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在反主观主义,胡风在重庆反客观主义

《历史学家茶座》 2009年第3期

武汉 “密云期风习小记”

鲁迅逝世。全面抗战爆发，众皆西迁。原在鲁迅的身边那拨人也纷纷往西走。其中有萧军、萧红、冯乃超，也有张光人，他的大名是胡风。

那时候胡风到了武汉。武汉已是大本营，有文人，也有武人、官人和商人，也有革命者。其中就有董必武，他是胡风的老乡，和胡风相熟。胡风开始办《七月》。——直到拥有了《七月》，胡风才开始真正有了自己的力量。《七月》是大家的刊物，但基本上却只有胡风在那边苦撑着。那时阎锡山在山西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希望吸收进步青年去学习，且来武汉聘请教授。萧军动心了，他拉着聂绀弩等同去。同去的还有萧红、端木蕻良、艾青和田间。直到走的时候，他们谈到《七月》，似乎才感觉到《七月》的重要了。胡风在苦撑，苦撑待变。

差不多的时候，极孚人望的周恩来到了武汉。他不但负责办事处的工作，还代表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副部长。这一来，第三厅就成立了，厅长是郭沫若，也就是作文艺宣传的，下面设了一些处。一大批闲得慌的文化人这下可有事做了。按说事情也应该有胡风的一份，可是因他不曾拥护“国防文学”，很是遭到王明的惦记，因此，胡风也就被动了许多。好在很快就成立了“文协”。为联合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文协把方方面面的人都请到一起来了。一次开理事会，连新月派的陈西滢也来了。冯玉祥在家中请他们吃饭，一菜一汤一饭一水果，经济可口。在会上，胡风当选为常务理事，负责研究股。他是副主任，主任是郁达夫。此外，还有总务股老舍、组织股王平陵、出版股姚篷子。实际的负责人是老舍。很多会都是他掏腰包请客。好在《骆驼祥子》的作者高产出、高收入，要不可真要了他的命。

有次邵力子请吃饭，于右任来了，周恩来也来了。胡风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差不多这时，有人为他编辑出版了第二本论文集《密云期风习小记》。

胡风继续办《七月》。曾向《七月》投稿过小说《严玉邦》的黄既黄树则，虽则通过几次信，但一直不曾晤面。这次他到武汉，找到了胡风。原来他是天津医学院毕业的医生，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且在刻画人物方面颇见功力，这很是不易。双方见面都很高兴。他和胡风谈到伤病医院的情况，那里对伤病没有一点政治教育，他很失望，又说起想到延安去工作。胡风将其要求和吴奚如说了，吴很高兴，说延安非常需要受过专门训练而又有觉悟的医生。不久黄既来信告别，说将奔向自己愿去的地方了。

重庆“民族形式问题”争点及其反复

《七月》停刊又复刊，相隔几近一年。停在武汉，复在重庆。重庆那时是陪都。

《七月》是胡风的大本营，是他的力量和奔头之所在，他也借此扶持了一批新人。他编刊物，写文章，顺便还在大学教点功课。生活是忙碌的，忙得没有闲工夫去忧愁。不跑警报时，仍得天天去上班。一次去访周恩来，周恩来询问起胡风的工作情况，胡风就将为争取出版《七月》所遭遇到的重重困难告诉他，现在不得已要找个不愿与之合作的老板合作。周答应帮忙。《七月》很快起死回生。

一日下午，天正炎热，忽然，董必武老前辈辛苦地爬上胡风所在三层楼阁来看他。董老谈到这次从延安来，周扬托他带口信，请胡风到鲁迅艺术学院当中文系主任。董老问他愿不愿去，并说那里的年轻人很多。胡风有些吃惊，心想，周扬怎么会想到他？二人之间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今后怎么相处？……他想到这儿有些犹豫，只说：“让我考虑一下吧，再说延安人才济济。”董老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胡风私底下对人说：有他在，我还去干什么？

到下午四五点时，警卫员送来周恩来的亲笔信，约他面谈。当夜见到，胡风趁机将自己对工作的看法都说了，最后说，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给国民党一点不痛快，可以揭露他们的鬼蜮和伎俩，让他们不能随便欺骗人民……。周也说：国民党地区也需要能够公开出面的人，不一定非去延安不可；这事由我向他们说明一下，你留下吧。同时，周给了胡风一个任务，就是劝说梁文若不要同吴奚如搞恋爱，对党的影响不好。朱惠不同意和吴奚如离婚，以群也不高兴。周说：你和他们双方都很熟，都是你的朋友，你还是多向他们做做工作。胡风答应了。不久，梁文若自己找来了。胡风将组织上的意见告诉她，并劝她要冷静点，不要再发展下去了，这样对你们双方都不好。想不到她不但不听劝，还不把这当回事，甚至很得意地说：组织又怎么样？蓝苹的恋爱，最后组织上还不是得批准？

