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记者 李墨 (记者 李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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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冯天瑜研究了一辈子张之洞和他的时代。
在那本厚厚的《张之洞评传》里,他们无数次在历史的长河里隔空对话,从经济到军事,从教育到外交。冯天瑜认为,张之洞督鄂近20年间,为湖北留下的3笔最大财富,是兴实业、练新军、办近代文教,尤以实业为最。
“论基础,武汉当时比不得发达的东南沿海,不是一个走在前列的城市”,冯天瑜说,是张之洞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为工业重镇,继而在全国位次上有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百年前的张之洞,已经在琢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他首先办起了亚洲第一个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再用滚烫的铁水铸造兵器,建汉阳兵工厂并打造成当时中国最大的陆军兵器生产基地。大兴纺织工业,设布、纱、丝、麻四局,一跃成为中国第二大纺织基地。“以纱布之利,协济铁厂,用炼成之钢铁供造铁轨、船舶、枪炮,以轻养重”。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武汉推向中国近代工业前列。
从某种意义上,张之洞让这座3500年的码头城市,第一次实现了“工业倍增”。
冯天瑜认为,站在历史的维度看武汉当前的工业倍增计划,实业兴邦的抉择是对的,它是一座城市的安全感。
“张之洞为我们的工业复兴树起了一座丰碑,但对这座丰碑,也要辩证地看”,冯天瑜说,当时处于民族危机时期,极为倚重国防工业,整个湖北新政期间,发展工业基本是不计成本地干。“这是一种国家行为,单就经济学角度讲,是违背市场规律的,钢铁多产一吨就多亏一吨,纺织四局赚的钱,基本都拿去补贴了。”
冯天瑜指出,反观同一时期的英、法等西方国家,工业发展都是围着市场这根指挥棒转的。
在这位年逾7旬的历史学者看来,对城市决策而言,现代工业的崛起,除了魄力,更要遵循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
作者:李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