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凄凉晚年:何以滞留香港不去台湾

杜月笙(1888年8月21日-1951年8月16日),原名月生,后因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典故出自“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近代中国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以前我们看到的大多是被丑化了的杜月笙,笔者通过大量文史资料,试对杜月笙的凄凉晚年作一真实的披露,把他的是非功过,留给读者评说。

蒋介石软硬兼施

杜月笙避难香港

1949年4月27日,上海春意盎然,正是“风吹新绿草芽青,雨湿轻黄柳条润”的景致。可是四周隐约传来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寻春人的悠闲心境。国民党军队行色匆匆,一路扰民而去,明显暴露出兵败如山倒的恐慌气氛,这座远东最大工业城市,马上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这天夜里,上海滩一代大亨杜月笙黯然神伤的独包一艘荷兰轮船“宝树号”,携妻妾、子女、朋友和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去香港避风。

杜月笙到香港,租住坚尼地台18号底层。这是由他的一个门生替他租下的,仅三房一厅,比起上海华格臬路杜公馆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复发,大概是一路劳顿,受了风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自此以后,他整日蜗居于此,几乎是足不出户,直至他病死为止,未曾挪过窝,就住在这三房一厅的狭小空间里。

当初,蒋介石去台湾前,曾在上海复兴岛召见过他,再三拉他去台湾。杜月笙知道老蒋的用意何在,让他留在上海,蒋介石决不放心。但如果他说个“不”字,则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遭来杀身之祸。于是搪塞道:“总裁的美意,月笙心领了。不过台湾的气候潮湿,天气又太热,近来我的气喘病又复发了,我想先到香港治疗一下,再到台湾执鞭马前,不知总裁肯否应允?”说完,故作气喘吁吁。

杜月笙知道老蒋不会重用他了,现在如孑然一身随蒋赴台,结局无非寄人篱下,势如软禁。但不去台湾,共产党能容忍他吗?黄炎培、章士钊等人都来做过他的工作,中共中央发自西柏坡的广播,也天天传到上海,说希望他能留下,协助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可以不计前嫌。可是,杜月笙仍心有余悸。

老蒋焉能不知老杜的心计,于是丢下一句话:“哎,我只是不忍看着朋友都成为共产党的刀下鬼,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

这句话份量很重,但杜月笙下定了去香港的决心。

不速之客突来访

青山饭店定妙计

这天,杜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客姓陈名光甫,原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金融巨子。他经营的上海银行,首创一元起存,为中国最早的商业储蓄银行,因经营有方,资金从最初的七万元,滚雪球般累积到上千万元,后来这个金融奇才被美国人发现,再推荐给蒋介石,蒋就派他做与美国大财阀的联络工作,在国民党内经济界的地位仅次于宋子文等人。杜月笙虽是黑道头子,却最佩服这等人物,故在上海时就结为密友。

陈无事不登三宝殿,宾主落座。陈告诉杜月笙一个消息:昨天接北京来电,北京中国银行已派人来港,要与杜月笙、陈光甫、张公权、宋汉章等金融界头面人物见面。

“是否关于我们的股份事?”杜月笙果然聪明,一猜即中。

原来,杜月笙、陈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几个金融界巨子,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这几位金融界的巨头,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大股东,至解放前夕,仍在该行内各有数目不等的股权。1949年他们逃离大陆时,也顾不上这笔股份了。此番中国银行改组,要开股东大会,中共考虑到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到香港,邀请他们回北京参加改组会议。这批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

陈光甫说:“北京代表自然要我们回去开会,如何应付,请杜先生作主,总宜立场一致方好。”

于是,他重新掼出大亨的派头,说:“公权,汉章、李铭都在香港吧?我叫墨林通知,大家晚上去青山大饭店聚一聚,议一议,怎么样?”

陈光甫自然称是。

青山大饭店,酒过三巡后,对回北京参加中行改组会议一事,众人仍无决断,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有说不能去的,亦有人说去又何妨的。杜月笙还是老样子,不先表态,也不插嘴,等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才缓缓站起来说:“大家都是老朋友,应该采取一致立场,决不能闹内讧、出洋相,叫外人看笑话。”

众人都说:“杜先生说得对。”

杜月笙稍沉思一会儿,接着说:“今天,我们都算是无家可归之人,今后到底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还很难说,既然北京来人叫我们回去开会,这是给我们面子,顺水人情不能不做,礼尚往来嘛。”

众人琢磨着杜月笙的话,有些吃他不准:“你是说要回去?”

“不,尚未到回去的时候。”杜月笙摆摆手,眼睛往各人脸上扫过,胸有成竹地说,“我的意思,大家可以出具委托书,派代表去北京开会,如何?”

杜月笙这一两全其美的妙计,确有高人一筹之处,为今后的进退,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他知道,香港弹丸之地,绝非长久居留之所,尘埃落定,叶落归根,最大的可能还是回大陆。

国共力争杜月笙

“中行事件”震中外

在这期间,老友章士钊受托到香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讲中共的政策。杜月笙依旧顾虑重重。其实,中共对杜月笙的统战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联系,都于此际与杜有所接触,并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劝说他返回上海。早在抗战时,杜已结识的潘汉年动员他返回大陆,说人民政府会妥善安排他的生活和工作。还托人转告他说:“我们知道杜先生处境困难,但望勿再为蒋效力,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多多为人民服务!”