他向周恩来汇报与梁文若谈话的情况，并说她拿蓝苹的婚姻作借口。周恩来说：这是别人的事，我们不谈。周沉吟了一会儿，又说，那你找个时间约以群来见我。胡风带以群去见时，以群表现得很冷静，爽快地答应了和梁分手，并向周恩来提出愿意到前线去访问。

后来以群从前线回到重庆，周在一次会上提出让以群在文协工作，要胡风和老舍商量安排。于是以群一直住在文协的宿舍，俨然成了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员。吴却从此失去了周的信任。虽然和梁结了婚但被调到桂林，后来二人重又失散，恋爱就此结束。这也是吴一生不幸的转折。而以群则一帆风顺十几年，直到“文革”期间在上海跳楼自杀。而他的问题又追到了早已离开上海作协、在宁夏教书的梁文若身上。梁只好一死了之。

胡风每次进城，都要抽时间到五十号去找陈家康、徐冰。陈是他的同乡，且是武汉大学肄业，谈话用乡音，他很是受用。陈在当时是难得的年纪轻轻就能向冯友兰叫板的哲学里手，却也是日后异常可惜过早地结束自己哲学生命的才俊。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斯时斯地的他，英文甚好，古文底子也深，喜爱文艺，学识渊博，不愧为周公的秘书。

五集第三期《七月》上发表了两个新人的小说，其一就是《“要塞”退出以后》，署名“流洪”。胡风觉得对方很能写，但也看出很多地方受了阿垅的影响，便回信指出一些不足之处，并约来见了面。——这应该是文学史上一个历史性的会面：一个腼腆的小青年，来到了重庆首屈一指的文学评论家眼前。他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那样的年幼。看着这小青年，胡风感叹：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的生活，如此的敏感，和如此的天分。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是应该成为大作家的。这人就是路翎。

处在困境中的路翎开始专心写小说以自救。越写越好，越写越精彩，几乎每期《七月》都有他的作品。这个《七月》，哪怕仅仅成就了此人，就足以自豪。

那时是兴开会的，延安开过文艺座谈会，倡导民族的大众的新文艺；重庆就要开民族形式座谈会。五十号周围的人差不多都过去。胡风也去了。但会上多是向林彬等在说话，胡风只带了耳朵。后来在北碚参加文协座谈会时，他见到了高长虹。这个曾与鲁迅纠缠的著名人物，已成为干瘦萎黄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如今年近五十，一事无成，且孑然一身，他唯一的拥有，就是人们大量的同情。

11月8日，胡风收到郭沫若电报，说是第二天要开文化工作委员会，要请胡风和吕振羽参加。这个委员会是不久前国民党撤销了郭沫若的第三厅后成立的。周恩来将胡风和吕振羽都放在这个会里。胡风是专任委员，有一份军米，他的吃饭问题遂得解决。

回到乡下，胡风编就了《民族形式讨论集》，将论战双方的文字汇集起来。而后，他又写了论集的题解和自己的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前记。而后，他根据早已搜集好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开始写作《论民族形式问题——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争点和实践意义》。一气呵成，还写了后记。写作过程中，他没有对向林彬透露一句，只给了吕振羽看。吕激赏不已。最后，文章分上下编，分别在葛一虹编的《中苏文化》和沈志远编的《理论与现实》上发表。一直自视甚高的向林彬原以为胡风会同意他的某些论点，今朝看到胡风对自己的观点全盘否定，十分丧气。文中，胡风对党员作家、左翼作家很不客气地加以指名道姓的批评。理论问题往往也是人事问题，有人对此介怀不忘。后来在万众声讨时，有人就说：胡风当时就骂尽了中国作家！

当时的胡风还不知这许多。他异常重视自己发现的那棵好苗子——路翎。路翎工作的地方离胡风不远。由于与矿工们有了接触，他的创作题材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刻。他们已像一家人了。有时他过来，就留下吃饭，或是几个炒鸡蛋，或是到对面小铺去买几根麻花当下酒菜。他说话，他听；他创作，他评论；他给他理论指导，他用创作来支持他的理论，配合得很好。

