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战场》：迟来的挽歌
这是一部迟来的作品。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你泪流满面。
从上世纪90年代本书作者章东磐开始关注中国远征军的往事，到2003年下定决心要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见闻感思，再到如今这些田野调查笔记终于得以出版，十年间，作者写得斟酌，出版方也颇有耐心。幸好时间并未将这份努力吞噬，60年前父辈们赴死的慷慨和60年后人们平静的生活，终于在这本书里有了关联；那些被刻意尘封的人和事，也在书中得以静静浮现……
关于流落在历史之外的中国远征军，国人长时间集体失忆。如果现在上街随机采访，一一询问路人有关抗战时期这支军队的信息，大多数人都会茫然地摇头。对于这段学校不教、书店看不到、档案馆查不到的历史，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一个甲子之前，在滇西那片美丽的土地上，中国军队参加过一场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战争，最后用十数万年轻的生命换得了国家今日的安宁。而其中的细节和之后发生在许多幸存老兵身上的故事，更是鲜为人知。
在章东磐之前，已有多位民间学者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对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这一次，章东磐和几位同行者决定沿着当年远征军之路，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那次难以想象的艰难远征。他们先后几次踏上滇缅公路，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山，在昔日战场上一一辨别那场战争的真实模样；他们跪在苍凉的坟头和残破的墓碑面前，希望能替更多的人做出祭奠，给逝者抚慰；他们还陆续寻访了多位幸存老军人，并用这些垂垂老人昏黄的记忆，记录和分辨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碎片。
作者把几次滇西采访的经历整理成文，辑成了现在这本《父亲的战场》。二十多篇文章，十来个人物，五六处战场。没有恢宏的大场面叙述，没有战略战术的专业分析，有的是动人心魄的小细节，是一个个人物命运的波澜诡谲。《石牌》荡气回肠、《高黎贡山》震慑人心、《功果桥》令人扼腕、《松山》惨烈揪心，那场大战和无数小战役的剪影，都被一笔一划勾勒出清晰的影像。
书中的人物更是让人不禁落泪。因为每个月得到200元资助而对资助人高喊“共产党万岁”，“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吃两回肉了”的士兵叶进财；错遇26年牢狱磨难却依然优雅安详、出狱后选择教书育人的上尉张子文；在战友墓前不能自持地颤抖的士兵陆朝茂；为了将战友遗体迁入墓园而到处奔波的刘老伯……曾经英勇的卫国战士，如今命运坎坷的垂死老人，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落差，真实得让人如受剜心之痛。
作为一部涉及历史内容的纪实作品，书中还对围绕远征军的一些故事和一些所谓的“史实”进行了调查和实证，力图还这些历史细节以真实；作者也对所采访老兵“口述历史”的内容进行了辨识和指正，没有盲目采信，对于其中一些大话和口误也未做修改装饰，保留了生动的人物原貌。作者知道，老兵们全部表达的，不过是希望得到社会认可，获得他们应有的尊重与光荣。仅此而已。
书中的情感表达是激烈的。也许作者只是把自己脚踏战场、采访老兵那一刻心灵的颤动记录下来了，而对于坐在遥远的城市中忙碌生活的我们来说，这份感情却似乎浓厚得超乎常情而难以接受了。
作者的文字是感人的，但这种动人心魄的感受，并非因为什么文学技巧，更多地来自于作者痛彻心扉的体验，来自于我们对于那段历史漠然和无知之后的惊愕与惭愧。这些文字爆发的力量，紧紧攥住我们的心，让我们随之悲伤、惊讶、无奈、愤怒、愧疚……百般滋味齐上心头，也许恰是我们与历史真相相逢之时。
随书首度发表的近百张美军拍摄的远征军照片，展现了战争当时的地形地貌、武器装备；远征军士兵的音容笑貌，也仿佛就在我们眼前。这些年轻的士兵可能都没有子嗣，但作者选择《父亲的战场》这个书名，就是为了表达后来人对于我们民族的光荣父辈们最深切的敬意。
就是这么一段被政治风云湮没的历史，作者一路走，一路写，并不是要揭秘什么、或者颠覆什么，而只想要让那段历史真真实实、清清白白。作者希望本书能抛砖引玉，让人们了解更多有关那段历史的真实，从而超越党派之别，给远征军以应有的光荣，直到在国人心里，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都为他们建起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也许这才是作者最深切的希望。
《父亲的战场》，一曲迟来却荡气回肠的挽歌，让我们对逝者和歌者，都心怀敬意。
《父亲的战场》目录：
引 子：一本叫《山茶》的杂志
序 言
一
寻找少校梅姆瑞
二
中将叶佩高
上尉张子文
“少尉”叶进财
士兵陆朝茂
县长张问德
三等科员熊文定
少校吴昌铣
上尉刘志声
杨老五与蔡兰辉
三
石牌
滇缅路
功果桥
双虹桥
高黎贡山
松山
四
军刀
玉石
飞虎队
代后记
写在第一个六十年祭
我们的远征
《父亲的战场》序言：
首先，我要诚实地告诉翻开这本书的每一个人，这本书不是历史，尤其不是“历史学”著作，因为我既没有历史研究的专门训练与功力，也不喜欢所谓“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我受过一次专业人士针扎一样的刺激。那时我已经在滇西的抗战遗迹中行走了几次，用我自己的方法辨识出了若干感天动地的故事其实是神话。真实的事情远不像风靡一时的那些“纪实文学”那样，甚至还让人悲哀。那时我有隐隐约约的念头想要把所见、所闻、所思的滇西抗战写出来，还原一部分历史的真实。但我自知是一个懒人，对自己看见和想到的事情没有传播的热情。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祭拜。
那一天，是2003年的国庆节。
当整个云南都拥满游客的时候，这个山坡显得尤其凄凉。
我们站在破败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抗日阵亡将士墓碑前，遥看着不远处的松山，那片不算大的群山，战后重生的松树覆满了山峦，雨极细微地飘洒着，雾蒙蒙的，残碑前泥泞不堪，空气中飘散着日积月累的牛粪味道，那是很淡很淡的不让人恶心的清秀的臭味。文人们常把这种独特的嗅觉体验说成泥土的芳香。
