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和她的老伴徐肖冰,用他们的相机近距离记录着红墙内的领导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事件。他们被称为“红色摄影家”。而侯波,更被视为是毛泽东的私人摄影师。
侯波今年85岁了,她是开国大典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当年在天安门上拍摄照片的摄影师,如今仅有她和杨振亚还健在。可惜杨振亚因为回车取器材,被警卫堵在了入口处,错过了毛泽东的讲话。而侯波,完整地拍摄了开国大典。
距离开国大典,已经整整过去了一个甲子。虽然侯老需要依靠助听器与人沟通,但她的记忆力依然很好,能记得60年前的很多细节。
被称为“红色摄影家”的侯波
侯波口述实录:
对我这样生于20世纪,在延安上过学的人来讲,开国大典是永远记在心里的大事,永志难忘。接到10月1日到天安门城楼拍摄开国大典的任务后,我领到了一个条子。那大概就是今天的记者证,佩戴着这个条子,就可以自由上下城楼了。
那时大多数新闻单位还没入京,也没有争着去的意识。组织就定了我,我之前就住在中南海里拍摄,一些领导我都认识,也比较熟悉了。
为了拍好照片,我上午去了趟天安门。但我也不知道仪式的具体安排和领导人站位,也没有给自己的拍摄占位的意识,只是草草看了看。直到下午两点前,我还在勤政殿拍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事儿。直到看见主席也上了去天安门的车,我才去天安门。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我赶到天安门时,一看拍摄场地就着急了。
苏联的摄制组占据了最好的位置,正面的角度都是他们的。开国大典使用的所有麦克风,都是苏联的设备。他们是斯大林派来的两个摄制组,想要和中国的拍摄师合拍一部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用的是拍电影的大机器,拍彩色胶片,并同期录音。好位置都没了,我只好在夹缝中站着。
位置不好,成了我拍摄开国大典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我只能把镜头从人缝中伸出去找角度。当时广场上群众的热情非常高,我们站起来拍就会挡他们的视线。
大典举行的时候,城楼上有根绳子,下面拴着竹篮子。篮子经常被提上来,里面装得都是观礼群众的意见。大部分都在说,记者挡住了他们看领导人。所以工作人员也总是过来提醒我们。
我的位置不如他们,机器也不如他们。我只有一台德国的相机,这台相机在当时已经比较先进了,但是只有一个标准镜头,太远太近都很难拍出效果,比较受限制。中南海里的负责人用外汇到香港给我买了8个胶卷,每卷只能照12张。我很珍惜,每摁一张,都要看一下,心里数一下。整个大典只用了3个半胶卷,舍不得啊。
开国大典的时候,广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可以容纳30万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
当广播里说:“同志们,毛主席上来看望大家了!”天安门城楼上的1000多人和广场上的30万人像沸腾了一样。有很多人是头一天晚上就赶到天安门广场的,他们带着干粮,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而当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我赶紧按下了快门。
那时所有的人都非常激动,城楼上的很多人都是流着眼泪听毛泽东的讲话。城楼下30万欢腾群众的情绪也很高昂。人群、旗帜、鲜花真的就像海洋。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此起彼伏非常感人。
当我拍毛泽东回应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呼时,陈云同志还主动伸出手拉着我,让我侧身向外,拍摄主席精神焕发的笑容。
开国大典都是周总理指挥的。他负责安排、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有时领导开会,总理的位置空着,那他就是去检查大典的工作去了。广场上1米2的国旗升降杆,是经过反复设计实验的,检查国旗能不能顺利升上去,有专人在做。
总理是个很细心的人。当我为了拍照把身体探出栏杆,总理就下来拉了我一把,他怕我掉下去。很多领导人对我说:“你要小心啊。 ”
开国大典那天,一直到了晚上才结束。还放了烟火。
散了以后,我就回暗房冲片子。片子干了,就作为资料保存了起来,当时根本没意识到拍的照片将会成为经典。因为我只负责记录,没有宣传任务,所以这些照片直到出版纪念性画册的时候才拿出来。我那时年纪小,才25岁,对工作兢兢业业,只想着要完成任务。有些构图,现在看来很棒,抓拍得很及时,但很难想到将会在日后流传。
毛主席来北京后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他在那里接见客人。比如一些国内的进步民主人士,还有不少从苏联来的人员。那时大家都在准备开国大典,我老伴徐肖冰在香山住了一个星期。
我那会儿在暗房工作。有一天,机要部门打来电话说,快过来,把洗出来的照片也带上。毛主席把这些照片送给了客人。当我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主席正好刚把客人送走。他对我们说:你们先别走,我们坐一坐。
主席对我老伴比较熟悉,就问他这是谁啊。大家一起聊了聊家常。当他听说我以前在延安上过学,就说:哦,原来你是吃延安的小米长大的,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之后,主席和我们几个人合了影。原本我和我老伴分站在主席两侧。但主席却说:你不能这么站,你今天代表半边天,要站中间。后来,这张照片我都不敢拿出来,因为一拿出来,人家就会问:你怎么站在主席和徐肖冰的中间呢,怎么站得和主席这么近呢。
6月的时候,主席搬进了中南海。那时大部分记者还没进城,我就忙起来了。刚开始我们住在外面,一有工作,就由机要秘书联系我们。后来事情越来越多,我就干脆搬到了中南海,给了一间小房子,有电话机,还有个铁柜子。那时中南海里的暗房还没搞好,我晚上就去电影厂洗照片。我帮他们照相、做记录,领导告诉我说要多保留他们一些资料,多记录他们的活动。我和外面的人都没什么接触。
新中国成立是很不容易的。以前中国没有现在这么兴旺,受外国人欺负,很多人为新中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我们的国家一天比一天好了,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