”，他的为官哲学于今仍有裨益。
也正因如此，作为于成龙的故乡与安息地，隶属于吕梁的横泉村围绕“廉洁”二字的所有作为或不作为，其深意已超出了它所辖制的范围。
“我们不能让‘天下廉吏第一’的墓地总是处于被严重破坏和一片荒芜的状态中，这件事我们不做，我们将愧对‘天下廉吏第一’故里的荣称，将愧对吏者之师于公的在天之灵。”王儒林的这番话，听着有意者，自然不仅仅是横泉村的人。
话里深意，既映射了横泉、吕梁乃至山西过往的政商生态，也透露了王儒林为政的主基调。
吕梁的政治新常态
方山县位于山西省西部，吕梁山中段。 2013年，方山县辖4镇7乡，面积1434.1平方千米，人口11.7万。方山县城并不大，整个县城仅有一家公立宾馆，其余都是民居改建而成的小旅馆。
2013年，方山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7.2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9.4亿元（同年，仅北京通州区的财政收入就达到了52.8亿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15910元、3340元。作为革命老区，整个吕梁是亦是全国贫困区。
尽管如此，山西的腐败案件多与吕梁有关。在新上任的省委书记王儒林看来，“吕梁的严重腐败问题对山西、对吕梁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现代山西官场，一直流行一句话：“在吕梁，要和钱战斗。”这片方圆21143平方公里的土地，曾经历了中国煤炭市场的大起大落。
在原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被宣布接受调查的次日，吕梁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一位与会者曾告诉媒体，市委书记高卫东在会上讲到：这一次中纪委到吕梁，要查买官卖官。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代廉吏于成龙的故乡。
正因为如此，王儒林此次调研吕梁，正是想研究如何在吕梁、在山西落实习总书记的一项重要指示。
2013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将反腐与倡廉结合，成为了当初王儒林视察吕梁的一个重要任务，使吕梁党员干部适应政治“新常态”，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用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推动各项工作。
9月17日，王儒林前往横泉村于成龙墓地调研时了解到，于成龙的墓地曾两次被损毁。王儒林当即要求，要尽快修复于成龙墓地和故居。他强调：“我看，吕梁如果早几年重视这项工作，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领导干部被押进监狱，身陷囹圄！”
康熙十九年（1680），于成龙任两江总督，他告诫官员勿搜刮民膏以馈送上官，并且发布了《严禁馈送檄》。他还在大堂上张贴对联：“累万盈千尽是朝庭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带索；一丝半粒无非百姓膏脂，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
据横泉村村委会主任白小平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王儒林调研时，于成龙的墓地上面还种满了庄稼，大家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王儒林离开后第二天早上8点，方山县县长田宝平和峪口镇的领导就赶到了横泉村。田宝平去横泉村的目的就是要求村里尽快修复于成龙的墓地。“县里的意思是，先简单地修复下，不要让去参观的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白小平说。当天上午10点左右，村里召集的普通百姓，就开始动工。
按照原来的规划，通往墓地的路，设计的是八米宽，“铺一条青砖路，两边种些树，施工后发现这个宽度不够，就扩展到了15米，两边各种了四排树。
“至于于成龙的墓地的具体位置，谁也说不准。”白小平说，为此，村里找到早年参与挖过于成龙墓的老人，在庄家地里指了一个大概的位置，村施工队就开工了。
“几天后，挖掘机将被埋在土里半米多高的瓷碗挖出来了，这些碗一摞一摞很有序地倒扣在一起，碗里面盛满了白灰和松香，最底层的那摞碗下面，压着一个塑料袋子，里面是头骨、肋骨、上下肢等骨头。”
听说挖出了骸骨，一些参与过当年挖墓的村里老人都赶到现场，确认这些骨头是于成龙骸骨。挖掘人员当时就通知了方山县文物局，但因为县文物局的考古技术欠缺无法鉴定，于是大家只得先将这些骸骨原封不动地埋起来，等山西省文物部门统一鉴定后，再做如何保护的决定。
之前停留在纸上的廉政工程
实际上，在1947年，于成龙的幕曾被挖开过一次。1947年，横泉村的贫苦农民，为了发展生产，筹措资金，提出了挖掘于成龙墓的主张。农历三月，由横泉村村长刘金长、农会主席郝东清负责，组织全村精壮劳力，对于成龙墓进行了挖掘。
溯至下葬，于成龙在家乡已安寝263年。
墓内所取之物，经过清点，金顶和玉器被卖给当时的峪口区贸易局大众商店，由此换回棉花800余斤，以每户5斤，每口人1斤，全部分给村民。另外每家还分得珍珠7颗，瓷碗5个。而这些并非当时发展生产所需的劳动工具。