那一刻，我极深刻地体验到了心酸。这样阔大的一片昨日战场，在这个本应被祭奠者挤满的日子里，除了我们，竟然再没有另一个来访者。访客们并不远，他们扶老携幼，花花绿绿地游走于丽江、香格里拉、大理、瑞丽和腾冲，在地热的温泉中欢快地沐浴，满足地哼哼着，享受着无忧的岁月。紧绷的出行计划让上百万旅游者谁也没有时间来这里探一下头，来抚慰一下这残碑压着的六千多位都在青春岁月变成了鬼的异界灵魂。他们为我们的今天而死，今天的我们却不记得他们了。
我们打开包袱，那是昨夜敲开一家冥品店买来的，店主是两位老人家，在县城的一条陋巷中据此为生。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惊异地睁大了昏浑的眼睛，放出一丝本应恋爱中的年青人才有的光芒。他们执意地在我们面前堆满了各种祭奠用的东西，香烛、成捆的纸钱和大量据说必不可少的杂什，他们是专业人员，我们顺从地照单全收，思量着这次采购变成了扶危济困的慈善行动。当二位老者终于在小山般的货品前停手时，我们怯怯地问：多少钱？
老太太期待地看着白胡子老头，老头伸出枯树枝样斑驳的食指，我们赶紧奉上一张百元钞票，松了口气。老人接过去，摸索着打开旧饼干盒，把崭新大钞压在盒底，然后背过身，就着昏黄如烛火的电灯沾着口水忙活。好一阵子，他转过身，双手递回一迭看上去皱纹比他还多的零钞，“补你钱，九十块。”那一刻，老太太站在他旁边，坚定地点了点头，嘴里很轻地溜出当地话：去松山吆。去松山吆。松山，在他们心里是不一样的。
我们逐一点燃一大排蜡烛和一捆一捆的枝香，劣质打火机不防风，大拇指都磨红了。一叠叠冥钞在火光中翻卷，我用树枝搅动着那堆火，望着被映亮的墓碑。透过一个甲子的岁月，多少双眼睛在与我对视，他们在想什么呢？六十年，终于有了外面人在他们坟前点起第一缕香火。墓碑前这几个中年人是谁家的娃娃？他们一定在奔走相告，早已等到心如死灰的鬼们一定相搀扶着来认人，又一定失望地叹息，阳间的我们不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后代。
他们的子孙不会来的，即便他们中哪位真有子孙的话。那时我们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本就贫苦的农民，在战争岁月从自家田头或赶集路上被一条绳索捆进兵营，根本没有机会告别苦等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子，其中绝大多数还没有长到有女人的年纪。在松山之役，他们或则拼死相搏参加敢死队，腰中缠着长官为此奖励的一把钞票；或则被督战队的枪口顶着加入密集的攀山仰攻，随后被山上坚固工事中喷出的钢铁狂风顷刻间刮走了单薄躯体中叫做生命的那点儿东西，就像一片肉脯。他们的家庭只知道他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告诉过其中任何一位父母和妻子，他们亲人的生命终结在了何处。父母老死了，妻子改嫁了，他们无一例外成为了再也没人牵挂的孤魂野鬼，永远守在了这片美不胜收的生命绞肉机般的群山上。
山上的松树长得真好，在细雨中苍翠欲滴。那是中日两军将近一万战死者的躯体滋养的。当地没有人在这山上砍树，我在滇西不止一次地听说，在昨天的战场上，被斧头砍倒的树会从截断处流出红色的汁液来。
泥水中，孙敏、杨延康和我依次跪下，每个人对着墓碑深深地叩了三个头。跪下的那一刻，我觉得双膝很沉很沉，不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古训，而是自己的肩膀上压着这几千先死者所有逝去和在生亲人的无尽哀思。那一刻，我对着墓碑喃喃低语：他们没有来，他们不知道，他们并不是不想你们。我的父母都曾是抗日军人，虽然与你们不属于同一个党派，不在同一片战场，但是你们的战友。作为抗日军人的儿子，我心甘情愿代替你们所有人的子孙给你们磕头。
也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几年来我们寻访中有幸相识的每一位抗日军人。一直到今天，这些大多没有文化，仍在贫困的山乡中惨淡而黯然地苦度残生的老人们自己都不知道，六十年前，当我们整个民族的躯体行将颓倒之际，是他们共同挺起的那时还年轻的胸膛，让这个在别人眼里不知多窝囊的病夫国家竟然站了起来，最终成为与战后世界最强大先进的胜利者平起平坐的巨头之一，为我们国家赢得了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尊严和机会。
那一天，泪流满面的我从五十年生命中第一次跪祭的泥淖中起身的时候，我知道要动笔写这本书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知道这片战场的真实故事；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看到我们民族的父辈们如何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留给别的男人后代的尊严，才有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新生；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的那些幸存至今的无一例外瘦削、苍老和油尽灯枯的老人身上，看见我们这个古老而衰弱的民族最坚硬的脊梁。
也在那一天，面对寂寥无人的父辈战场，悲哀的我也下决心讲出这故事中不少先人们懦弱和不光彩的段落，我不会刻意隐瞒它们，哪怕身背骂名。儿不嫌母丑，我们要是祖国的亲儿子，就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含铅的脂粉抹在娘亲脸上，那疮疤是长在母亲肉上的。耻辱是最好的镜子，今天的我们最好在这个镜子前仔细地凝视片刻，辨认一下，那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吗。
滇西战场，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最光荣的不屈之地。就是这片不算辽阔的战场，我们几个人几年来也只是断续地走访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所讲述的故事只是我们历史之镜中一粒掉落的碎屑，我期望更多的人一起来重新拼完整这整面镜子，让它能真实不走样地映出父亲们的背影，让我们对得起献身的前辈们，在我们的记录中帮助他们完成涅与重生，把在那场民族浩劫中迸发出的伟大的民族人格留给后代子孙，引导今天的我们以父辈们的生命之光照亮永续的远途。
此书问世之日，民族先烈的残墓前若多几缕香烟，我心堪慰。
寻找少校梅姆瑞
这个故事开始于60年前。
