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党派叙事”(图)

　　《民国纪事本末》讲到“多数民国借款，皆以赖债了事”之时，谈及“华史绝不提及己方失德之处”。这是近代史最为致命之处，也是本书难得之处。

　　王晓渔

　　《民国纪事本末》

　　刘仲敬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第一版

　　271页，28.00元

　　中国近代史有两种主流叙事，一种是悲情叙事，一种是党派叙事。这两种叙事的共同点是“不自省”的历史观，所有的问题和错误都归咎于“他者”，自身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历史观里，历史已经不再是历史，成为论述自身合法性的工具。史实不再重要，或者说史实是被选择过的，“他者”的错误和自身的正确同时被放大。

　　蒋廷黻写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奠定近代史叙事的“范式”之作，讲到鸦片战争时他跳出了悲情叙事的框架，没有神话林则徐，也没有把琦善视为内奸、把英国视为敌对势力，而是冷静、沉痛地表示，林则徐被罢免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因为“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即使这本经典的《中国近代史》，也没有摆脱党派叙事的框架（甚至可以说，它参与建立了近代史的党派叙事），第四章从戊戌到“北伐”的解读，基本是以国民党为视角展开的“革命史”，同盟会及国民党是革命史的主体，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成为反面典型。在党派叙事之下，出现“宪政史即党派史”的怪诞现象，即使国民政府时代的宪政史也仅仅是以宪政为研究对象，在价值上以一党利益评判宪政得失。

　　刘仲敬先生的《民国纪事本末》，开宗明义，要写“一种最古老、最重要的历史—宪制演变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宪制演变的历史”又是最不古老的历史，出现的时间很晚，数量也很少。历史学者未必了解宪制常识，宪制学者又对近代史比较隔膜。在当代学人的著述中，陈峰的《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跳出党派叙事的一本，可惜影响有限。

　　《民国纪事本末》兼采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体例，对各种事关宪制演变的事件进行点评。

　　今人谈到《临时约法》，往往只关注谁遵守《临时约法》，谁违反《临时约法》，但对《临时约法》自身的程序和法理问题很少涉及—这很容易把责任单纯归咎于政治人物的“素质”。刘仲敬指出《临时约法》未能得到遵守，与自身存在问题有关。在制定程序上，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载之公布《临时约法》，本身就需要存疑，“于情于理，当由参议院或业已就职之全国元首颁行约法”。在约法法理上，“民元法统兑现激进共和主义和超级国会制之彻底，独步全球，后无来者”。

　　对超级国会制，已有不少批评。此前帝制是君主专制，民初对于共和的理解是放大国会的力量（其中有孙载之失去临时大总统，试图以国会限制袁慰亭的因素），但权力分立不应是某种权力独大。当超级国会制变成了国会专制，总统在这个限度内几乎无可作为，只能毁坏宪法。

　　激进共和主义，此前少有论述。甚至对民初共和的批评，多是指责选举范围太过有限，没有影响到中下层。刘仲敬做了比较，指出当时普选程度已经超出了同时期绝大多数欧美国家。后来的党人批评辛亥革命不够彻底，但是民初共和出现种种危机，根源常在革命思维越过宪制思维，党人开出的药方却是“不断革命论”，可谓饮鸩止渴。

　　刘仲敬对“大一统”常有批评，戏称“华人之恶专制而恋大一统者，实无异于爱苗条而不舍甜食”。但是他对联省自治亦有批评，不是把联省自治指控为“分裂”，而是批评“民初省内集权制与民国联省制极不协调，违背联邦以县乡自治为节制州权根本之义”。这种批评或可商榷，但开拓了“联省自治”的讨论空间。如果每次讨论联省自治，总止步于“是不是分裂”，那是谈不上。

　　宪制维度，使得道德叙事变得无效。孙载之和袁慰亭常被视为正负两极，《民国纪事本末》却指出两者在观念上有共通之处，孙载之在“联俄”之前即是国家社会主义倾向，袁慰亭“亦国家主导经济论兼土改爱好者”。作者对陈炯明的评判也是如此，承认陈炯明是“罕见之道德型政客”，在孙载之和陈炯明之争中，并不站在孙载之一边，但是他批评陈炯明诛杀黄小佩之暴力，与宪政背道而驰。