局势日非，重庆风声渐紧，周恩来已经在酝酿安排文化人转移了。纷乱之中，胡风加紧写作，赶写完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新文艺传统》。当选第三届文协理事后他赶去重庆参加茶话会。会后访问周，周说还是决定让他去香港，要他做好准备下次带照片来，已在办证明文件了。那是1941年的4月。那个晚上，他找到五十号。主人不在，于是留宿在那。半夜，主人叫醒他，说来晚了很抱歉，并交给他一百美钞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没有港币了。他要走了，可还是放心不下《七月》。见到聂绀弩时，就把路翎、阿垅介绍给他，希望他们合编下去。

香港、桂林与重庆“在混乱里面”

在香港，胡风见到了夏衍。夏是文艺方面的领导人，他约人写了一本指导性的理论文集，却没有约重庆来的人写，连茅盾都没有约；而文集中的主要论点是抗战文艺上只有各种流派而没有主流，连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传统都不提。胡风对此很反感。对此反感的当然不止于他。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准备开一次文艺方面的扩大会议，谈谈这些问题。会前，叶以群还来给胡风打气，要他讲话，并说茅盾也准备发言。

会议由廖承志主持。大家发言时，都只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胡风原以为茅盾会提一些意见，没想茅的话更是无关紧要。他再也坐不住了，就说：党花了那么多大力气把这些人弄到香港来，但来后不团结鼓励大家多做点工作，反而争个人影响，闹矛盾，怕别人做事，这是违反党的要求的。夏没有反驳，红着脸听着，平静地作辩解。黄药眠立即反应，保卫夏。双方争吵起来。

胡风自此待得不长。但他见到了乔冠华，还丢失了路翎《财主的儿女们》的初稿。

而后局势再变，他又得走了。中途他在桂林待了将近一年。原本只是自然风景圣地的桂林，此时已然成了文化之城，这里有地下党的负责人李亚群、张友渔、邵荃麟，也有聂绀弩、彭燕郊等。当时的桂林，人称茅盾为茅公，也有人称胡风为胡公。在这里，他还看到当年念大学时敬仰的前辈，《少奶奶的扇子》的作者熊佛西，熊公已年近半百，但和一女学生打得火热，二人同住。胡风和他很谈得来。

3月14日晨，他们启程回重庆。冯乃超为胡风约定了见周恩来的时间，见面时，胡风简单谈了在香港脱险的经过，并没有把香港的工作情况详细汇报。周在郭沫若家召集了一次从香港回来的人们聚会，会上，胡风忍不住谈起夏衍在香港的一些做法，虽未指名，但谁都能听得出来。一向对夏有意见的茅盾此时却一声不吭，只有胡毫无顾忌地把心里所想全说出来。周不动声色，由他说去。

不久，刘百闵派人送来了蒋介石见来宾调查表。5月13日下午3时，这批接见的五人中，有胡风、茅盾、钱纳水、沈志远等。由张道藩带他们去蒋的住处。是个别接见。蒋一边和他谈话，一边拿小本做记录。蒋先问他是哪里人，在哪里留学等等。胡风说：“在日本留过学。”“是帝大？”“是庆应。”蒋“哦 ”了一声，说：“庆应是名牌大学啊！好的，好的！”又问他对日本的看法。胡说：日本是外强中干……在愚民教育下的国民，虽能被反动政治玩弄于一时，并不能使反动政治最终达到目的。蒋就没有再问，只是说了一声：“为国家，啊……”点点头。他认为到此就算完了，于是站起来，蒋也站起来，二人握手。这次会谈只有短短的三两分钟。茅盾则不一样。当蒋介石问到对“拙作”《中国之命运》的看法时，茅立即答曰：“委员长主持百年大计……。”后来，周恩来提到这事时，胡风只说了一句“我觉得蒋介石的表情像个老太婆”，至于别的就没有再说。

不久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是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部重要文献，别人读，胡风也读了。但他不是作为党内文件来学习，而是作为一种文艺观点来体会的。这次冯乃超约了十几人。会议一开头就涉及了培养工农兵作家的问题，要胡发言，他亦提到了文中所指示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他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作实际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蔡仪不同意，并举例说，文工会有一位勤务兵就被提升为少尉副官了，可见在国民党统治下培养工农兵作家是可以做到的。这次会议要的是对著作的认识和态度，是来表态的，而不是来商榷的。胡不懂。会自然开不下去。