1944年的初秋，正是远征军收复腾冲城最后的日子。由于城中遍燃战火，距城三公里的和顺乡中的张家药铺附设的相馆，成了腾冲唯一的仍在操作的照相暗房。相馆的后人也已经记不住那个确切的日子，一位似是新闻官的远征军来到店里，冲印了一堆胶卷。在不远处的炮声陪伴下，身兼摄影师和暗房师傅的店主人亲自出马，连夜赶工。只不过他多印了一套，自己收藏了起来。天亮后，那军人取走了胶卷与照片，从此再无音讯，那些照片也从没有见诸当时与后来的任何报端。
1999年，为了调查滇西抗战的历史，孙敏来到了腾冲。和顺图书馆的张孝仲老先生与她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老人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他就是爱书，他不需要目录，就可以精准地从某个柜子里抽出你要找的那本纸张早已泛黄的书。这个乡村图书馆并不如许多人所想象的简陋粗癖，这是一座古典的宫殿般的建筑，1930年代就有藏书2万册，从《图书集成》《万有文库》《四部丛书》《集珍丛书》《古逸丛书》《二十一史》到三四十年代翻译的西方著作。那个时候，上海同济大学的图书据说也不过2万8千册。老人只是任职于这样一个乡下图书馆，但乡里人对这个职位的敬重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他由此有着外人无法体味到的尊严。
一次闲聊中，老人随口问了一句：“我家里有一些老照片，要不要看一下？”他拿出了92张黑白照片。那照片保存得真好，就像当天早上才从暗房里取出来，那是老人的父亲在55年前加印的那批照片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在“文革”初起的年代被烧毁了。老人拿出照片的时候有一点不好意思，他喃喃地说：“其实没有经人家允许就加印，有些不对??”然而，历史就多亏这次未经授权的加印，才不至于湮没得干干净净。老人不太能想象得到，他手中的这些照片，在日后会成为多少与此相关的家庭至为珍贵的收藏。
孙敏当时并没有太明白那些照片的意义，只是拣出几幅翻拍了，作为她文章的配图。于是，这些照片又一次被“收藏”起来了。
还记得当年看到那批照片的感觉，尤其是其中有一幅葬礼的片子，让我们明白，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以身殉职的外国人不只是白求恩。
2001年，云南研究二战的学者戈叔亚发起了一件事情，他和朋友们希望为腾冲国殇墓园中的一块阵亡将士碑补上名单。那是一块竖立在中国军队墓地国殇墓园里的美国军人的墓碑，以纪念参加了那场战役并牺牲于其中的14名美国军人。那碑是1986年恢复墓园的时候重建的，上面只有一个用中文标注的名字——夏伯尔中尉，据说其他人的名字原碑上有，但在1966年被毁掉了，没有人记录下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在滇西战场上，除了陈纳德将军的航空队以外，还有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陆军部队在帮助我们。它的代号是“Y”，担负着从战术指导、兵器使用和维修到地空联络；从直接的对日地面作战到兽医及粮弹补给。这支由史迪威将军的副官多尔将军任司令官的英勇的部队，竟然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史上几乎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知恩图报的腾冲人不能让异国的英灵在献身的土地上默默无闻。他们要重新立一块碑，把被遗忘的名字找回来，刻上去。腾冲人记得他们，那种记得，不是对解放者冷冷的感激与恩情，而是像朋友、像亲人那样怀念。
在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
我们中国人就是厚道，操持这个事的我们的朋友李根志立刻回复道：只要是那个阶段在滇西死的，我们都刻上。
结果引发了一场讨论。在美国人看来，荣誉只能给那些应该被刻上去的。这些军人的死亡原因并不一样，有的死于战斗，有的死于工作，有的死于事故，还有的死于与战斗无关的疾病。在一块代表着荣誉的纪念碑上，难道我们不该有个清晰的标准吗？
好几位参与寻找阵亡名单的美国人都投入了这场讨论。那些往来的电子邮件充满了原则与激情。其中有曾亲身到中国参战的老兵，有战功显赫的将军的后代，也有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但他们对荣誉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看来，刻上去的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含糊。这一点真让我们心生惭愧，因为对我们，最含糊的恐怕就数历史了。
恰恰也是这些信件，让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六十多年前会有那么多舍生忘死的美国“白求恩”到中国参战。它能为勇敢的人赢得荣誉，荣誉越真实就越珍贵，它对男人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大到可以超过生命。
在许多来自美国的邮件里，我知道了江汶这个名字。她是移居美国的云南人，她熟悉而且热爱飞虎队的历史，这使她成为了如今还健在的老飞虎队员的朋友。在与云南电视台讨论飞虎队纪录片的会议上，我认识了她。喧闹的会上，她几乎一言未发，安静地近于深刻，透出令人尊敬的优雅。孙敏告诉我：在寻找滇西阵亡者名单的行动中，都是她联络上的。这位看似轻柔的人，是一条联接历史的纽带。
从江汶转来的信里，有一封她写给一位美军阵亡者女儿的信。这个家庭的成员是她和一位叫JA的美国老兵几经周折找到的。
亲爱的芭芭拉·梅姆瑞·海德：我名叫江汶，来自中国云南昆明。我和JA一直在寻找那些在腾冲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美国军人的亲属。我们从去年11月开始，先找到了Y路军的牺牲者名单，腾冲人民非常高兴，正在考虑在纪念腾冲光复60周年时举行一个仪式，将勇士们的名字重新镌刻。我非常高兴JA找到了你，我很感谢他，他不仅60年前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即使今天，他还继续参与我们为后人保存中美在二战中合作历史的努力。我想对你的父亲了解更多，他的背景、服役前的生活等等。
我被江汶的短信所感动，也更清楚了她为什么反复地纠正国内人总期望用这件事来促进地方旅游的观念。在她的眼里，历史是有感情的，而感情不是为观光的游客准备的。
三天后，芭芭拉给江汶回了信，并寄来了一张年轻英俊的军官标准像，那是她战死在中国的父亲。还有一封父亲阵亡以后，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给家里的来信。
