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某在五八事件发生时是北京某高校大一的学生，亲历了学生游行，这段经历曾经让他感到骄傲。若干年之后，已看不出当年学生气的白某用平静的语气叙述了当年的经历。
口述实录：
当天晚上都已经睡着了，听见楼下有人闹腾，声音很大，才醒了过来。出了宿舍楼一看，楼前的空地上已经聚集了二三百号人了，主要是高年级的学生在谈论。
大家在周围打听了一阵子，才了解情况。当时手机、网络都不普遍，也摸不准情况。周围的人都说要游行。
资料图：1999年5月8日下午，经过政府批准，北京部分高校的大学生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前高举抗议书，抗议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
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会联系得都很紧密，所以各学校之间很快就有了联系。
愿意去游行的同学就在门口集合。先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从五道口那边走过来到学院路，大队伍走到哪个学校，哪个学校的学生就出来跟着走。
当时校门已经锁上了，门卫也不敢随便开。有很多学生在门前推、挤了十来分钟，后来门才开了。出校门的时候已经12点多了，因为看到学校都熄灯了。
走出校门之后很热闹，就像逛夜市一样。有喊口号的，有扛校旗的。当时我就是随大流走。尽管是干部，也不敢组织同学怎么样。当时年龄小，摸不透局势，不知道游行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资料图：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导弹轰炸后，中国民众集会抗议。
当时我的心情很大众化。觉得匪夷所思，同时有点委屈，感觉受了欺负。周围的同学基本上没有无动于衷的。
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拖了很长，还有骑自行车的。到了蓟门桥看到了很多警察在维持秩序，同时还停着十几辆公交车。同学们看到警察之后很紧张，就停了下来。
公交车司机请学生上车，说是要给学生免费拉到使馆区。这时候学生就分成了两派，多数高年级同学都说政府不许大家游行，公交车司机在骗人，上了车之后肯定是直接拉回学校去了。还有一些同学想上车，因为走过去实在太累了。虽然有不赞同的声音，但是最后每辆车也都装满了。当时大多数北大清华的同学都坚持不上车。
我自己本来想上车，但是去晚了，车已经开走了。于是就沿着三环走。当时路边还有很多居民楼，住户有开灯看的，有鼓掌的，还有下楼的。学生们边走边喊“中国人，一起来”。
我不认识使馆区，到了之后同学互相提醒才知道。武警把使馆围了一圈。大家开始扔东西，骂美国。男生有身强力壮的开始砸玻璃，女生在旁边鼓掌。在场的男生都想方设法的要砸几下。
路上很干净，找不到可以用来扔的东西，大家就把人行道上的砖砸碎，然后撬起来扔。到了第二天，美国使馆前的人行道已经没有砖了，都变成了土路。正门聚集着两个学校的学生，比着砸。这边男生砸中一块玻璃，这边女生就鼓掌；另一边砸中，另一边的女生就鼓掌。
当时也就3、4点钟，不大看得清。去的晚的，已经找不到完整的玻璃可以砸了。因为天黑人杂，而且不熟悉环境，也误砸了其他的使馆。
早晨回去的时候，也是乘免费的公交车。一车一车的学生往学院路那边载，到了一个学校门口就停一会儿，等学生下车。
当晚的游行不去的人占多数，而且大多是低年级的。因为刚入学不久，不清楚情况，不敢参与这种事。
早晨回学校后，就看到各个院系在整队，有人举着院旗。领导干部在讲话动员，但是也不强制参加。这次详细地向学生说明，只能顺路走过去，不会停留，不许扔东西。因为我是学生干部，所以也跟着去了。这次有校车接送。
由于在场的人多，激动的情绪也更容易被感染、被放大得更加强烈。但是多年后回想起来，当时的感情依然很真实。这绝对不是什么煽动的结果，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愤怒和委屈。如果说再有一次这种事，我肯定还是会去的，因为找不到其他发泄的渠道。
在场凑热闹的人也有一些。但是学生的情绪都很单纯，因为没有利益纠葛，所以一般情况下这种感情都是很真实的。凑热闹的人可能只是想看看现场什么样，也许他们不会动手砸玻璃，但是在场所有人的对整件事的看法都是差不多的。
第二天，大家的情绪比前一天晚上要平淡许多。同学们路上都在高喊“打到美帝”、“血债血还”之类的口号，但是更有秩序了，没有之前那种激动的感觉。
到了使馆区，我觉得我表现得很冷静，而且有了些闲暇来观察周围的建筑、环境等，找些新鲜的东西看，前一天晚上完全没有心情来考虑这些。
那几天，我愤怒的情绪是跟着媒体变化的。媒体着重强调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情绪就比较激动。直到媒体开始淡化这件事，我的情绪也就淡化了。追悼会开完，中美双方表态，一直看到了事情的最终结果，情绪也就慢慢平静了。
我没觉得游行的过程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因为整个游行目的很明确。所有人都需要有发泄情绪的渠道。当时我们的这种情绪没有转移到破坏社会上面去，所以我觉得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
当年也有抵制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的，主要是当时年轻，比较冲动。现在一想，抵制了之后，损失的还是自己人。
有人批评学生们有盲目爱国的倾向，我觉得不是。当时学生游行理由是正当的，大家普遍情绪很激动。我认为这种行为重要的是要明白行为的对象是什么，不能把合理的行为转化为不合理的暴力行为。有暴力行为很正常。比如虽然临行前已经告诫过很多次不要砸东西，但是有些年轻老师到了之后情绪先开始激动，捡起地上剩下的零碎砖块往使馆里面扔。
因为99年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抗议活动，我当时在北京，能亲历这场游行觉得挺自豪的。之后的几年也一直愿意被人问起这段经历。但是现在淡化了，很少再提。现在想想觉得那种做法影响有限，也不解决什么问题。
大使馆被炸令捐建航母达到高潮
——专访某创意公司创办者刘万奎
刘万奎，河南某创意策划公司的创办人。1999年，刘万奎曾经策划为解放军捐建航空母舰。这一策划在军方一直无人理睬，一度陷入沉寂。但当年突然发生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捐建航母瞬间变得更加沸沸扬扬起来。
