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赵如兰(组图)

　　2013年11月30日上午10时，著名华裔音乐学家卞赵如兰教授于波士顿市剑桥镇的家中安详逝世，享年91岁。

　　2007年秋天，我赴美之前就听说卞赵如兰教授的身体不大好，但还是心存希望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她家的电话。到了纽约后，我翻开笔记本想打电话到波士顿的林同奇先生家，一位女士接了电话，我说：“请问这是林同奇先生家吗？”她说：“这是卞学鐄家。”（卞学鐄是卞赵如兰的丈夫）我脱口而出：“您是赵如兰教授？！”聊了几句后，卞赵如兰教授说欢迎我去访问她。

　　2007年11月11日中午，我来到波士顿剑桥镇“卞学鐄家”。在他们家的客厅里，曾经有过杨联陞、余英时、杜维明、李欧梵、王德威、郑培凯、张隆溪、林同奇、张凤等文人学者的欢声笑语。卞赵如兰说，自己在哈佛生活了那么多年，是一种“运气”。我提起她的父亲赵元任和母亲杨步伟的故事，她拿出一本赵元任的传记，笑道：“我对我父亲的一些事也不了解，是看了别人写他的传记才了解一点，你看我现在对我父亲的事情还在学习当中。”

　　一

　　1921年6月1日，音乐家、语言学家赵元任和杨步伟在北京结婚。婚后，杨步伟放弃了自己的医学事业，随赵元任赴美。1921年至1924年，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1922年4月19日，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第一个女儿赵如兰出生。卞赵如兰回忆：“父亲一天到晚忙，所以对我们的教育很自由。我小时候就对语言学感兴趣，我在哈佛教中文教了很多年，跟我父亲一起，反正受他的影响很大，他并不正式教我们，不过他写文章，给我们看看，我们写些东西，给他看看。我父母原则上是不怎么教我们，让我们自由地学，反正有问题的时候问他们，他们回答。我们从小跑来跑去的，在中国呢，中文不行，在美国呢，英文不行。”

　　卞赵如兰有三个妹妹。二妹学化学，三妹学数学，四妹学天文物理，只有她学文科，算是专业上跟赵元任比较近。不过，卞赵如兰说：“我父亲对物理也有兴趣，我三妹搞数学，我父亲也搞数学，只有化学比较远一点。他的兴趣很广泛。”杨联陞先生在《赵元任先生与中国语文教学》中说：“记得抗战时有一次胡适之先生同几位朋友闲谈，我也敬陪末座。有一位先生忽然问胡先生说：‘在先生这一辈的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聪明天才最高的了吧？’胡先生很快地就回答说：‘不然！赵元任先生就比我聪明！’前辈先生如此互相推重，而且纯出自然，令人感动。”

　　小时候，赵如兰跟父执胡适很亲切，她说：“我父亲跟胡适两个人从当学生起，一直互相敬爱。我父母结婚的时候，他是证婚人之一。胡适跟我们都很亲热，他很好，一点不摆架子。我父亲跟胡适谈事情，我母亲也参加在内，我们家就好像是他们家一样。有时候我参加学校的活动，我母亲告诉他了，他也问这个问那个，拿我们当家人一样。他在（我们）家坐下来舒舒服服地吃饭、聊天，我们很喜欢他，在他家，我们也舒舒服服的。”

　　卞赵如兰的母亲杨步伟做得一手好菜，也很好客。杨联陞回忆：“说起来那几年康桥实在是热闹。尤其是行者街二十七号赵府，亦称赵家楼，简直是天天高朋满座。我敬陪末座的机会最多，有一年在赵府的签名簿上签过不止一百次名。换句话说，那年吃过赵师母做的一百多顿饭。”“卞学鐄家”客厅里有一块“剑桥新语”的牌匾。从赵元任夫妇传下来，多少年来，他们家的“粥会”让无数中国留学生怀念不已。卞赵如兰与陆惠风、张凤、杜维明、张光直等人组织剑桥新语社，约请学者聚首研讨文化，精神盛宴与红粥白粥是剑桥镇的一大雅事。

　　杨步伟也写得一手好文章，她的《杂记赵家》一书妙趣横生，又写了关于中国菜的书《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卞赵如兰说：“我母亲从前学医，到美国以后对医学尤其是女人的医学问题还有兴趣，但是胡适总在旁边催她做这个做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写中国食谱也是很少有的事情，朋友们都说：此地可以推广中国的文化，最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食谱推出来。她说：‘好吧！此书开始由如兰翻译成英文，后来赵元任觉得她的翻译枯燥无味，就接过来翻，因为趁这个机会，他可以把很多笑话糅进去。