少校梅姆瑞曾被告知，他已被提升为中校，他请求得到来自美国本土的徽章。但是在他牺牲前，正式的提升没有完成。芭芭拉写道：“我母亲谋求通过她的当律师的叔叔争取到这个提升，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她没有能够获得这个提升，也没有得到额外的报酬。非常感谢你们做这件事，在最近一个星期内，我所了解的我父亲，比任何时候都多。我的姐姐蓓雯丽?梅姆瑞也感谢你们。我们的母亲菲，在1996年去世，她从没有改嫁。”
看了这封信，人会心酸的。如果我们的寻找早几年开始，风烛残年的妻子看到丈夫仍在得到中国人经久的怀念，这份报答将足以告慰她孤独的大半生。
我们终于读到了一封六十年前的信件，那是斯多德上校于1944年5月21日写给梅姆瑞妻子的：
亲爱的
在一场你的丈夫少校梅姆瑞牺牲的战役中，我是他的直接上司，并且在他牺牲时离他距离很近。当时的情形足以让你和你的子女十分自豪，并在将来感到安慰。这里，在不违反检察条律的前提下，我尽可能地将当时的情形告诉你。以后，如果允许，我和他在这里的其他朋友和战友希望能够将此信中没有讲的细节告诉你。
少校梅姆瑞是中国远征军的一个营的联络官，任务是为了训练我们的中国盟军，以及协助他们抗击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人。我是中国师的高级联络官，他所在的营是这个师的一部分。
在将伤员疏散之后，我安排将他的遗体抬到营地，用电台向指挥部报告他牺牲的消息。同时，师级将军和他的人员以及该营营长均迅速地向我表达了他们深深的遗憾，并对你丈夫的英勇和他对战友给予的毫不迟疑的帮助表示赞赏。确实，他的牺牲增强了这个师中国和美国军人之间的团结，这份团结为争取获得战后世界的长期和平是必须的。
将军设法找到一口棺材，并对安排最后的仪式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这个部队的美国军人当晚守护在少校梅姆瑞的遗体旁，他在第二天上午即1944年5月21日被埋葬，在当时还处于战斗的情况下，举行了一个尽可能的全副军事葬礼，所有能参加的美国官兵均出席了。
他的埋葬地点是一个美丽的山间台地，旁边有一棵高大的菩提树。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我主持了葬礼，结束时他的战友们在坟墓上空一齐发射三轮子弹。这一地点将被登记在美国陆军部的记录中。
尽管我们几个月前才互相认识，我发现你的丈夫是一位最杰出的朋友和勇敢的战士，他话不多，很友善，很快活。所有认识他的人痛惜他的牺牲，但是因为他的榜样激励我们下更大的决心，我们的事业是会成功的。
他对你和子女的深深的爱表达在他和朋友的交谈中常常说到你们，他牺牲时胸前口袋里还有你和孩子们的照片。
他带到战场的个人物品很少，我将少交一件物品，那是他的军衔徽章，因为他的也在同一炮火中受伤的中国翻译想要它。这位翻译是YOW先生，将很快康复。
少校的钱包没有在他身上，也许他留在后方营地的箱子里了。这只箱子将以后归还给你。
随信附上的十元钱是由我们当中一位需要一副深色眼镜的人所支付的，他想你不会介意。
他的政府发给的装备已经重新分配给那些需要的人，一件多余的衬衫和一条卡其裤子也留给那些需要的人了。
他身着全副的军事制服被埋葬。
我已经建议为少校梅姆瑞的英勇战斗表现追授“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这些勋章会送给你。
我和你一同致哀。
也许你愿意
你的忠诚的，约翰·修斯·斯多德上校
这封信让我们想到了
陆军部提供的阵亡者名单里，梅姆瑞少校的档案记载着：
姓名：威廉·C·梅姆瑞。军衔：少校。部队：陆军，Y路军，作战人员。军人号码：O－288382。出生日期：1910年6月20日。身高：70英寸。体重：165磅。牙科纪录：(略)。死亡日期：1944年5月21日，牺牲于敌人炮弹火力。死亡地点：大塘子，中国。在中国的SHINLA单独埋葬，中国MENGPRIG东南5英里。
他牺牲在高黎贡山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我们该回到战场上去，去寻找那场战争的故事。
2003年初冬，我、孙敏、杨延康和腾冲的文史专家李正老师沿着当年远征军光复滇西国土的路线，踏上了滇西的土地。
除非你是亲历，否则没有人能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高黎贡山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南北横亘数百公里，在腾冲一带海拔三千多米。1944年中国远征军右路军反攻滇西时，就是渡过怒江，分别从南、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的。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两千年前就有的古商道，也是60年前中国大军西行远征的路。可以用手脚感受到，古人们为了修通这条古道，把内地商品输往滇西乃至缅甸、印度花了多少力气。可这山的陡峭不是靠人工垒起的石条可以垫平的。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假若在平地，你甚至可以窜上去，但让你从早上就开始爬，一直爬到晚，从海拔几百米爬到三千米的地方，可能四条腿一起用都很难再上一级了。这样的路，我们是在高黎贡山最好的季节走的，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却是在滂沱的雨季，顶着每日必至的大雨，踩着比油还滑的路面，冒着密集的炮火，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着上来的。这几万大军中，还包含着许多中国的将军和相当数量的美国军人，他们与中国士兵唯一的区别，就是脚下穿着胶鞋。在平时为将军代步的战马，在这条路上一步都不能骑。根据美国新闻处当年的记载，反攻开始的第一个月，就在这条古道上，有260多匹驮运弹药的骡马坠入山谷而死。帮我们驮装备的两匹健硕的大青骡子，在许多狭窄陡峭的台阶前，都是卸了驮子，靠马的肩膀扛着它们的屁股才上得去。
这山让我们见识了战争，两千年的古道，已经被无数的马帮把路踏成了陷进山体的一道深沟。这沟恰到好处地被当成了交通壕。从山下到山顶，沿着古道又挖出密集的散兵坑、战壕和炮阵地。战争以最奇特的方式让自己连上了历史。
战争结束后数年，高黎贡山修通了公路，古道沉寂了下来，这条珍贵的战场之路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在山顶旷无一人的时候，浓雾会随着凛冽的风转眼之间弥漫在你的周围，又会在瞬息间散去。每个露营的夜晚，我们的赶马人穆大哥都会讲起战后几十年山上闹鬼的传说，因为战争太惨烈，战死者太多，天阴下雨鬼魂就会出来。每一个故事他都发誓是真的，结果是让你在独处于白天的浓雾里时胆战心惊。
从北斋公房下来，再绕道南斋公房，在这巨大的山脉里，距离不是用公里计算，而是以天计算。
