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舒红兵：让科研工作者回归科研本位

　　人物名片

　　舒红兵，4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精彩语录

　　诺贝尔奖获得者不是培养出来的，是在自己喜欢的研究领域里“浸泡”出来的。

　　学术不端必须“零容忍”，人品不好，科研能力再强也不要。

　　名目繁杂的人才项目，让科研人忙得团团转，回头一看，真正的研究却在“睡大觉”！

　　将人才政策、激励机制权限下放，科研人员能力如何，其单位更有话语权。

　　从重庆山乡走出，留美归国，2005年成为武汉大学全球招聘的生命科学学院院长，46岁的院士舒红兵引人注目。

　　他有着科学家的低调。面对记者，他说，多关注提案，少谈个人，科研工作需要单纯的科研环境。

　　“我这次准备写一个提案，希望与其他科研工作者联名，因为这是科研工作者共同的心声。”舒红兵说，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为何不见中国科学家的身影？因为缺乏国家层面的科研、人才管理顶层设计，各式各样的人才计划、荣誉头衔、项目计划，可能导致学校、科研工作者被迫进入“争名夺利”的怪圈，难以静心做研究。

　　他举例说，有关部门对学校人才工作评估，一般会以拥有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的数量作为评价指标，这会导致学校在招聘人才时，会倾向各类头衔而放弃需要的人才。已有的学者，待遇也会参照这些头衔。如此，就会有更多科研工作者，花费大把的时间申报各种名目的荣誉、各种各样的计划和项目，一些最有创造力的青年学者因此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部分地丧失了对科学本身的迷恋，科研风气愈加浮躁。“我在美国呆了15年。美国科研工作者从事研究，最大的动力是兴趣。崇尚学术本身的氛围，是美国留住科研精英并能领导创新的重要原因。”舒红兵告诉记者，美国大学教授平均年薪大约在15万美元左右，不一定比中国“千人计划”入选者的薪酬高，为何仍有一些精英学者不愿归国？对真正的科研工作者而言，其学术生命的发展和延续才是第一位。因此，薪酬待遇标准已经不是我们人才战略的“短板”，好的顶层设计、好的科研环境更能吸引“凤还巢”。“我建议，国家可以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科技顾问委员会，成员是一些没有行政职务的战略科学家，为国家提供科技管理和人才政策等方面的咨询和监督。这个委员会最终目标之一就是能够让科技工作者回归科研本位。”

　　舒红兵的这个想法，源于他的一个实践。

　　2005年，舒红兵当选武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后，经过民主测评，组建由学院20多名教授成立的“教授委员会”，但凡学院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其讨论通过。实施7年多来，营造出了尊重学者、民主自由、管理规范的学术氛围，促进了学院的快速发展。“2005年前，学院每年的项目经费不到3000万，现在每年都超过一个亿。”

　　今年，是舒红兵作为院长第二届任期的最后一年。他表示，会让位迎贤，“让新的院长把学院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同时，他建议，高校应该大力倡导人才合理流动机制，对于院长、系主任等关系到学科发展的职位，应该去“编制化”，如此，学者有压力，不会懈怠，单位也会善待真正需要的人才，确保“有为才有位，有位更要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