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开发浦东

“中国正在建立亚洲的金融中心，同时向世界证明，他仍然未关闭对世界的大门”1990年7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在一篇关于浦东开发报道的开头写道。

1990年的中国似乎需要向世界证明，他仍然在积极地融入世界，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纪思道这名普利策奖得主，当时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将他经济发展的中心从珠三角移到了长三角，这被后来将近20年的历史所证明。

但他没有看到的是，无论是财税制度的设计，还是政治体制，中国的城市都高度依赖中央政策，20年过去了，通过政策，中国锻造了深圳、上海，后来则是天津等城市，但政策光环的褪去，也让深圳这样的城市感觉到世道的艰难。

解放前，上海就是中国城市的骄傲，虽然革命后被诟病为代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革命年代的中国人，都以拥有一款上海生产的工业品而自豪。

但上海人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市伟大带来的便利。计划经济像抽水机一样，使得上海虽然贵为全国工业先驱，体现工农优越性的城市，但无奈不仅钱无法留在自己手上，而且由于上海拥有大量的工业人才，在1960年代以备战为主题的三线建设中，上海人被大量调至中西部，从此在那扎根。此后，上山下乡对上海又是一次人才的大量流失。

1980年代初，《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滞后的窘境：上海 “不就像只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鸡嘛；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第一、上缴国家税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倒数第一……”

1980年代中期，江泽民任上海市长时，浦东开发就被列入议事日程。1986年，上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上海总体规划方案》，在国务院的批复中正式明确了开发浦东。1988年5月，上海组织召开了有100多位国内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

但浦东开发真正被确立还是1990年。此前，党内头号人物邓小平一直念叨着让上海也成为像深圳那样的经济特区，但党内也有老同志认为，不能把口子开得太多。从建国后一直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曾经批示了一份材料，名为《旧中国租借的由来》，对经济特区的建设持保留意见。

1989年政治风波后，对特区的建设显得更为敏感，全世界都想看看中国，是否还在保持与世界的接触。

此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在89之后受到了动摇，苏东局势的发展使得防止和平演变之声甚嚣尘上。此时的浦东开发被看成是一场保守和改革之间的拉锯战。

1990年5月，在首次浦东开发开放新闻发布会上，英国路透社的一位记者就质问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我个人认为中国在退步，浦东的开发开放能行吗？

谁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如果不是邓小平的力挺。1991年1月27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前往上海，1月28日晚上抵达上海。在去驻地途中，他听取朱镕基的汇报，然后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此间，邓小平在上海呆了一个月，四处参观走访，并到处宣扬改革和开放。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他给上海打气之后，3月2日、12日和4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但即使如此，中共党刊《求是》还是在1991年第9期发表了一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在文章的末尾，这篇文章严厉地问道：”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1991年，苏联的倒台让官方舆论中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即要求有两个中心，除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以“防止和平演变为中心”。

1992年1月，邓小平又带着全家老小进行了著名的“南巡”，途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也为当时争论不下的路线之争基本划伤了句号。

邓小平在南巡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后来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写入党章，也被看成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个一锤定音式的南巡使得浦东开始了一段飞速的发展。他也印证了朱镕基之前的话。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镕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后一旦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么样？”朱镕基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浦东开发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政府印迹。他的发展主要依靠城市建设和外资投入，与浙江、江苏、广东的许多自发的“中国制造”模式颇有差别。浦东的城市建设资金一开始就大量来自于政府的土地批租，可以说是中国各个地方卖地财政的先驱。

朱镕基在1990年5月1日专门为浦东开发筹资做宣传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今后的5到10年内，开发浦东需要投入几百亿元的资金。而当时，来自中央的支持是5年内仅给上海提供65亿元资金，而且主要是贷款，大部分资金要靠上海自筹。

1995年3月，上海的一批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学者在川沙召开了一次延续三天的研讨会，形成了一份提交给中央、请求浦东在服务贸易领域向外资先行先试开放的请示报告。

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建议中央允许浦东新区在服务贸易某些领域实行对外资开放。包括：一、允许外资银行在浦东试营人民币业务；二、允许在浦东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三、允许在浦东设立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四、允许内地其他省份的外贸公司到浦东设立子公司；五、在外高桥保税区实行某些自由港的政策。

“深圳人看到这个文件非常惊讶。”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说，这个文件奠定了浦东发展金融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基础。“浦东的发展，与中央的功能性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支持主要集中在“八五”、“九五”和“十五”期间。这些政策首先体现在资金支持上，允许浦东多渠道筹措资金。“八五”时期，通过优惠政策，浦东先后从中央和银行获得资金217.5亿元人民币。“九五”期间则筹资到了200亿元人民币。这些融资被主要投向浦东国际机场、地铁二号线等第二轮十大基础设施建设。

在财政体制方面，则有“八五”期间新增财力全留浦东，和“九五”期间的“浦发基金”政策(以1995年为基数，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中央拿走的部分，再返还给浦东作为发展基金)等。

浦东通过财政体制获得留用增量财政收入59.4亿元，为以“两桥一路”(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杨高路)为主的第一轮十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财政保障，使浦东新区形象开发轮廓初现。

不仅如此，在“十五”期间，中央还允许浦东先行试点离岸金融业务、允许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燃油期货等交易品种。

在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征收15%的所得税，并根据项目和行业不同分别实施“五免五减半”、“二免三减半”、“一免二减半”等；对产品出口企业减征所得税，对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境外或用于境内再投资免征或减征所得税等——正是在此政策的巨大吸引下，大批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来浦东投资。

更关键的是功能开放政策，中央也允许浦东“先行先试”。比如，贸易服务业开放方面，国务院允许在浦东，外商投资经营金融服务业和商品零售业、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在浦东和上海市开展保险服务业务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十五”期间，国家还赋予了浦东“保税区政策”。外高桥保税区更是在“区港联动”方面争取到了“先行先试”，即在1.03平方公里国际物流园区实行进区退税政策、中转集装箱拼拆箱政策、非贸易项下的购汇试点等。

浦东新区发展计划局的一份内部文件说，与其他经济特区相比，浦东新区除没有立法权外，“享受的功能性政策与经济特区基本并列，部分政策还优于经济特区”。

但是政府规划的弊端也渐渐显现。浦东低价飞涨后，可卖之地急速下降。另外，高昂的地价使得浦东的商务成本高企，许多企业纷纷迁往周边的江苏和浙江等地。

而可以消耗得起高昂成本的金融等服务业企业，又暂时无法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在一片追赶上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鼓噪声中，上海受限于在金融政策方面的完全非主导性，利率无法市场化，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等。这些都是目前浦东发展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特区和浦东的发展，是全国各地争取中央政策支持的最好范例。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26个城市提出要建金融中心，而东西南北又出现了众多的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比拼成为一个城市能否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