许多天过去了，我们没有找到梅姆瑞的线索。老百姓知道此事的可能性很小，反攻期间，他们都躲在山里，远远地看着山下的战场，只知道五条道上，每天都往山下抬送几百名伤员，阵亡者不计其数。我们甚至找到了当年为五十三军带路的保长、九十岁的
大塘子在高黎贡山南斋公房古道下，当地人特指一个几百平方米的鱼塘，而在军队的战报里，它是指范围不小的一片战区。五十三军分几路攻击高黎贡山守敌，在这里经历了惨烈的战斗。大塘子阵地的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间，江边海拔800米，从5月14日渡江以来，在这几百米的高程内，五十三军四个师几万人血战了十余日。
下面的记载摘自《陆军第五十三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之第二章《大塘子附近之战斗》：“二十日，我一一六师攻击当面之敌，至为激烈，首以三四四营第六连施行佯攻黄顶山、鸡心山西侧高地，继令第二营营长王福林率步兵两连，迂回敌之左侧背，将黄顶山高地攻下。敌百余人向我逆袭，该营长王福林率部冲杀，身入敌阵，异常奋勇，杀敌数名，被敌乱枪射击殉命。黄顶山因之得而复失，遂以第一营加入战斗，该营长李庆仙身先士卒，遂负重伤乃奇战。因战斗惨酷，美方联络组美军官梅姆瑞阵亡，美少校军医欧阳、少校翻译姚元负伤，我伤亡营长各一，以下官兵百余员名。”
直到5月24日，远征军与敌决战于海拔二千米左右的地区。午后，敌人溃败，主力撤往南斋公房方向。阵地上“遗尸累累，血腥恶臭充满原野。”——摘自战报原文。
这个战场，这场战役，阵亡者成百上千，要打听其中具体的一个人死于何地是根本不可能的，哪怕他是美国人，战争面前才是人人平等的。
当年战场的路还很长，我们必须离开怒江了。怒江边的最后一顿晚餐也是在一棵大榕树下吃的。那里的榕树可以长到超乎人想象的巨大，每一棵树几乎都是一片小树林，好几部汽车宽敞地停在荫凉里，另外还完整地遮盖着一栋二层小楼和一排长长的竹棚。少校墓地旁的榕树至少也应该有这么大，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
第二天早晨，我们结束了怒江西岸的调查。临行前，我们去看望了离宿营地不远的一位老者。孙敏与他相识多年，我也见过他两次。这位老人是中国最独特的农民，他一边在田里忙活，一边在历史中耕耘。出于对历史的挚爱，他办了一个私人博物馆，当然那博物馆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一座，因为它全部的藏品可以装进一个草绿色的美军二战时的旧子弹箱里。他最重要的收藏其实是他的记忆，而最好的展品则是他自己。
吴朝明老人的博物馆在自家院子的牲口棚二楼，底下已经不养牲畜了。战争期间被日本人烧了以后就没有修，直到前几年才重建。展厅约有20平方米，只是矮一点，除了靠墙的那一面，别的地方都站不直腰。仅有的那面墙上，他请人画了两幅壁画，是他记忆中的战争画面：山头弥漫着硝烟，蓝天上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在扔炸弹，在空投补给，很多白色的降落伞在画面上很抢眼。问他画面上的阵地在哪里，他转身往窗外一指：“就是那座大尖山。”画面上的战场就在他窗外。我曾与老人开玩笑，建议他把朝山那一面都装上玻璃，把飞机和降落伞都画在玻璃上，那才真实。
到博物馆的参观者不少，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工作站离他家不远，因此常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各个学科的专家。与前几年相比，他满口的军事术语越来越专业了。有人来他会很高兴，唱着他少年
老人有一份手稿，算术本写的，这一次是誊写在很薄的信笺上，是他从长辈和流落当地的老兵那里听到的战事，以及他的感想。每次来，我们都会草草地翻阅一下。这一次，如果我还没有仔细阅读的话，总有我后悔不迭的一天。
在小院里暖暖的冬日下，我慢慢地翻阅着他的书稿。突然，我的眼睛无法离开最后一页的几行字。我相信是梅姆瑞找到了我们！在那张已经卷了边的信纸上，老人用不太流利的字体写着：
“远征军攻打锅底塘，一个受伤的日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三个中国军官和一个美国军官。他们埋在田头寨寺院门前。”
在南斋公房这条战线上，整个远征军中只阵亡了一位美国军人，那就是梅姆瑞少校。我们真的找到他了。
日本伤兵最后一颗手榴弹或最后一颗子弹打死我们的人的故事，散见于整个滇西战场。死的人都是真的，全部有据可查，但那几乎都不是日本伤兵干的。也许日本军队的顽强给中国老百姓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凡是阵亡了重要的自己人，又惋惜于他们的死，就都把这个不幸归功于日本伤兵。如果是听老百姓口述，每到此处，他们都会加上一句：“怎么没一下搞死他呢！”
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踏上了斯多德上校所说的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美国陆军部的档案是说少校“在中国的SHINLA单独埋葬”，SHINLA在中文的战史里写作“幸垃”。但这片台地与文件记载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地名叫“田头寨寺”，幸垃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
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带着我们来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墓地。他告诉我们，少校的墓地旁边，还埋着三位中国的军官，他们之间大约相距十来米。墓地让人心酸，我们知道其中之一是梅姆瑞少校的，但其他三座坟茔呢，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家人在哪里？知道他们死在这里了吗？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令人非常失望的还有，墓地上没有大榕树，没有小寺庙，也没有坟茔的痕迹，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经年的山地。老人说：当年这里是有一个小庙，庙门前有一棵大榕树，树冠能覆盖两亩多土地。它们都毁于战后的一次火灾，残存的树干和寺庙的梁柱变成了全村人的柴火。如果没有曾经此事的老人指引，谁能看得出，这片种着油菜和豌豆的红土下，埋葬着几位英勇战死的军人。
