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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今报首席记者赵嫒左采访崔琦先生
获得诺贝尔奖后，崔琦曾接受过著名主持人杨澜的专访。“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面对杨澜的提问，崔琦流泪了，他给出了一个让世界动容的回答：“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
东方今报记者 王秋欣
首席记者 赵媛/文 记者 沈翔/图
崔琦先生虽然在美国功成名就，但他心里永远抹不去未曾尽孝于双亲的遗憾。他说他宁愿在河南当一辈子农民，也不想与父母天各一方，永不能相聚。他的母亲，是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人。如果没有母亲执意送他到香港求学，他不可能完成学业，更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东方今报记者靳晖珍藏的照片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母子情深故事？东方今报独家了解了崔琦母亲王双贤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母亲系出名门，家族从开封迁到宝丰
1998年，崔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曾含泪回忆起难忘的童年时光和母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小时候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能从中学毕业已算幸运，但是母亲有远见，自己不识字，却坚持要我上学。”
“舅舅资助他上学，母亲和舅舅是对崔琦姐弟影响最大的人。”当年靳晖采访崔琦的表姐王筱兰时，她这样说。
崔琦的母亲王双贤是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人。当时，王家拥有数百亩良田，旧居从大门楼到后院，有数亩地之广。王双贤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她凡事不喜与人争，独爱一个人静静地做事。
当年，王筱兰还向靳晖透露：“王家是北宋以来世居开封的犹太人后裔，后来因为黄河水患，才来到了宝丰。”
本来，王双贤有的是读书习文的机会，然而，她的父亲却固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不让她跟着3个哥哥进私塾。王筱兰说，王双贤不识多少字，但这并不影响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广远见识和博大胸怀。
虽不识字，母亲却坚持送崔琦香港求学
在王筱兰看来，在与哥哥们的相处中，王双贤深知教育对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意义。
崔琦的舅舅王治军1906年赴日留学，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舅舅王治安曾任宝丰县教育会会长；舅舅王治寰曾任郏县中学校长，还当过河南省教育厅督学。
王筱兰回忆说，她曾听过老家的一个传说，当年宝丰闹匪患，经常抢婚，很多大户人家为了女眷免受骚扰，就会匆忙找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把女儿嫁给他。
崔琦的父亲崔长生是个地道的农民，以种地养家。王双贤在有了4个孩子之后，不管生活多艰难，都坚决要求他们跟着三舅读书。
崔琦的3个姐姐崔颖、崔珂、崔璐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先后大学毕业的。
“这在当时是轰动方圆数百里的特大新闻。”王筱兰说，崔琦也正是在母亲的要求下，才离开家乡到香港求学的。
母亲要求极严，为了“偷瓜”罚崔琦下跪
“崔家的家规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王筱兰说。
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村上几个孩子偷她地里的瓜，便在王双贤跟前告了一状。崔琦放学回家，母亲叫住他：“驴娃儿（崔琦的乳名），你偷人家的东西啦？”
崔琦没搭腔。母亲说：“去吧，门楼底下墙角里跪着！”
崔琦便放下书包，自己拿锨弄了些炉渣放在门楼底下，跪在那儿一声不吭。过了好长时间，王双贤才叹口气喊他站起来。
崔琦低着头来到母亲跟前，母亲问他以后还偷不偷人家的东西了，崔琦说：“娘，俺以后不和他们一路上学了。”
事后，王双贤才知道崔琦根本没偷瓜，只是在路上和偷瓜的孩子们碰到一起罢了。母亲问崔琦为什么不说明情况。崔琦说：当时娘正在气头上，说了也没有用，再说我毕竟跟他们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况且娘这样要求我也不是坏事，偷人家的东西到哪儿说都丑，我不想让娘为我担心。
靳晖采访时，当地很多老人回忆起崔琦的母亲，仍会说：“驴娃儿他娘真是好人呀！别看说话慢声细语的，可教孩子真有一套。”
去香港读书，太想母亲两次写信要回家
1949年前后，崔琦的几个姐姐先后移民香港。正是1949年，崔琦高小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三舅又全家移民澳门，所以，崔琦只好辍学在家。
两年过去了，当地依然没有成立中学，这可急坏了崔琦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1951年，王双贤决定让崔琦投靠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
当年，崔琦的外甥王达人（崔颖儿子）曾撰文回忆，临行的前几天，崔母一针一线地为崔琦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这年秋天，崔琦进入香港培正中学读书，因为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原因，崔琦强烈思念在家乡的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
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崔琦刻苦攻读，靠全额奖学金完成中学学业，并于1958年到美国留学。
这时，他的父亲崔长生已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作为唯一的儿子，崔琦本应回国为父尽孝，但母亲却对他隐瞒了这件事，直到1959年夏天父亲因病去世，母亲都没对他透露一点消息。
母子一别再没相见，母亲茅草庵中辞世
随后的9年间，母亲不管自己受多大的罪，甚至在81岁高龄时住茅草庵，都没有影响儿子的学业。
王筱兰说，崔长生去世后，崔母无人可依，只得拖着老弱之躯，千里迢迢去北京和他们一家一起生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崔母又拖着残躯回到家乡，自己的两间草房也塌了，只好住在生产队的一间庵里。“庵就是搭起来的窝棚，四面透风，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回忆至此，王筱兰伤心不已。
一年后，崔颖为了照顾母亲，辞去工作，陪着她在宝丰度过了最后的艰难岁月。
1967年，崔琦在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一年后，母亲王双贤寂寞地离世，当时只有大女儿崔颖一人守在她身边。
合葬完父母，崔颖返回北京，因积劳成疾，过分悲伤，不久也去世了。
镜头
他一遍遍摩挲着母亲的照片
昨天上午，当崔琦看到母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时，他久久站立，捧着母亲的照片用手一遍遍摩挲。他仔细端详着照片，似乎要把母亲的笑容铭刻进脑海中。当记者靳晖告诉崔琦，照片背后是他大姐崔颖留下的字迹。崔琦轻轻地说了声“姐姐”，半天无话。
记者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崔琦一直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摇了摇手，然后细心地把照片收藏到了上衣口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