　　民族主义也在书中消散了魔力，刘仲敬多次痛惜民族主义对自身国家利益的伤害。在民族主义至上的情况下，革命外交取代了公法外交，摧枯拉朽式的废除条约、收回租界容易收获民心，也轻易地扔掉了国家公信力，最终埋藏了很多后续的问题。

　　经过“去道德化”、“去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清理，《民国纪事本末》具有“自省的视野”，同时也注重“内在的批评”。刘仲敬讲到“多数民国借款，皆以赖债了事”之时，谈及“华史绝不提及己方失德之处”。这是近代史最为致命之处，也是《民国纪事本末》难得之处。

　　刘仲敬对日俄美三个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均有描述，他称日俄的区别是“俄狡倭暴”，“日式外交，擅长受横暴之名实，享微薄之实惠，恰与俄人相反”。这种说法初闻之下，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对照历史，却入木三分。1917年，苏俄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这仅是一纸空文，非但没有兑现，苏俄还对中国加强渗透，可是那纸空文至今仍被传颂。1919年，“五四”之后，日本外相同意青岛归华，“以华方诚实执行一切协定为前提”。相比之下，美方对中国多有平等对待。1927年，党军进入南京，伤及外侨，英美军队与之交火，刘仲敬指出“其曲在华，责无可卸”，事后美方中止宁案交涉，以示友华。在中国近代史中，俄国对中国的伤害和在中国享有的美名恰成正比，美方对中国多有平等对待却享有恶名，与俄国之待遇形成两个极端。

　　1928年，日本最为亲华之新党总裁床次竹二郎访华，反日会进行围攻，同时捣毁外长王正廷私宅。刘仲敬这样点评：“五四以来，华民族主义所仇者，一向为友华势力，于仇华者无伎可施。‘爱国者’不受成法约束，‘卖国贼’公权不受保护，传统悠久深厚，除暴民乱政霸君专政外，不知有他。”

　　通过宪制的视野，刘仲敬对民国史有很多纵深的观察，诸如“五四”运动和“三一八”事件都呈现出更为多样的面貌。作者钩沉了许多不应被忽略的细节，比如注意到奉天财政厅厅长王永江、穆儒丐小说《福昭创业记》。王永江虽有两本研究专著（薛龙《张作霖和王永江》和王凤杰《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涉及，但即使在历史学界，只知张作霖不知王永江，仍不鲜见。《福昭创业记》198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之后，没有再版，这两年台湾陆续出版了他的小说《梅兰芳》和《北京》，反响甚微。重提这些细节，有助于校正观看历史的视角。

　　宁汉隐为敌国，如何贯穿民国？革命吞噬立宪，怎么成为“主旋律”？军人零星干政与党人毁宪霸政有何区别？以国民大会为外交手段，对立宪程序和国会政治有何影响？五色旗遗老以什么方式报复党军北伐？《民国纪事本末》的“洞见”俯拾皆是，这些“洞见”或许会有争议，但争议可以唤起对历史的多重思考。

　　抛开可能的争议不说，《民国纪事本末》亦有几处瑕疵。其一，大事记与郭廷以先生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多有重合，虽然参考文献列有此书，似以更加明确标示为宜；其二，对中央宪制较为关注，但对地方宪制关注较少，比如湖南省宪被一笔略过；其三，对北洋宪制论述较多，对南京政府宪制论述较少，这固然与后期宪制变动不是那么剧烈有关，但党国与宪制的关系值得申说；其四，重宪制实践，轻宪制思想，比如对“民主与独裁”之争几无涉及。

　　不过，如果把上述这些内容全部纳入，就不是一本书的容量了。在很多问题上，《民国纪事本末》只是点到为止，不乏粗疏之处。刘仲敬是休谟六卷本《英国史》的译者，如果能以宪制的维度撰写一部宪制中国史（不仅是中国宪制史），会很让人期待，这不仅仅关乎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