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帕格尼尼黄蒙拉”： 其实最想录贝多芬(图)

　　对黄蒙拉来说，“东方帕格尼尼”的标签让他又爱又恨。市场对他诠释帕格尼尼的认可给他带来诸多机会，但选曲的单一也给他的演出带来诸多限制。

　　黄蒙拉参与的音乐会，主办方几乎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就拉帕格尼尼”吧。这个现象直到近两年才稍有改善，他终于可以拉点别的了。

　　早报记者 陈晨

　　因为在2002年在第49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中折桂获得金奖，顺带拿下了当年的“帕格尼尼随想曲演奏奖”，小提琴家黄蒙拉“东方帕格尼尼”的标签一贴就是好多年。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黄蒙拉从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一路读到上音研究生，这位上海青年音乐家的代表出现在本地各大文艺活动的第一线—上海之春、上海国际艺术节以及各种草地广场音乐会和电视晚会，而他每每登台，招牌的帕格尼尼炫技全曲也都拉得能让观众high起来。7月，黄蒙拉在上海大剧院的“走进大剧院—汉唐国际音乐年”上演了“帕格尼尼与中国的对话”音乐会，从音色的处理到乐句的衔接都拥有不俗的表现，温暖的琴声中延展出深邃甚至冷峻的思考。

　　7月31日，早报记者在上海音乐学院的琴房见到练琴的黄蒙拉，这一天上海的天蓝得不像话。他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深呼吸，说真是难得的好天气。采访次日，他就要离开上海，去央视的全国钢琴小提琴大赛做评委，去日本的LISHILCAWA MUSIC ACADEMY办大师班，这样的暑假他说不算太忙也不太闲，恰到好处，空下来一天还能练3到5小时的琴。 曾是“没天赋”的

　　“黄猛拉”

　　自打2002年从意大利获奖归来，1980年出生的黄蒙拉在媒体上一直保持了不低的出镜率。每一篇人物综述，都会从他的“大器晚成”说起。大概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从小展现出过人的天赋是履历上的“标配”，因此，黄蒙拉“小时候没什么天赋”反倒成了有意思的话题。如今坐下来与黄蒙拉聊天，问他“你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差吧”，他仍然斩钉截铁地说，“我是真的没天分，小时候讨厌拉琴，基础也不好，音准都是问题。”

　　黄蒙拉学音乐并非家学渊源，父亲是位医生，一位上海“老克勒”。黄蒙拉和多数同代人一样因为“承担了父辈的梦想”而开始接触音乐。很多人觉得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让孩子学拉琴，怎么会把拉琴的“拉”嵌进名字。事实上，“蒙拉”来自音译“moonlight（月光）”。这个名字后来被黄蒙拉的第一任小提琴老师张欣用来鼓励他拉琴，她说： “蒙拉，就是做梦都要拉琴。”而他则说自己从小挺乖，虽然在心里幻想着砸掉小提琴不知多少回，现实里却是一天十几个小时地“猛拉”。

　　小学六年级，他拜入名师俞丽拿门下，最初一个月，黄蒙拉因为音准太差险些被“退货”，亏得启蒙老师张欣为他求情争取。后来俞丽拿下了决心，一天六七个小时逐个音符地帮黄蒙拉校正音准，重新夯实基础，总算让黄蒙拉这个倒数的差生，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音附中，成为公费生。

　　黄蒙拉有三个硕士学位。获帕格尼尼金奖之后，各方演出邀约多了起来，但他通过获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状态。在确定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之后，他选择继续攻读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他依然觉得自己有所欠缺，毕竟古典音乐发源于欧洲，几次出国比赛的经历也让他明白要拥有一段“生活在欧洲”的经历，才能更好地理解古典音乐的美学和内涵。

　　在欧洲，抽象的音符所描绘的情景具象地展现在黄蒙拉眼前。第一站，他到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在那里，他感受到对待古典音乐的“寻常心”。 每个晚上，从阿尔伯特音乐厅到小社区的剧场，会有几十场音乐会同时举行；从本地交响乐团到外来乐团，从大师级演奏家到名不见经传的学生，都有自己的观众。这样的氛围，是他在中国从小到大不曾感受过的充盈与惬意。但真正让他找到音乐根源并升华理解的是去德国留学的经历。严谨的古典音乐体系，对音乐的分析解读方式在那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细化到“每个音每个句子每个关系都有意义在其中，他们已经把很多东西固定下来了，分寸、音量……我们演奏，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结果不一定那么重要，但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这就是德国的精神。”

　　在欧洲，演奏家的最高学历就是硕士，黄蒙拉拥有三个硕士学位，“学历对我来说不重要，我看重的是经历。”

　　黄蒙拉在德国读书时其太太怀孕，出于安稳的考虑，他回到上海音乐学院。而且，他希望孩子在成长初期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教育。黄蒙拉自称一直顺风顺水，虽然天分不高，但凭借着不低的平均分一路晃荡到现在，几年前的困惑逐渐明朗，拉琴在技术上也不见瓶颈，日益精进。没有过大起大落和放浪不羁，他一直温润而内敛。“这可能是个平庸的年代，我们没办法经历大起大落的时代创伤，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说关于艺术的体验靠想象，是我们这代艺术家的现实，看着别人的痛苦去试图感同身受，看着书里的繁荣去想象亲历。”