因着路翎的关系，胡风认识了舒芜。舒只比路翎年长一岁，但老成多了。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工作，是桐城方苞的后人，在古文上很有两下子。有次胡风向陈家康和乔冠华谈起，说有个青年写了关于墨子的文章，与郭沫若的论点不同。二位大感兴趣。胡风便带了舒芜拜访二位。相谈甚欢。这年轻人的嘴巴尤其过硬，很得二位欢心。于是舒芜的《论主观》就出现在创刊伊始的《希望》上。这时路翎正在埋头重写《财主的儿女们》。

1944年，延安方面来了刘白羽和何其芳，他们是来帮助徐冰领导文艺的，也是来考察重庆方面学习“讲话”精神的效果的。刘许多年前就在《七月》上发过文章。远在重庆的胡风，当然对外面情况不太了解，不过他多少听说了吴奚如的情况，也听说过王实味事件。

1945年1月25日，胡风又进城参加文工会，正赶上冯乃超主持的座谈会的后半截。茅盾、以群带头，将矛头集中于《论主观》。胡风明白，茅盾批评《论主观》不过是借口，实际上是不满有的文章批评了他所欣赏的姚雪垠，并以为批评主观主义是针对他的。胡很不满意。几天后，冯乃超又请侯外庐来文工会作了一次批评讲话，胡参加了，仍没有被说服。问题提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召集了茅盾、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会前，胡风在乔冠华房里坐着，乔给他看了所写的关于《论主观》的要点，基本是肯定的。到开会时，只在开始时提了提《论主观》；胡仅说明自己只对个别论点有同感；乔冠华则未发言。周恩来马上把问题移到了“客观主义”，问他这指的是什么？胡这才明白症结所在。周恩来提议用“旁观主义”好些。一个争论暂时解决了。

胡风在陈家康的房内一直留直到第二天下午周恩来从外面回来，和他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其要点是：第一，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对的；第二，要改变对党的态度。胡风以为，头天晚上的会议和眼下的谈话等于对他的工作作了肯定，于是放心了，并很快又在《希望》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中庸》。这时，郭沫若所办《中原》也发表了乔冠华、陈家康和胡绳等人的大量哲学文章。二者相映成趣。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亲自到重庆谈判。胡风与冯雪峰赶到了五十号，徐冰陪他们到红岩山，说主席晚上在那里，可以见到。那里正举行舞会，徐冰好容易才找到机会将胡、冯拉到主席身边。主席很客气地握了手，正说着话，一位从延安来的女记者跑来拉着主席，说要去跳舞了。后来大家到机场为主席送行。主席正要上飞机时，徐冰从背后推了胡一下，但他还是没好意思上前去握手。在这年的鲁迅逝世纪念会上，胡乔木和乔冠华都来了，胡风也来了。三位清华人终于齐聚。还有胡绳。这时的重庆好繁盛，有“二乔”，还有“二胡”，若加上胡风，则是“三胡”了。他与“二乔”是清华校友；与“二胡”之一的胡绳，则是北大校友。在名分上，都是自己人。一次，胡乔木与胡风相谈三小时。胡乔木要他约舒芜也进城来谈话。那天，胡与舒芜在他的小屋中谈了很久。第二天，他们要再谈，那个能言善辩的青年居然怯场了，他恳请胡风亲自陪他去谈话。谈了二三小时，不欢而散。

重庆已不是陪都，他们要回上海了。临行前一天，胡风特地去看周恩来。陈家康也坐。临末，周恩来提到思想问题，说：延安在反对主观主义时，你却在重庆反对客观主义……。这是点睛之笔，可惜胡风当时没有听懂，他的耳朵不太灵便。

他回到了上海，但风起于青萍之末。正当在他上海为文学为生活忙乱得不亦乐乎时，香港掀起了批判胡风运动（有趣的是，几乎在同时，香港也批起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京派人物，东北则掀起了批东北汉子萧军的浪潮；如果说沈从文是左翼之异路人，那么萧军和胡风却是左翼的道中人了）。消息最早是从刘百闵传至姚篷子，再由姚传给他这当事人的。千真万确。不久他收到了冯乃超从香港寄来的信，提到他们出的《大众文艺丛刊》，还很客气地希望他看后提意见。翌日，第一辑《大众文艺丛刊》寄到。署名“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活动的意见》，说：“……出现了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他们把问题颠倒过来，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把它看成一种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实质上，也就是向历史唯心主义发展的一种倾向了。”这是不指名的批评，还有对其爱徒——路翎的指名的批评。胡绳一开始就给路翎定调子，后者所写自然成了一无是处的小资产阶级作品。面对不从事文学创作、但喜爱文学批评的“文学批判家”，胡风什么话都不好说。