带路的老人告诉我们棺材的来历。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在山下的傣族寨子里找到了那口棺材的主人家。主人姓罕，傣族的姓氏，祖先曾是怒江的土司，战争期间仍是此地的第一富户。那是一副杉木棺材，本是罕家老爷为自己备下的寿材。在当地人眼里，最好的棺材是冷杉做的，那板子是傈僳人从几百里外海拔很高的片马背来的。那口老寿材在当时就值700大洋。
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美国军方派出专门的小组来寻找梅姆瑞的墓地。他们能找到这里也真不容易，那时这里还没有公路。估计美国人也曾像我们一样，在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满山遍野地找，他们前后来了两次，第二次才找到这个地方。给我们带路的老者说：那几个美国人是专程来取遗骨的，但当棺木从土中挖出来打开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怒江峡谷多雨且炎热，但躺在罕老爷家的朱漆棺材里的梅姆瑞少校完好如初，就像睡着了一样，连制服都是整整齐齐的。
接下来的事情，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美国军队派来的人员接到命令就是把少校的遗骨运回去，而少校的遗体竟然如此完整，肯定让他们大出所料。想必他们不想回去请示，再千辛万苦地走第三趟。于是他们雇了村里的三个年轻人，用刀子把少校的骨头取了下来，在当地的方言里，称为“片”。这三个人有两个在多年前去世了，最后一位竟然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几个月去世的，就是带我们进村的那个中年汉子的父亲。
这可能是那场战争留给当地人最稀罕的记忆。他们至今还在讲：那遗体不臭，片下来的肉精丝丝的，像火腿一样。路边有个老者至今还在感叹，埋在庙前的梅姆瑞，多好的风水，如果埋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的话，他们家恐怕要出大人物的。
梅姆瑞少校的遗骨运回了家乡，在美国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军人葬礼，而他的遗体的另一部分，仍又装回了那口中国人赠送的最好的棺村，重新埋进了他为之牺牲的土地，并且永远留在了这里。
从一张老照片开始的寻找，竟以无法想象的传奇结束。但故事还不算完，在那棵菩提树烧死，在那小庙被拆掉之后，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那树、那庙都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也同样忘记了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甚至牺牲在我们土地上的美国军人。少校的骨骸移走之后，插在墓前的标志牌也不在了，农民年复一年地耕作，犁掉了仅存的几座土丘，再也没有人提起他们。
但是，那片土地没有忘记。在墓地旁，长出了一大片无比茂盛的红叶子灌木，周围的山上都没有，只有这种植物，只在那里有。我也曾在别处见过这种植物，但都没有这里的叶子，没有这里的红，红得深沉，就像刚刚流出的血。我们摘下三片树叶夹在了书里。
高原的阳光耀眼地灿烂着，我们立正站在三位军人的墓地前，立正在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上，孙敏深深地向烈士们鞠了躬；我扣好衣领，扶正军帽，举起右手，为他们行了标准的中国军礼。我想少校梅姆瑞在天堂看得见我们。六十年之后，在他阵亡的地点，仍有中国人向他行军礼，他的灵魂会感到欣慰的。他一定也还了礼，不过是美国式的，他还像离家时的照片上那样年轻，那样英俊。他永远都会年轻下去，因为他的生命为了中国停止在了那么年轻的时候。
在后来的时间里，那三片红色的树叶，跟随我们走完了中国远征军光复滇西国土的全部旅程，那本应该是梅姆瑞要走但没能走完的路。在畹町的国境线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第一次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的地方，我们再一次打开了红叶，此时，它的颜色已经由鲜红变成了暗红，就像凝固的血液。
再后来，三片红叶被寄到了美国，由江汶转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儿手中。我们请江汶转告她：葬礼照片中，有一位胖乎乎的中国军人，神色凝重地挤在美国军人当中。他就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上将。他代表着与梅姆瑞少校一起战斗的几万名中国兄弟。
上尉张子文
张子文老人小时候是少爷，县太爷的公子。他当年投考军校的时候，父亲正任云南昌宁县长。那时中日之间战云密布，一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打一仗的态势。消息都是通过报纸从遥远的东北和华北传来。那时的云南对于内地，是地老天荒般的距离，中日争端于北方，按说怎么样也碍不着云南的事，但少年张子文偏偏按捺不住自己的报国激情。他的父亲也不是官吏，而是读书人，在这个当口，县长父亲竟然慨然允诺自己年轻的儿年轻的儿的儿子，去投考军校吧，当兵卫国。
听着八十五岁的老人讲六十多年前的少年往事，尤其讲到他父亲让他去当兵，让他去遥远的地方以生命报效祖国的时候，我悄悄地流了眼泪。这样的父亲，这样的抉择，让因此而一生饱受磨难的张子文终生无悔。
遇上张子文老人真是偶然，也是运气。我们在保山市做调查的时候，为了省钱，曾托朋友找到和军分区有点关系的招待所住，那院子里有一间餐厅，既服务于宿客，也对外接待。去了两次，觉得价廉而味美，而且生意还很好。最有意思的是，那位餐厅的老板兼大厨是位极热心的人，他听陪伴我们的当地朋友讲要寻找当年美国陆军的故事，立即拍了胸脯：找我呀！细一打听，他师傅居然做过卫立煌卫总司令的大厨。
第二天，在他餐厅的小花园里，我们有幸谒见了这位年届九十的名厨。老人带着浓重的边地口音，五句话我有三句听不懂，为了激励老人家的谈兴，还佯装照单全收的不住点头。心想反正孙敏也在，我不懂她懂，谁知一席话下来，孙敏竟然也听不大懂。至今只记得一个故事，当年年轻的厨师看美国人吃饭只用一把餐叉觉得不可思议，总想恶搞一把难住他们。于是先做了一顿面条，看他们怎么用叉子一根一根挑起来。想想那时年轻的前辈端上那盆面条时的兴奋之情，好戏上场了。结果，人家美国佬根本不分根，一叉下去，转两圈，一团面条入口了。大厨接着再烧了一盘豌豆，油光水滑，心想中国人用筷子尚要一颗一颗夹，功夫不好根本弄不到嘴里，看你怎么办。人家美国佬毫无惧色，把叉子当铲子用，一次一堆地送进嘴里，连称好吃。老人家讲的满面红光，他一点也不因为败阵而恼怒，而自觉受辱，反有一点为对方成功脱困松了口气的快乐情绪。所以，我想，他活到九十岁了还那样身心健康。