杜月笙表示,“向往有心,追随乏力”,因身体原因暂不能回大陆,但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并带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门生服从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报效国家。从以后的历史事实看,杜月笙确实说到做到,出口守信,言行一致。杜在上海的儿子杜约翰,也专程赴香港劝父亲回来。杜的一个儿子,也留在上海做联络员,时常往返沪港两地,传递信息。

台湾当局也不断派人赴港,拉拢杜月笙去台,均被他婉言拒绝;无奈之下,他们拟让杜月笙在港为台湾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如聘请他为“救国公债节约储蓄券港澳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想以杜氏之威望,帮蒋氏政权搜刮港澳同胞钱财,杜亦未答应。

后来,陆京士、吴开先等人也来看过杜月笙,车轮大战一般,劝说他去台湾,结果也未能说动他。

平地起风波,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之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又差点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摆平。

钱新之,原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蒋介石是密友,为蒋等筹钱款甚多。后来与杜月笙在上海、重庆等地合开银行、公司,关系密切,几乎无话不谈,解放前夕一同逃往香港,在港台之间搞运输业务,他也是“中国银行董事”。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逢天气晴朗之际,还常在家人陪伴下外出散步。一次,路过钱新之家门口,登门拜访了他,并共进午餐,使这位老友不胜诧异。听说老友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之事,便亦赶来加入,但一问明情况,竟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其余诸人,也差点打退堂鼓。谁没有身家性命之虞啊?

杜月笙一着急,忙叫手下人去说服钱新之,结果未说动。他请钱新之出面,再召集众人议一议,钱怕负“策动”罪名,亦不肯照办。

杜月笙真急了,不得不抱病出山,力挽狂澜。

由于这段时间的忙碌,杜月笙的哮喘有所复发,不得不听从医嘱,卧床在家休息。但是他不愿此事半途而废,更不愿说过的话作废。他叫万墨林打电话,约钱新之等人来家中协商。

杜月笙躺在床上,对大家说:“我辈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寿,彼此相处数十年,目前行动难道不能一致吗?做人以义气为重,我主张大家一起签名,任何危险,共负之。”

语所极其沉郁,为众人多年所未闻。

钱新之沉默之后,挥泪说:“我豁出去了,大家就听杜先生一句话吧。”

杜月笙关照,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不几天,这个消息已传得纷纷扬扬。本来,实际情况是无所谓的事,不料却震惊了海峡对岸的中枢神经,蒋介石对杜月笙极为不满,更是震怒,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大风波,史称“中行事件”。

蒋介石恼羞成怒

杜月笙口述遗嘱

“中行事件”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便指使手下对杜月笙不断进行“神经战”(造谣诬蔑),并派遣特务赴港直接予以威胁恐吓,这些手段均未使杜就范。

1951年4月12日,对杜月笙来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24年前,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充当了刽子手屠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陆方面有何举动。

一天,台湾方面忽然派人来到香港,给杜月笙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上海人民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清算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黄杨两人自然枪决,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执行,不如赶快动身去台湾,否则悔之晚矣。

言之凿凿,闻者惊心。

杜月笙忙问:“此说可靠否?”

“绝对可靠,系大陆上层人士绝密传递之情报。”来人又称,大陆已派暗杀团来港,若无法押解其回上海,则就地予以处决。

杜月笙虽然与中共有秘密接触,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对他的态度,料想不至于此,但来人如此言之凿凿,杜月笙心里不由得发毛。若翻老账,他杜月笙的确是血债累累的,一连几天,杜月笙辗转床榻无法入睡,思虑着最终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经衰弱到了极点。

病魔缠身,沉疴难愈使杜月笙身体日益衰弱,每况愈下。几位医生先后前来论断,结果大体相同:杜先生精气神俱缺,恐非药物能奏效耳。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又昏迷过去,醒后即叫家人请来秘书胡叙五,说是要口述遗嘱。胡来到后,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但心里也明白了老杜的确不行了。

杜月笙脑子十分清醒,他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之无及。”

遗嘱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杜月笙口述一阵后,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自己的名字:杜镛。老友钱新之、陆京土、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应杜之邀请,于遗嘱上副署,监督以后遗嘱的执行。

杜月笙立遗嘱后,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开始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肝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

8月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嚅动了一下,想要说什么,竟发不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了下来。

当天晚上,台湾内政部长洪兰友奉蒋介石之命,专程从台湾飞赴香港探望杜月笙。出了九龙机场,洪兰友马不停蹄,驱车直奔杜府,进入病室,时已深夜。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即替杜月笙炮制“杜月笙遗嘱”。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一再关照:“杜先生百年后,此份遗嘱一定要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该“遗嘱”开首第一句,便是“匪祸中国……”接下去全是胡言乱语,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云云。

杜月笙死后,刊载于大小报刊的“政治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东西有很大出入,语气委婉了许多,虽然也同样未经杜月笙过目。

1951年8月16日下午,众人正在杜府争争吵吵,哭哭啼啼,内室有人大呼:“不好了!不好了!杜先生不行了!”

大家一拥而进,见杜月笙面如死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眼见得就要上气不接下气了。护士急忙注射强心针,仍无效。正在手忙脚乱之际,有个无意中摸到杜月笙脚的人,突然叫起来:“哎!脚冰凉了!”

有人一看表,是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西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