　　他拉的卡门

　　像“读过大学”

　　曾经有乐评人说黄蒙拉那首演出频率颇高的《卡门幻想曲》中的卡门像是“读过大学的”，意思是黄蒙拉对待音乐极为严谨，任何谱面上的小细节都一定要做足做到位。

　　黄蒙拉说他天性并不是严谨的人，小时候神经大条又没有逻辑，只是古典音乐自成一套严密体系，加上后来留学德国的经历，越来越觉得理性是音乐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自己性情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至于一些音乐家说的“完全投身于音乐，被音乐带着走，放空去享受”这样的经验，黄蒙拉坦白“几乎没有过”。

　　能够想起来的几乎“失控”到燃烧的演出，是去年4月在国家大剧院与德国伍腾堡室内乐团的演出，“下半场我拉着皮亚佐拉探戈的乐曲，渐渐有了‘忘我’的感觉。到后来有一瞬间觉得自己就是‘大师’，可以为皮亚佐拉代言，好像我知道他写曲子的时候肯定就是这么想的。”黄蒙拉回想起当时的状态依然觉得不可思议，“这种瞬间自信爆棚的状态可遇而不可求，特别难得又美好。但是我最为追求的并不是这种东西，气氛不是音乐，high也不是音乐的目的。哪怕用浪漫的方式把巴赫演绎得美轮美奂，也不是巴赫的意义之所在。”在这一点上，黄蒙拉有一个摩羯男的固执追求。 三年前，黄蒙拉接受《三联生活周刊》专访，当时他刚刚发行了帕格尼尼的炫技小品专辑，但他坦言自己内心更希望录制贝多芬、巴赫等传统德奥系的小提琴奏鸣曲。他还非常坦然地提到“唱片公司觉得我来录这些不会有市场”。 事实上，不只黄蒙拉，任何一个青年音乐家录制严肃的大型作品几乎都没有市场。古典音乐的市场面向圈外人、面向大众音乐可能范围也就是那么一些熟悉的小曲。

　　如今重提当年的心愿，黄蒙拉对待市场的心态平和了许多，“录音已经逐渐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我现在对人生没有特别执着的目标追求，觉得能够活得丰富，又能照顾到身边重要的人就可以了。”当早报记者提问说，“如果唱片公司找你录音，你最想录谁的作品？”他不假思索，“最想录贝多芬，他的音乐对我来说是透彻的、透明的”，边说边半仰着脑袋，嘴边浮起一丝笑意，“贝多芬全集录了，勃拉姆斯也可以录，巴赫是经典也要录，莫扎特就算了，舒曼的也很美，哦不，其实莫扎特也可以录一个协奏曲的全集。”小提琴家一边说，一边梦幻地露出了心满意足的表情。

　　在残酷的市场中

　　有所坚持

　　对黄蒙拉来说，“东方帕格尼尼”的标签让他又爱又恨。市场对他诠释帕格尼尼的认可给他带来诸多机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帕格尼尼的曲目又确实是那么的出彩与讨巧。他与全球最大的古典唱片厂牌DG签约录制的还是帕格尼尼的炫技小品专辑。不过，在迎合市场的同时，黄蒙拉做了自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根据谱面尽力完全还原当年帕格尼尼本人的演奏方法，这让他更有成就感。但不可否认的是，帕格尼尼成了他的限制，无论是与乐团合作协奏曲还是单独的奏鸣曲专场，主办方几乎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就拉帕格尼尼”吧，绝大多数时候，黄蒙拉会妥协。这个现象直到近两年才稍有改善，他终于可以拉点别的了。

　　这次汉唐的音乐会，主办方倒不太干涉黄蒙拉的曲目选择。弗兰克的《a小调小提琴奏鸣曲》是黄蒙拉近期花了心思重新研究的。“弗兰克其实是个甜得发腻的作曲家。”10年前黄蒙拉就在音乐会中选择过这首作品，“当时完全按照自己根据模糊的音乐感觉去拉，比如上行的乐句觉得是昂扬的，就使劲抒情，但事实上他的曲式有传统德奥作品的严谨，血肉中又是法国作品的华丽。”

　　号称自己有“完美主义倾向”的黄蒙拉每次选曲目会确定一首“主菜”，再根据这道主菜搭配其他的菜肴。“古典音乐是有一套脉络和系统的，我总是希望能尽量呈现得全面一些，比如这次选定了弗兰克，那就搭配其他法国作品的专场，今年12月份想拉两首普罗科菲耶夫，就想要搭配俄罗斯的东西，一方面对自己是系统的研习，对观众也是一次比较深入的音乐聆听经验。”

　　曲目虽由演奏家自己选择，但主办方给音乐会定的主题是“帕格尼尼与中国的对话”。为了契合主题，黄蒙拉被要求加上一首帕格尼尼的随想曲。黄蒙拉心里不乐意，“这就像精心准备了一套法国大餐，中间非要上一道意大利面。”不过他也知道这样的主题更有市场，最终黄蒙拉同意在返场环节拉一首随想曲，“虽然不是很开心，但是我理解这些做市场的人。但我必须自己去坚持一些东西，市场已经很残酷，如果我自己不坚持，没有人会替我争取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