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至
湖北日报讯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冯天瑜
廉政建设是个内外兼修的复杂工程，“孝廉”之道则是可供参酌的一种元素。“孝”与“廉”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核心价值观，本来属于伦理系统内的不同类别的德目，但社会伦常即为家族伦常的放大。故历代把寻觅廉吏的目光投向孝子，认为在家中行“孝”者，到社会行事，方有廉洁奉公的根基。于是，“孝”与“廉”这两类德目便携起手来，并称“孝廉”。
纵观古今中外，廉政建设不出内法、外法二者：内法为提高执政者的“道德自律”，外法为强化国家的“监督他律”，二者不可或缺。“监督他律”至关紧要，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这种不受监督的权力愈大，腐败愈加严重，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一再昭示的铁律。而关于对官吏的“监督他律”，史典多有记述，在“反腐倡廉”呼声高涨的今日，援引这方面的历史故事，是富于启示性的。“监督他律”固然不可或缺，但并不能取代“道德自律”，不能取代“君子慎其独”（独自不受监督时仍能坚守道德准则）。而一个人“慎独”定力的修炼，是需要自幼养成的。因此，古人求廉吏于孝子之门，是有一部分道理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的良好家庭及社会氛围，是造就决不苟且的刚健、正直之士的环境条件。当然，对于任何法则，都应当求其神而不必拘其形，论及“孝廉”亦应如此。我们自然不会简单化地把行孝之人与清廉官员打上等号，但不行孝悌、寡廉鲜耻之徒一定要排除在选才的范围之外。
本文来源：荆楚网-湖北日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