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１０月３１日电（记者杨春南 邱明）正史记载中，岭南尽皆“南蛮之地”，至秦军南下始融入中原文明。考古学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这一观点是“历史的误会”——广东博罗出土的大量文物实证表明，岭南地区存在过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１０月底，记者在博罗县博物馆见到了一组七口罕见的春秋编钟，钟面花纹为春秋战国时期较为流行的“勾连云雷”式和“变体蝉纹”式，钟上密集的铜乳豆，显示了鲜明的南越文化特征。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文化部专家鉴定，这组编钟属于春秋时期，钟身虽有锈蚀，然音阶准确，音律悠扬。
在博罗县郊的横岭山，曾发掘出３００多座古墓葬，其最早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所跨时间长达七八百年，并首次在广东两周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土了铜甬钟和铜鼎。
考古学界认为，横岭山墓葬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且排列整齐、大小有序，显示当时整个社会处于稳定有组织状态；这些青铜编钟、甬钟、铜鼎的特征也表明不是中原和荆楚的产品，乃是本土铸造的“土特产”，说明岭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具有相当发达的青铜器文化。
而在增城围岭遗址和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都曾出土铸铜石范（模具），说明至迟在商时期，岭南地区即已掌握青铜器铸造技术。
这就证实，岭南地区曾存在过一个“青铜时代”，说明了这里也有着由原始社会转向奴隶社会然后进入封建社会的完整的历史发展序列。
岭南地区远离中原，历史上在正史记载中着墨极少，一直被后人以“化外之地，瘴疠之乡”一类词汇描述。不少人认为，岭南文明的开始，是在被秦始皇五十万大军征服之后，当地土著“百越人”才从蒙昧的原始氏族部落阶段一跃跨入封建社会。
“文物实证表明 南蛮 不蛮。”博罗县博物馆馆长张向忠说，能够证明岭南存在“青铜时代”，就意味着岭南先秦时期的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事实上，考古学界对“南蛮”也有不同的看解。已故的著名考古学者、广东省博物院原研究员杨豪自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曾数十年持续研究博罗铁场文物，多次作现场调查。在著述《铁场考古春秋》中，杨豪认为，“蛮”在古代只是民族群的指称，并不具备现代的“野蛮、落后”等字面意义，其证据之一是当时边疆边陲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见于书册中则由汉族学者代译代书而书写不统一，如《史记·吴大伯世家》索引注谓：“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即“蛮”与“闽”本都是互称互指的。
另一方面，岭南文明并非独立于中原文明的存在，而是互为影响融合。距今约１２．９万年以前，岭南出现了早期古人——马坝人，在漫长的石器时代，岭南先民形成了既受中原文化影响又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
在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曾出土苏岗、何屋岗两处贝丘堆积遗存，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即具备了相当发达的石制、陶制工艺品制作工艺；在附近的龙溪镇银岗村，近年来陆续发现龙窑5座、灰沟3条、灰坑4个、窑址1座，还出土了大量的罐、鼎、碗、杯、盒、豆等完整的陶器。这是广东省迄今发现的一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的陶器制作工厂。据考证，该窑场从西周、春秋至战国，期间无明显间断。
考古人员告诉记者，出土文物表明，先秦时期的岭南文明既深受中原文明影响，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如银岗古窑场遗址的发现，解决了考古界对夔纹陶类型和米字纹陶类型“孰早孰晚”的争论；而横岭山铜鼎的饰纹属西周早期，而器形却属西周晚期，上面的圆状饰纹中原少见，说明是越人仿造中原青铜器形，并加入了自己的创造。
“今识铁场宝，粤寿增千年。”学界认为，博罗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岭南地区先秦时期政治经济的考古证据，解决了广东考古学文化编年史的问题，进而论证了岭南地区存在过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南蛮”之帽理应摘去，岭南已成经济翘楚，文化亦当相应崛起，代表中华，依托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们在博罗县了解到，这片道教先师葛洪、豪放文化大家苏东坡等先辈文人眷恋的文化热土，正大力实践“以人为本、生态优先、文化引领”的发展思路，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建设岭南文化名县”。（完）
(原标题：广东考古新发现：广东新石器文明，青铜文明一度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