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坚持研究明史的张学良为何后来决然放弃（二）

台湾幽禁岁月

1946年11月，内战的烽烟愈演愈烈，蒋介石命令将张学良转移到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他在台湾的幽禁生活。这时，抗日战争早已胜利，张的十年徒刑也已期满，蒋介石并没有释放他，反而转徙台湾，所以莅台初期，张学良情绪低落；次年又发生二二八事件，刘乙光对张学良态度大变，使张处境十分危苦。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除继续研究明史外，又开始信仰佛教。

他后来说：“我从浙江、江西、湖南到贵州。在这一段时间里，都是研究明史。到了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是佛教徒。他就同我谈佛教，也为我安排去见在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们搬到高雄要塞。”

1947年5月17日，张学良在给美国的于凤至的信中说：“四小姐现在也不比从前，她和我一样开始信佛。佛门原本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我们身边有许多人信佛，佛教作为信仰也可使我们活得有意思一些。”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当时无奈、苦楚和平寂的心境。

1947年5月上旬，莫德惠从南京赴台北，寓居励志社。5月12日，他获准再往新竹井上看望张学良。莫在井上逗留了一周时间，除了观景打球外，他们谈了许多问题，但主要集中于明史。张学良说，他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在台湾大学讲授明史，也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一名研究员。他甚至幻想能有机会仿效朱熹和王阳明，自己设坛讲学。他对莫德惠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唯一可以治人者，唯学术而已矣。”

张学良对当时几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如翦伯赞等人及其著作，都极其敬佩和欣赏。通过阅读大量书籍，张学良真正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性，从而对人生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莫德惠将返回大陆时，张学良赋诗一首相赠，题为《柳老渡台来访》：

十年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莫德惠返回大陆后，有人根据他的访问，在上海《艺文画报》和《生活》杂志上，分别发表了《张学良在台湾》、《蜕变中的张学良》的文章，人们才知道他在台湾读书治史及其生活的状况。

1947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为了缓和张学良与刘乙光的关系，决定派遣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台湾暂代刘乙光。张严佛到井上温泉后，张学良与之无所不谈，他援引明史分析当时的局势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幽居台湾的初期，也成为张学良明史研究最有成效的时期。那时，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搜集了不少有关明史的资料，积累了许多卡片，写下了不少心得笔记，这些都由赵一荻整理抄正，以备将来著书立说之用。他到处托人买书，也列出书单请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帮助购买。可以想见，张学良对明史的认识和对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了了解学术前沿问题，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他仍然想找几位明史专家来与他讨论。对此，蒋介石和宋美龄是乐观其成的。

1948年5月9日，特务队长刘乙光从台北归来，带来一位明史专家周念行。周念行是宋美龄派到山中伴读的，与张学良讨论明史。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写道：“刘乙光由台北返，交来蒋夫人函一件，毛人凤函一件并附书籍物品等，派来一位周念行先生为研究明史者。”在井上温泉，张学良终于等到了明史专家前来共同研讨，这对张的明史研究，大有裨益；张学良的心中块垒，亦稍可排遣。读史知兴替，张学良肯定对此有着更多的感想，但青灯古卷，也伴随英雄坐老。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迅速，简直出人意料。1949年1月，蒋介石辞职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促进国共和谈，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但蒋介石却命刘乙光将张迁到台湾南部高雄西北角的寿山要塞躲藏起来。9月，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密令刺杀了杨虎城。杨虎城之死，在张学良心中留下深深的血痕。他虽未遭暗算，但自知将终老囚室，所以一心向史，参禅礼佛，不敢再轻言自由二字。

到达寿山时，由于行色匆忙，张学良几乎两手空空，井上书籍未曾带来；也许由于保密的原因，周念行亦未能伴行，加上当时人心惶惶，也使张学良无事可做。但在寿山的山腰，有一座古老的佛教寺院元亨寺，却成为张学良的去处。张学良常到寺中与其住持印顺法师探讨佛法。有时，他也登上寿山散步、远眺，寿山脚下美丽的西子湾以及高雄港船只的出入，让其思绪漂向远方。

1950年1月，蒋介石借口高雄已成为解放军空袭的目标，命令张学良重回新竹县井上温泉。4月30日，宋美龄在台北大溪官邸约见了张学良，这是他们到台后的第一次会面，此后，张宋交往逐渐多起来。此前的4月16日，周念行也从台北重回井上伴张读史。1950年到1951年，在张学良的日记中，常常有“周先生”的记载。但周念行并没有待多久，1952年张的日记中，就不见了“周先生”的身影。这一段时期，虽然环境变迁，张与赵一荻也多次生病，但不再像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及其以后的惊恐不安，能安安静静地读书治史，张学良也颇感欣慰。他在日记中说：“一日吃睡之外，得安静看书，快哉！”

1956年西安事变20周年前夕，蒋介石通过刘乙光要求张“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张学良思前想后，反复追忆，终于12 月17日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一函修改誊就，交由刘乙光带往台北，这就是后来外面流传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蒋介石又要求张写一本亲身经历、抗日情绪和对共产党观感的书。1957年初，张学良奉命赶写期间，“回忆往事，真的不好受”。 2月2日，天气晴朗，他与赵一荻和刘乙光等人到新竹青草湖游玩，特意到当地著名的佛寺福严精舍，与演培和尚小坐交谈并用午餐。3月27日，因连日阴雨和病后不能写作，张学良遂录王阳明两句诗以自勉：“资圣可期先立志，尘凡不脱谩言心。”4月12日，张学良记载：“蒋总统所命写述之件，已脱稿缮就，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装订完竣。”在《杂忆随感漫录》的前言中，张学良总结了他治史的体会：“这十几年来，甚喜浏览历史，而深感中国史书，不只是古代史，就如最近之现代史，疑云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于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5月，张学良交稿后，在日记中写道：“对于道心、人心，多年误解。最近始明道心，有人欲蔽障，就为人心；人心克净人欲，即是道心，非二也。余明此，真是手舞足蹈之乐。”

张学良奉命写作，既诚惶诚恐，又有几分眷顾之下难以掩饰的兴奋。6月3日，他在日记中说：“儒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佛曰‘菩提萨堹……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都是生死大关，我们把生死大义看得明白，惧是比较容易没有，可是忧惑、梦想总是时时要有的。”6月6日，他又写道：“业精于勤，荒于嬉，我对于勤总不如嬉，年将六十，仍如童年，自虽知而不能改。”8月12日，刘乙光又奉命要求张学良撰写对蒋介石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的读后感。8月18日，张学良花了五天时间写就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这一系列的奉命之作完成后，蒋介石尚称满意，但张学良已是身心疲惫，本想休养一段时光，不料再次搬迁之令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