中午，餐厅老板热情地办招待感谢师傅，把我们自然也捎上了，大家欢乐地围坐一张大圆桌，才发现席上还有一对安静而慈祥的老夫妻，尤其
我们那次仍是为《寻找少校》纪录片做基础，同时也想再找到有关美国陆军在云南作战的更多线索，所以每一位“新”的老兵出现，我们都很兴奋。饭毕，我们就
年轻时的张子文肯定身体强健，加上好的家学根底，顺利地就读了中央军校，专习炮科。在军队的各个行当里，炮科的要求很高，尤其六十多年前，还没有导弹和电子战，甚至坦克在中央军还是仅供观赏的时代，炮兵是军中骄子。在外人眼里，从未知晓炮兵的高难度与专业要求，以为一临敌阵，万炮齐鸣，转眼间敌人灰飞烟灭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的战场上，炮是多么稀罕的重武器，而炮弹又何等金贵，中央军校炮兵实弹射击，打多少发炮弹是要最高统帅
张子文军校毕业时，正赶上云南省主席龙云去向中央要人力支援，最主要是军事人才，云南籍青年张子文就回到故乡在滇军任职。那时候的中国很怪诞，说是中华民国，但军队却分中央和地方，就和今天的运动员一样。中央军由国家政府调遣，但多个省，尤其较为偏僻的省份，准军阀身份的地方诸侯都养着自己的武装。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云南和四川的地方军都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行困兽般的红军过境，因为邻近的贵州兄弟王家烈就是因为与红军死缠烂打而被蒋委员长派遣中央军支援，中央军名义上帮着贵州驱逐了红军，结果不拿自己当外人的驻扎了下来，反使王家烈丢掉了地盘。所幸的是，中日战端一开，我们的地方军没有一家私寻自保，纷纷应声而起，与中央军携手保家卫国。可惜的是，地方军毕竟此前只是看家护院的近似团练般的队伍，一旦与日本那样超级能打的现代化军队遭遇，勇则勇矣，用伤亡惨重来形容都是自我安慰的词汇了。但云南省主席龙云是个有远见的人，他向中央要人就是要将滇军现代化。修筑滇缅公路也是这位说起来有点土的新军阀提出来的，事后看，这条路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张子文回到滇军，就在新组建的炮兵中任职，做了多久我没问准确，因为怕老人累，由着他讲，这些时段上的细节我们再没细问。战争一起，他们这批军事骨干迅即被调回中央军，重新编入战斗序列。张子文时任上尉连长。
老人告诉我们，自1942年起，他就驻守在怒江前线，那时他们的炮还很落后。好在与日军中间隔着汹涌的怒江，那两年，双方其实就是互相盯着，出演中国版西线无战事。
第二天，我们要去拍摄在保山马王屯的远征军司令部遗迹，我们提出请老人陪我们一起去，
1944年5月，史称怒江战役的滇西反攻开始了。张子文所在的炮兵部队并未在开始攻击时随军过江，因为他们的装备过于落后，上级命令他们原地等待，新的美制榴弹炮即将运抵换装。在滇缅战场上，美国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的装备与军用物资，具体的装备以中国驻印军为优，他们被称为美械装备，而怒江沿线的中国军队据称为半美械。我们在调查中逐步发现，这种所谓半美械在各个部队中仍没有统一标准，不讲武器，单是胶鞋都没有发到每一支部队，更不用说每一位士兵脚上。以我的感觉，怒江前线的北线部队装备远远好于南线部队，从渡江开始，他们就有重榴弹炮的火力支援，并且用上了喷火器。但重炮没办法从古道弄过高黎贡山去，所以翻过山后在攻击腾冲时中国军队失去了强大的炮火支援。而南线的攻击部队其实是在一路打通滇缅公路的中国段，每前进一步，都可以将车载巨炮继续推进至下一个战场，可偏偏反攻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为他们配署足够的新式火炮。今天的我们无法判断当年的火力配置是否有问题，但起码南线部队是在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开始攻坚战的。到底为什么，这支号称半美式装备的军队中，大半人穿着自己编的草鞋上战场来完成民族光复伟业，只有当年负责掌管驼峰航线物资的官员们才知道真相。还有人活着吗？为了军人的良心，恳求您出来说话。
在等待的时间，张子文接到调令，奉调为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长官部)作战参谋。能在那样高阶的部门任作战参谋，非有出色的工作资历和优异的专业水平不可，因为那是战争时期，参谋班子不是耍宝用的。最近这些日子，我看了若干描述张子文老人的信息，有讲他最高军衔是中校，也有讲少校的，但我们与老人交谈时，只听他说起自己任职连长，军衔上尉。因为他提到，他们连里有一位美军顾问，是中尉军衔，他们关系很好。如果调到长官部做参谋，有可能获得晋衔，但张子文应在1945年就离开了部队，所以晋升中校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无论官阶高低，只要调到卫立煌总司令身边工作，卫上将都会抽时间单独召见。我见过许多幅卫立煌上将的照片，大多都是他在怒江前线的，其中两张都是他与身边的参谋人员和卫兵一起在战壕边进餐，每人都端着小饭盆，围着简单的三四个菜，不像大鱼大肉的样子，总司令也毫无特别待遇，同样拿自己筷子在不大的菜盘里划拉。看着将军轻松走过烽火未熄的惠通桥那一幅，尤能体味仁者无敌的韵脚。
在马王屯远征军司令部旧址，老人陪着我们走了许多路，说了许多话，看得出来他在怀念那个虽然烽火连天，但是壮怀激烈的岁月，在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当年的俊杰终其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得以报效深爱的祖国，而且时间还那样短促。老人患有腰疾，稍微站的时间长就会痛，但那一天，老人站了很久很久，始终挺直着腰，就像仍是军人一般。老伴带点怜爱地搀扶着他，时不时悄声问：要不行就坐一会儿？老人只是摇摇头。送老人返回他们的住处保山市第一中学时已是下午很晚，我们拿出三百块钱，说是给老人的劳务费，看得出清贫如洗的老两口坚辞不受，绝非客气。老太太试探地问我们，要不要到家里坐一坐？他们对我们去坐，比对钱珍惜多了。其实我们巴不得，只是恐怕他们累。老人提了邀请，又见他们兴致还高，当然欣欣然去了他家。
小小的单元房一尘不染，不光干净，还家徒四壁。除了最简单的旧木制家具，印象最深的家用电器是老太太拿出来的一个陈旧的录音机。她想给我们放一段录音，和他们的快乐晚年有关。可我们真不敢听，心酸。忽然，老太太问道：你们想看老照片吗？我看见孙敏眼睛里放出光来，是张老伯的吗？是。老太太走进屋，捧出一个本子，从中拿出一张，只一张很旧的照片递到我们手上。第一眼看到照片上那位一身戎装的青年，我真是五雷轰顶的感觉。照片上的张子文正是军校将毕业的时候，他坦荡清澈的眼睛眺望着远方，那是国家栋梁才会有的坚毅目光，那位军人的眼神告诉我们，他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为自己的国家献身。老太太喃喃道：他年轻时候喜欢照相呢，可惜不敢留，都烧掉了。都烧掉了，真实的历史痕迹。从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改变了信仰，把对家国天下社稷同胞的责任感偷偷换成了政治上的随波逐流，以至于让每一个人再不敢珍惜几千年道德文明中都属于光荣的忠诚呢？