之后的67年间，于墓屡遭破坏，甚至逐渐被人们遗忘，直至王儒林的到来。
尽管修复工程在9月18日开始动工，但10月16日，时代周报记者在横泉村得知，目前墓地修复工作已经暂停，何时复工尚无时间表。对于停工，白小平的解释是因为挖到了骸骨，村里不知道怎么办。
72岁的郝宝山长期居住在于成龙墓地旁，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停工是因为有吕梁市一级的领导批评县领导，称修复于成龙墓地的工程动工太草率。“但县里先动工，就是为了能够推动相关的项目。”
2011年方山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写到：按照“大旅游、大产业”的发展思路，大手笔策划，大视野经营，“成立于成龙文化研究会、北武当山道教文化研究会，组织专人挖掘、研究、宣传，唱红于成龙，打响北武当，真正使于成龙、北武当成为给养后人的宝贵资源和资本。”
而在方山县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加快于成龙廉政教育基地建设，尽早开馆迎宾。该县同年的生产总值不足30亿，但在这份报告中，确定了2013年方山县总投资300亿元的70个重点项目。预计投资1.6亿元的廉政文化园，只是方山县15年旅游规划中的一个项目。
这一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高林清。2009年，高林清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着手开始修建于成龙廉政文化园。尽管支持这一工程的地方领导很多，但据高林清的朋友表示，这些领导的口头支持并没有给高林清带来帮助。
于成龙故里来堡村原村主任佐证了这一说法：当时领导支持，是想从高那里捞一些好处，后来发现没钱，就都不关注了。
一个人的廉政园
墓园和廉政文化园两项工程的曲折发展，有点像吕梁官场生态的缩影。
在王儒林没去于成龙墓地调研之前，并没有领导特别关注过这名廉吏的墓地，对于横泉这个有2000多人、以玉米、土豆等农作物为生，人均收入仅为2000元的村庄来说，通过于成龙的墓地发展旅游业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谁能想到这些呢？”白小平说，几年前，高林清曾经和他提出过要出钱修复于成龙墓地，做成廉政文化园的一个配套设施，“可能是资金的缘故，最终并没有实施。”言语间，白小平还是颇为遗憾。
而白小平所称的资金，正是吕梁官商之间微妙的纽带，也是在吕梁办事升官的敲门砖。
“和钱战斗，基本就是被钱砸趴下，和用钱把别人砸趴下。”一位吕梁纪检委的前常委如此回应。
官场的腐败映衬着这个贫困老区的落寞，吕梁是国家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去年贫困人口75万，占全省四分之一，13个县有10个是贫困县，其中6个国贫县，3个省贫县，1个插花贫困县。
在王儒林随机走访的调研中，蔡家崖村群众向他强烈反映吃水问题。该村有231户700多口人，受煤矿开采等原因影响，水源受到严重污染，直到现在村民吃的还是被严重污染的水。此外，该村还有村民向他反映的住房问题。王儒林在座谈会上说：“我们跟着他到山坡上看了他家的窑洞，确实非常拥挤，而且儿子女儿都已经长大成年，还挤在一个炕上，实在是困难、为难。正在他家看，他家邻居也反映，她娘家院子里的仓房倒了，他们想重建，结果干部不让。”
而时代周报记者发现，即便是距离方山县城25公里的于成龙的故里来堡村，在设置了公交站牌的情况下，数个小时内，未曾有公共汽车通过。
无怪乎吕梁市纪委书记张稳科建议，希望将聂春玉、杜善学两位落马高官的丑闻在廉政文化园中展示，以警醒后人。今年6月19日落马的杜善学，官至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曾任吕梁市委书记。
从2009年至今，高林清往廉政文化园的投资差不多已经3000多万，2012年，资金就已经开始紧张，高林清卖了房，抵押了车，卖了自己的石料场和苗圃，全部的钱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化园的建设当中。
根据高林清的规划，于成龙廉政文化园共占地580余亩，由于氏家族陵园区、中华廉政文化博物馆区、方山民俗街区、廉政教育培训区、于成龙故居区和农业生态体验区六个区域组成，规划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当时请专家做规划的时候都花了十几万。”高林清的一位朋友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高总现在都在租房子住。”这名朋友说，现在高林清几乎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了，今年2月，难以为继的高林清萌发了要无偿转让廉政文化园的念头。
转让的内容包括廉政文化园建设的所有成果、净资产和政府债权以及3000多件高林清自己收集的和于成龙有关的文物资料等。
消息发出后，联系高林清的个人和企业并不在少数，但筛选后，高林清并没有发现太合适的人选。因为这个事情，高林清还曾经给县里的某个领导专门做汇报，“当时我想，如果有7家企业或者更多企业愿意来做这个事情，那县里也许能帮忙把把关，看哪一家企业更合适一些。”但县里领导的意思表达却让高林清有些失望—这是企业行为，县里就不参加了。
但本次王儒林调研考察吕梁后，在一次座谈会曾谈及高林清的事迹：“几年前，有位民间人士，他把自己办企业赚到的钱投到这里，钱不够，甚至住房也卖了，目前，他的投入已经难以为继。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在网上公开无偿转让他所开发的项目，可见他不是为了盈利。我们一个民间人士，有这样的见识，这一点就值得充分肯定。”