　　1973年，赵元任夫妇回中国访问，周恩来接见他们时，赵元任对周恩来说：“她（杨步伟）既是我的内务大臣，也是我的外交部长。”

　　二

　　赵元任与杨步伟的姻缘，胡适赞为“蜜蜜甜甜”，而杨步伟戏为“吵吵争争”，无论如何，早被杨步伟自己的妙笔大书特书。而卞学鐄与卞赵如兰的感情，则从1943年开始。当年卞学鐄在麻省理工学院，已经选读航空工程了，美国参加二战后，中国留学生可以自愿加入美国军队，他挑了陆战队。《杂记赵家》中说：“第二天入军队他和大女两个人谈了一夜，早起大女告诉我们，他们订婚了以资鼓励他战争胜利。我们当然也赞成。还有他们的订婚是如兰先把她自己的一条脖链给了学鐄，而学鐄还没给如兰什么呢，我们笑得不得了，对如兰说‘你先给他拴住了再说’。”

　　这一拴，就拴了六十多年。卞赵如兰是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也是第一位当选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音乐专家。而卞学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卞赵如兰1944年获哈佛女校Radcliffe西方音乐史学士，1946年获西方中古音乐史硕士，1960年获东方语文与中国音乐博士。她回忆求学经历：“因为我父亲常常出去旅行，我们跟着去，所以研究院进了好多年。我在音乐系念书，一边教书。那时候音乐学是一门新课，教音乐学的人都是新来的，最后我自己决定主修中国音乐。”

　　从1947年起，卞赵如兰在哈佛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任教，1974年至1992年任哈佛东方语言文化系与音乐系教授。我问：“哈佛大学的教学生活占据了您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位置吗？”卞赵如兰说：“哈佛大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校，对学问是很认真的，完全不能装假，我时时刻刻问自己：做得对不对？为什么做？走哪一个方向？我八十几岁了，还受它的影响。在这里教书很开心，可以说我运气很好，我教的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史、语文都是我喜欢的题目。哈佛是不管你的班有多大，只要你认真教，喜欢教，学生喜欢听你的课，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此地除了哈佛大学，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好多大学，所以大家可以互相比较，互相观察，不把自己看得太窄，可以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我请教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之间研究的异同，卞赵如兰说：“中国音乐研究是很新的，就是把西方音乐研究的方法应用在中国上。现在西方音乐上有所谓的‘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题目不光是西方音乐了，应用在中国音乐上就很有意思。我很早就对西方音乐各方面都有兴趣，音乐跟生活的关系，音乐跟戏剧的关系，音乐跟文学的关系，还有世界上各种不同的音乐对西方音乐的影响。后来我教中国音乐，就研究古琴、京剧、昆曲、戏剧跟文人生活的关系。”

　　我好奇在哈佛大学教中国音乐，学生理解的程度如何？卞赵如兰说：“当然有兴趣的人才来读，我拼命想法子让他们理解。如果从音乐的社会学方面看，没有问题，完全从技术方面看，那就很难了。有人到此地来访问，教古琴、唱京戏、唱昆曲，就让他们学点。民族音乐学是一门很新的音乐课，不但是音乐本身新鲜，教的方法也新鲜，我一边学一边教，很有意思。”

　　卞赵如兰常到中国实地研究音乐，早在设备沉重的时代，她就背着器材到处采风，晚年依然向往：“我对中国的感情很深，在研究中国音乐中，我对音乐社会学有兴趣，就是音乐在人生中占什么地位，有什么影响。我在中国还有亲戚，反正有机会我就去中国，到处跑，身上带着录音机，调查、录音。我写的论文是讲宋朝的音乐史。毕业后研究中国俗文化，在方法论上还是试验，因为以前没有人这么干过，也没有人愿意像我这样到处跑。”

　　回顾自己一生研究的志业，卞赵如兰说：“音乐平常说是玩的东西、娱乐的东西，可是也可以做严肃的研究。不管是婚丧喜事，所用的音乐都是可以研究的，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什么地方的人，都可以研究音乐。音乐属于社会学，相当重要。为什么有一些音乐觉得很激进，有一些音乐就觉得很下等，让人看不起，是不是所有的艺术都有这种分别？除了音乐以外，舞蹈、绘画是不是都有这种分类？音乐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问题。”

　　文/李怀宇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