滇西反攻结束后，张子文脱下军装重回学校读书，只不过这次他是进修英语。以前我曾认为张子文离开军队是预感内战将起，不愿继续从军参加内战，故而退役。细细分析这是不准确的。滇西战局结束后，中国远征军有一次大裁撤，有约一半的官兵被遣散。那时全局战场盟军已呈压倒性优势，本想在中国大陆发动的以中国军队为主的陆地决战已无必要，因此原拟于怒江战役之后调回东线重投战场的远征军就超编了。远征军不复存在，长官部当然撤销，成建制的裁撤与缩编均在下一级集团军首长治下由中央钦定，这个过程时任十一集团军司令黄杰的日记中有详载。以张子文当时所居的官职，是不可能在抗战尚未结束的时候预感要打内战的，那时候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人，军队中并无###宣传与教育。很多当年老兵说起离队都是讲不愿打内战，其实是冤怕了和多年洗脑的条件反射，那么无畏于民族独立战争枪林弹雨的勇士悄无声息地学会了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以张子文的能力与位置，他谋求留在部队当为不难，因此他转往地方应是主动之举。我觉得以那时他的抱负，国既已拯救出苦海，则重建中兴需要人才，因此他要再次学习建设而不是战争的本事，用新才干报效和平祖国；再则张子文当时已有妻子儿女，都在滇西，他心里肯定不愿分离，换了我也一样。想透了，以后我不会再想当然地把不愿打内战的高帽子给老人们戴上，不光荣。
一年多之后，内战打起来了，刚离火海的家国重回风雨飘摇。张子文没有再次从军，他选择了远离自己人的战争，此时的仍留地方当是老人的主动抉择，因为那时的国军是再一次急需军事人才的。重新补习过英语后，张子文是否即往保山市一中任教我没询问过，因为访问老人的本意原是要听美军顾问的故事，没把老人当主角。云南一家官方媒体也播出过张子文老人的故事，说老人学习英语后任教保山市一中，专心育才，一直奋战至七十四岁才退休。看到那段至今堂皇地挂在公开网站上的文字，我欲哭无泪。老人真有那样的好命，当是民族大幸！
张子文老人告诉我，那是1956年，仍在授课的他被叫去“谈话”。如此中性的谈话一词从此改写了老人的命运，那一年他适值风华正茂的三十六岁。黑暗骤然开始，没有预警，没有权利的告知，没有申辩的机会，因为根本没有审判，不需要审判。那黑暗一声不吭地延续了二十六年！
我望着那样平静地叙述往事的老人，心里压抑得将要窒息。我相信抗日军人们不惧怕身体的苦痛，他们恐惧的是无人可以抗拒的颠倒黑白的权力。他们曾经那样无畏地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用双手捧给挚爱的祖国，可是，这个被解救的国家用最小的一根手指，就把他们扫入无底深渊。那最黄金岁月的二十六年，张子文并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无比卑微的苟活于倘能称为人间的牢狱中。我几乎发呆地望着风中残烛般瘦弱的老人家，二十六年！我五十二岁生命的整整一半，热血沸腾的刚强军人怎么熬得过来，那要多坚忍的意志力才能让生命没有被自己亲手扼杀，那是望不见尽头的苦难呵。今天，我宁可原谅那苦难的造就者，因为他们也曾挣扎于政治对手的血腥清洗，恐惧使人疯狂。但我绝不原谅今天仍视民族苦难于无睹的任何一个人，要么你不要讲历史，要讲就要讲出不幸的真实，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再不要踩进那样血腥的陷阱。
重回人生，张子文已经五十二岁，我们惯用的词汇叫平反，过去搞错了，今天还你作为人的资格。老人在狱中的二十六年，想必是不能温习英语的，不讲英语尚能留在历史反革命的队伍里，真讲一句英语，哪怕在梦中，恐怕即刻会升格为美国特务，那时勾连上美国对任何个人都是天塌地陷的大灾难，何况不由分说成了歹毒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特务，只消一句英语，即便国家重光之日，也只剩昭雪的份儿了。老人能在与世隔绝二十六年之后重上讲台教英语，倒真是勇气与毅力的奇迹。在老人家里，仍然放着他买得起的几种英文书刊，收藏得很仔细。老太太告诉我们，张子文老人仍在不间断的地学习。
我问老太太，张老伯入狱那么多年，您一直等着她吗？老太太摇摇头，她俩并非原配。她告诉我们：她
我问张子文老人，因为爱国而从军抗敌，反而受了这样的冤屈，您后悔吗？老人久久地看着窗外，他长出了一口气，轻声说：
“都过去了。”
那一声像风一样轻。
那次拜访张子文老人两个月之后，我们邀请的美国客人到了保山。其中两位是在滇西阵亡的梅姆瑞少校的女儿，还有少校的大女婿，和为少校主持战场葬礼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儿。他们几位沿着当年父辈和中国军队一起反攻的路线一路寻访之后，和张子文老人有了一次聚会。那天我不在场，听摄影师牛子讲，老人很高兴，几个小时的会面谈兴甚酣，他给盟军战友的孩子们讲述那场不朽的战争，他反复地告诉美国客人，没有她们父亲的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还要延续很久。他说，他为自己曾是梅姆瑞少校和斯多德上校的战友而自豪。话语间，迟暮英雄豪情万丈，好似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岁月，他没有讲述一句自己所遭遇的苦难，没有一句哀怨给自己的国家。
我想象着，如果一位美国老军人与专程拜访的我们聚会，他的胸前会缀满如繁星般熠熠生辉的奖章，可上尉张子文胸前连一粒纽扣大的抗战纪念章都没有。但这一点也无损他的光彩，牛子说：客人们如醉如痴地倾听着老人的故事，为这个生活在云南大山中的老军人流利的英语和优雅的风度着迷，六十年前他和战友们已经用顽强、坚韧和勇气向世界证明过这个绝不向邪恶屈服的民族为什么不会亡国。今天，他用生命的余晖再一次告诉异国军人的后代，她们的父亲曾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并肩作战是家族的荣耀，而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共同赴死是值得的。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章东磐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