第二辑《人民与文艺》到了，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直接点名，指责胡风的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令胡风不解的是：乔在重庆时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而今怎么就立地成佛，成了一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转而批判起他的“唯心主义”了？

胡风感到大事不好。冯雪峰愤然道：“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故伎？”他对创造社的做法是有过切肤之感的。

潘汉年出面让冯雪峰去了一趟香港。香港的批判停住了。胡风去了一趟香港，见到了乔冠华、周而复、邵荃麟、冯乃超等。他们继续谈，以解决问题。问题当然不可能彻底解决。上面的意见是他们在进入解放区之前就把论争作一解决。可他们马上就要北上，已等不及了。新的时间即将开始了。是的，“时间开始了 ”。

北京“时间开始了”

进北京之前，他们先到沈阳。在沈阳，胡风见到了丁玲、萧军。丁玲告诉他：周扬在延安这么些年，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到本溪，天蓝也告诉他说：周扬只要人为他工作，不讲个人情分；署名周扬的《马克思主义论文艺》中许多就是天蓝翻译的。后来吴奚如又告诉说：延安整风时，周扬在鲁艺骂人打人，田间就被整得够呛……

1949年3月21日到河北李家庄中央统战部之后，周恩来亲切接见大家，也和胡风亲切握手。次日，胡风给主席和副主席各写一信，汇报自己进解放区后以来的感受。其中给周副主席的信中有一句话是：“我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他真是这样感受的。

到北京住定后，周扬、茅盾前来看望。很快就是酝酿第一次文代会了，方方面面悉数出场。会议产生了新文联的领导班子：郭沫若主席，茅盾、周扬副主席，常委21人。胡风是87名委员之一，同时也被选为政协代表。二日后，文协正式宣布成立，领导班子产生，主席为茅盾，丁玲、柯仲平副主席，胡风只是 21名常委之一。——这一切，与他本来的预期好像相去太远。可他管不了这许多。

10月1日下午，听到那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后，胡风热血沸腾。来京开会的委员们渐次离去，只有胡风留在住处，一面等着总理的接见，一面急切地要把心中满溢的激情写出，写成恢宏的诗篇。于是，他开始写长诗《时间开始了》。在那段时间里，他差不多整天都被创作激情所燃烧，忘却了纠缠和苦恼，夜以继日地写着。不日，第一乐篇《欢乐颂》就出炉了。抄改之后，很快就在最高级别的报纸上发表了。10月18日，为参加纪念鲁迅的晚会，胡风来到了清华，这个当年鲁迅绝对不愿来的地方，——因为这是他的母校。次日，他赴北大参加鲁迅纪念会。

继《欢乐颂》之后，他开始《赞美歌》（《光荣赞》）。正在改抄这乐篇的时候，大笔杆子来访，于是有了一次谈话。后来他在著名的“三十万言书 ”中对此有回顾：“胡乔木通知和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地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料的迷惑。”这样的话谈话使他感到茫然，摸不着头脑。谈话进行不下去，他只好说：“我的心情正在‘诗’的氛围中，一时听不明白你的话。”胡乔木很客气地说：“那是的，你在创作热情中，对不起了，下次再谈吧。”于是，无果而散。之后《赞美歌》投给原先的大报，却再也发不出来。几经争取，还是无下文。最后是在《天津日报》上发的。

再一次见到胡乔木时，胡乔木对他说：周总理现在不能与他谈话，但很想谈，等再来北京时吧。说到他的入党问题，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也可以考虑，但他并不“奉劝”。2月2日下午，他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很快，他的青年友人阿垅被抓住了理论上的一个闪失。3月12日，报上出现了陈涌的《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一周后，该报又刊出了《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克思主义——评阿垅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重磅炸弹袭来，阿垅立即检讨，检讨的最后说：“错误在我，请多批评，给我帮助，真诚的!”这是相关问题的结果，但不是结束。——恰在陈涌文章发表的第三天，周扬在向京津地区文艺干部作报告，讲的是接收遗产等问题，特别提到了阿垅的两篇文章，言及此，周态度异常激愤，把这当小作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说其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他指着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一把坐的，如果说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时间开始了》成为众矢之的。