自述实录：
我是山东人，17岁到河南当兵，所以对部队一直比较有感情。离开部队后又在地方上搞宣传工作很多年，后来担任《河南青年报》的部门主任，并且创办了万奎创意公司。
捐建航空母舰这件事，是我曾经最著名的一个策划。这个策划在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发生之后，达到了高潮。但这个事情本身要稍稍早于大使馆事件的发生。
1000万捐资没人要
1990年代我刚起步的时候，创意、策划这种事情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很多人都弄不清我在干什么。但还是有很多企业找我。
1998年，山东有个很大的企业找我，要我做一个打假的方案。这个方案获得成功后，我和企业的老总卢恩光的关系变得切。
这一天我在山东和当地领导、卢恩光等企业家一起吃饭，就看到新闻联播在放美国轰炸伊拉克。飞机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我就对卢恩光说，我有个想法，如果有人支持我，也可以扩大企业的品牌。弱国无外交，国有航空母舰，就可以欺负别的国家。我们现在生活这么安宁，但是一定要重视武器装备建设，防止被美国欺负。
卢恩光当即表示同意，并真的愿意拿出1000万，还草签了协议，要带头捐资为国家建造航空母舰。
我回到郑州后，和报社领导商量了，然后写了一封给江泽民主席的信。主要是说，一个民营企业家愿意站出来，引导全国捐资建航母的洪流。
我们还找了专家，围绕航母的作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论证。那年春节前，我到北京找到了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的接待部门说，你这个想法太幼稚。我们又找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没人接待我。
我又找到几家中央级媒体，他们说我是疯子，没有政治素质。我就纳闷了，我拿的可是真钱过来的啊！真的就没人愿意收这笔钱吗！
那时候，我们国家正在研制神舟一号载人飞船。我们又去了总装备部，想把钱捐给他们研制飞船。后来我们又去了总政治部秘书处，总算来了个少将接待我们。
少将说，要过春节了，马上又是两会。你们先回去过节吧。军队不能接收你们个人行为的捐赠，必须从地方政府走。
后来卢恩光也专门来了北京，依然捐款无门，人家非要问我们到底什么想法。我们就说，“爱国无罪”。
最后总参谋部给我们写了个证明，证明我们确实带着1000万的支票，找他们要捐资建航母等尖端武器，我们才回去过的春节。
这件事后我很兴奋，到处找报纸报道。两会前，《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河南青年报》先后报道了。报上还发表了《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致全国企业界的一封倡议信》，《倡议信》又被很多媒体转载，还加了编者按。
《倡议信》里面写道，“落后就要挨打，尊严来自实力。翻开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少有‘四大发明’以及大唐盛世的辉煌，多是破国丧权的屈辱和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留给我们的血泪和愤怒。无数民族精英的探索，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终于在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胜利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来自于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作为炎黄子孙，我深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而感到骄傲。”
结果卢恩光的这句“落后就要挨打，尊严来自实力”成了名言，一时间被很多报纸转载。
游行学生举起《迟到的新闻》
两会期间，捐建形成了一个高潮，很多人打我的手机要采访、捐款，好多海外媒体找我。
但很多领导说我偏激、政治不成熟，要我不要再搞了。这件事就这么放下了。1000万愣是没人要，社会上对我还褒贬不一。
正当我回到郑州，正郁闷的时候，5月初，突然间传来消息说大使馆被美国人炸了。这下子事态瞬间发生了变化。
电视上，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了，举着大牌子，围攻美国大使馆。有的学生将《光明日报》上报道我们捐建航母的新闻稿放大好多倍，贴在一个大牌子上举起来游行。我记得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镜头里面，也看到过这个大牌子。
大牌子上说我们的《倡议信》是“一条迟到的新闻”，牌子上还写着一行大字：“捐建航母，扩军！扩军！”。有报纸报道说，北大、清华的校园里，也有人把《倡议信》贴了出来。
这下子，捐建航母的事情，终于掀起了更高的高潮。我们开始在《河南青年报》组织攻势，把这条新闻重新“抬起来”。
我们重新登文章，号召全省读者捐资建航空母舰。先是在报纸版面上号召，然后派报童到公共汽车上义卖报纸，建航母。
那时候，报童都是在校大学生，他们自己就已经个个激动得不得了了。他们抱着捐款箱和报纸，在大街小巷、公交车上等各种地方义卖。有的公交车专门停下来，好让乘客来买我们的报纸。公交车司机自己也下车来买。
有个老太太，来到我们报社，手帕里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十几块钱，捐给我们。我说，老太太，你留个名吧，起码给你个纪念品。老太太说，国家受欺负，要建航母，我留名干什么。
后来，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很多号召捐建航母的报道，成了热潮。
再后来，事情慢慢平息了，国家也不让我们再炒作捐建航母的事情了。有媒体要追踪报道我的事情，我只好躲，他们也就写不下去了。
那1000万，最终没人要，退还给了企业。报社收到的捐款，一部分给了当地国防工办。然后上级又要我们在《中国青年报》上登了一篇文章，说国家确实没收我们的钱，不鼓励企业家捐资建航空母舰，鼓励企业家产业报国。
轰动一时的捐资建航空母舰时间，就这么慢慢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