正是王儒林的批示不仅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也让高林清看到了新的希望。
——链接——
于成龙小传
“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日食粗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这是历史书中记载的，被称为清代第一廉吏的于成龙的生活习惯。
严格意义上说，于成龙算得上是一名遗民。于成龙出生在明朝时的山西永宁。明崇祯十二年（1639）时他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副榜贡生，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明朝的官员，但他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没有任官就职。没有成为明朝的官员也算是一种幸运，否则作为官员，在明清革代之际，要面临一个站队的问题。为明朝殉难，就没有了后来的廉吏于成龙，投降清朝，私德就有了污点。
明朝时26岁的于成龙没有当官，然后他做了18年老百姓。直到清朝的顺治十八年（1661）， 于成龙首度出仕, 任广西罗城知县。“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 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之后的他，官运亨通，先后任四川合州知州, 湖北黄州同知、武昌知府、黄州知府、江防道员, 福建按察使、布政使, 直隶巡抚。
另外，于成龙长于词讼、断狱方面，常微服私访，先后处理地方上的疑案、悬案，使许多错案得到平反，获得了“于青天”的美名。以至于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第卷九第二篇叫做“于中丞”，记述了两件于成龙破案的故事。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于成龙迎来了他仕途的顶点。他升任两江总督，辖着江苏、浙江地区，是清朝最富裕的省份及主要赋税来源。据悉于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南京布价急速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鸟兽窜”。
于成龙得到这样的重任，其实与康熙朝的政治理念有关。康熙是满清入关后才即位的，这个时候，作为满清夺取天下主力的八旗铁骑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腐化。原来朴素、彪悍的游牧民族特性迅速被汉族的农业文明所同化。各地的奢侈之风日益盛行，历史记载的一些肥缺较大的官员（如河道大臣）及豪商（如扬州的盐商）等个人生活的奢靡讲究。许多细节，从康熙朝出身的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就可以看到。
这些现象引发了高层统治者特别是康熙的担忧，一方面，康熙对汉族文化采取了警惕的情绪，康熙一朝文字狱此起彼伏，同时告诫满洲子弟要保持渔猎的生活作风；另一方面，开始提倡节俭，这种情况下，于成龙受到重用，而上任两江总督明显就是要他来刹住天下最富裕省份的奢靡之风。
在两江总督任上做了三年，江浙一带“官吏望风改操，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贪墨之吏率相解印远遁，强豪猾胥纷纷徙居境外，官僚显贵削减舆从，婚嫁不用音乐。朱雀、雨花等旧时歌舞游乐之地, 门庭冷落, 寂如僧舍。江南俗尚侈丽, 至是人人争穿布衣, 布价竟因之骤贵。”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死于两江总督的任上。历史记载替他办后事的官员看到寝室“皆见床头敝司中惟绨袍一套。堂后瓦瓮米数斛，盐豉数器而已，无不恸哭失声。”“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康熙感叹道：“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称其为“天下廉吏第一”。
从历史上看，于成龙受到推崇和赞赏，人们也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要求古人，但从今日的经济观点来看，江南地区本来就是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地区，抱着节俭的农本思想却取缔了供求关系中的需求一方，压抑了工商业的发展，这未必是有利于整体经济的。
有趣的是，几乎在同时，邻国日本正在进行一场奢侈和节俭的斗争。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推崇节俭，而地方大诸侯尾张的德川宗春则主张政府应该带头花钱享受，这样才能让商业繁荣，增加税收。双方各种斗法，一时蔚为大观。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蕊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