胡风感觉不太好了。其实，他不知道，就连他身边的舒芜也对他早有想法，“觉得他在进步文艺界树敌太多，太孤立自己”（《舒芜：写尽高旷襟怀笑对“英雄末路”》）。不仅左翼群体对他颇有戒心（当然，胡和他的弟兄们对周扬也不是那么看得顺眼）；便是自由派人物也对其有点不感冒；甚至连文坛好人叶圣陶也对他避而远之，说：“一个人为什么要把文章写得叫人看不懂！”早在1948年10月19日日记中，时在沪上的叶圣陶在日记中说：“下午杨慧修来谈胡风之为人即持论。此君自名不凡，否定一切，人家皆不足齿数，而已冗长纠缠之文文其浅陋。余于文艺理论向不措意，唯此君之行文，实有损青竿之心。”21日，他又记道：“夜间陈白尘来谈，亦谈胡风之文与人。”（《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二卷）当然，朱自清对其也庶几近之。有敌人并不奇怪，但敌人太多而朋友太少这就有点怪了。胡风没来得及反思，何况人到中年皆已定型，“要改也难”。

1950年9月，胡风重回北京。一次，邵荃麟请吃蟹，席间有乔冠华、胡乔木、胡绳、冯雪峰和林默涵等，饭后，乔冠华当面问他：这次多住些时间罢，有些问题谈谈。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很快便是元旦，胡风和领导之间又有过一次谈话。“三十万言书”中有载：“1951年1月，胡乔木同志约我谈话。一、他说我不该把别人都看做异端；二、党对一些同志并不是论功行赏，而是因为他都战斗了过来，现在也都在战斗着。如果他同意我的看法，那别的同志全要反对人的。”

回沪后，黄源告诉他：北京来通知，要他去参加五一观礼。文化部特地给他送来了车票。观礼后，他留下来等候。一日，周扬亲自来访，从土改问题谈到工作问题，并告诉他，自己也要去湖南参加土改了。之前，胡风已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去参加西南的土改。胡风很高兴。去的是老地方——重庆。

回北京之后，他又立即受到邀请，参加十一的观礼。对《武训传》批判业已开始。文艺界的整风随之升温。他参加了“文艺干部”的动员大会，发言的有胡乔木、周扬、老舍、丁玲等，几乎都是老熟人。会议很多，他也参加。但他只是听，不说话。发言的同志都对照整风文件检查自己，而他好像自己没有什么需要检查似的。

12月2日，他得到政务院通知，总理第二天约见他。3日下午3时许来到西花厅，总理出来与他会见。谈了整整五个小时，在那里吃了晚饭他才告辞出来。

后来胡风回忆道：“总理说，关于文艺理论，有的同志对你有意见，你自己怎么看？我说，‘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等大原则，除了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的经验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政策的理解外，我没有自己的意见。’……我说到我对党的关系问题。解放以来多次有诚恳的友人劝我应该加入党，但我自己觉得政治锻炼和生活癖性都不够条件，而且还有自己过去的心情：革命胜利以后才要求入党，等于分取革命胜利的光荣。总理当即说，这不是什么分取光荣的问题，是合起来力量大些……总理又说了一句：当然不会要你做行政工作。”“今天看来，总理这是给了我最高的鼓励，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保证。”（《胡风全集》第六卷）

最后他既没有申请入党，也没要求工作，却说：想回上海去住一段时间，下厂了解工人情况，再搬家到北京，以后恐怕难得有机会了。他只希望能够自由地创作。总理问：不回去不行么？他没有适时反应过来。

后来见到陈家康时，提到总理和他谈了五个小时。陈说：你作孽！意思是说他浪费了总理那么多时间，而自己却没有受到多少教育。

以后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得了。他也难得有正经的机会发表自己的大块文章。之后，人们就读到了舒芜《致胡风的公开信》。总理希望胡风学习此文，调整自己。胡风没能改变自己，他仍潜心写作，连续奋战几月完成了《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这是对多年来种种论争的总答复。递交上去，无回应。但很快世人就闻知有份著名的“三十万言书”。人们读到了周扬的重要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内中就有《胡风先生和我们的分歧》。这时，胡风开始写《我的自我批判》。次年在一个大报上，《我的自我批判》公开发表；同时发表的还有他当年的小朋友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内有胡风给他的信函。很快，胡风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同日，人们读到了一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的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