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妻助我以国事为重

[编者按]2007年4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又向公众开放了新一批次的蒋介石日记(本批日记撰写于1932年至1945年。研究所保存的1931年前的蒋介石日记已开放)。本文作者当时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闻知此消息后，即前往查阅档案进行研究，回国后撰写了此文，向大家披露了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

蒋介石有写日记的习惯。从1917年起直至1975年他去世，每天都记。蒋介石日记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个人感情，朋友交往，也有对政治、外交的评述。最为有趣的是，蒋介石日记有一定的格式，比如每天都会有名言警句，1928年以后，他因为痛恨日本人在济南发动突然袭击，在5月3日以后，每天都要记“雪耻”二字。在日记中他对个人隐私并不讳言，比如在1921年日记中，他对自己病情有所描述，在接受治疗后，他感觉“尿道肿痛”。

蒋介石是一个感情波动剧烈的人，日记中他对个人感受多有披露，而在工作中受到挫折后，他总是会在日记中对背叛他的人进行谩骂。在1929年的日记中，有一本有宋美龄签名的空白日记本，她嘱咐蒋介石上前线携带，以替代记满内容的旧日记本。蒋介石日记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他一直对自己的个人修养不满意，因此记述日记也有提醒自己不断改进更新的意思，从日记中大量自我剖析的内容来看，蒋介石日记是他写给自己看的，这对于我们了解他的婚姻状况具有较高的价值。

由于蒋介石的婚姻充满了戏剧色彩，当时就有很多新闻媒体猜测蒋、宋婚姻的政治动机。而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晚年写的回忆录，则使人们更加怀疑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以前，已经有过三位妻妾，但是他在日记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他对原配妻子毛福梅，除了怜悯以外没有其他感情，对于姚冶诚、陈洁如则是爱、恨交织。从蒋介石前十年的日记(1917～1927年)审视蒋介石的婚姻，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消极、悲观的人，纠缠在旧式的婚姻生活中，他的感情生活是复杂多变的。

1927年12月以后，他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日记中开始有大量的篇幅写宋美龄，而蒋介石笔下的宋美龄婀娜多姿，温柔动人，虽然她也有女人的执拗，但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对蒋介石不仅生活上温柔体贴，在政治、军事上也极力支持，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是多姿多彩的。

情意绵绵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沉浸在春风得意的一场爱情盛典中，通过多年执着地追求，他终于得以与宋家三小姐结秦晋之好，他的心情极好。12月1日他在宋家的要求下接连举行两次婚礼，一次是在宋家举行的简洁的教会婚礼，一次是在大华饭店举行的豪华的、时尚的婚礼。在大华饭店，陶醉于鲜花与美酒中的蒋介石，看着身着盛装的宋美龄姗姗而出，忍不住由衷地感慨道：“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这一天，醉于爱情之中的蒋介石真有些神魂颠倒了。

其后沉浸于新婚甜蜜中的蒋介石与宋美龄，时而缠绵在上海的家中，时而沐浴于汤山的温泉，此一阶段，蒋介石在日记中充满了喜悦的记述，家庭幸福是他最喜欢的话题。宋美龄虽然娇柔、婉转，但是仍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冷静，她劝诫丈夫要勤于国事，要对前途有信心、有抱负，这与蒋介石的政治野心是一拍即合的，使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感情更是从“爱”升华到“敬”。

婚后，宋美龄一度跟随丈夫身边在前线作战，她对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因为宋美龄的身体状况不好，有时不得不离开前线返回上海，独在前线的蒋介石在战争间隙不禁勾起对她的思念之情，如1930年7月8日他写道：“离家已有两月而战局仍无期了结，不惟家中焦灼，而内心亦滋愧疚也。”这一阶段他挣扎在事业和情感之中，1930年7月31日，他忍不住在日记中表露出他的渴慕、矛盾的心理：“到徐，切慕爱妻，然叛逆未灭，何以家为?”在军阀混战尚无结果的时候，他的野心与权力欲促使他坚守不动。9月5日，宋美龄匆匆来到前线陪伴他，但是战事日渐紧张，他没有时间陪伴妻子，此时他内心非常矛盾，但是也只能通过日记表达他愧疚的心理：“今日虽与爱妻同住，然而如常办公，精神亦贯注于前方无遗，爱妻助我以国事为重家事为轻，其爱情虽笃，至无复加，但仍促我离彼急进也。”蒋介石敬佩宋美龄识大体，对她的支持存有感激，在日记中化为对妻子的深深的眷恋之情，他忍不住感慨道：“依恋之情出于天性，吾惟于爱妻，人见之也。”

善解人意

在蒋介石看来，宋美龄除了有美貌与才情外，对子女也充满爱心，这让蒋出乎意外地惊喜。蒋介石曾将长子蒋经国送往苏联受教育，此后就一直没有音信，这使他承受了来自前妻毛氏等人的极大压力。为了缓解家族的压力，蒋介石希望找到儿子，让他尽快回国，宋美龄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1930年11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他与宋美龄、宋霭龄拜谒(蒋)母墓时，曾商谈解救蒋经国回国的经过。宋氏姐妹对蒋经国的关心让蒋介石非常感动，“本日陪孔娣(指宋蔼龄，笔者注)拜谒母墓，又与妻商谈营救经儿回国事。”蒋介石认为当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内心还是感激宋氏姐妹的关心，“孔娣与吾妻对经儿念念不忘，甚可感也。”当时美龄的弟弟宋子良与外甥孔令仪姐弟等都在座，这种居家团圆的景象，在蒋看来也是不可多得的。更勾起他对蒋经国、蒋纬国的思念。

当然，婚姻中常常会伴随着矛盾。两人因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争吵是难以避免的，他们争吵后，宋美龄会不辞而别，蒋介石对此非常烦恼，但也无可奈何，一般是以他赔礼道歉告终。婚后不久，两人就发生了一场冲突，那一天蒋介石还是照常起床到事务所办公，宋美龄也因事外出。蒋介石回到家中后看妻子不在，就很不高兴，免不了发些牢骚，而宋美龄认为他不够尊重自己，于是又回到娘家。蒋介石为此下午病卧在家，即便与好友张静江、吴稚辉谈话，也心不在焉，随后即谢绝朋友的来访。从侍卫口中得知妻子在岳父家后，就前往寻找，“闻三妹病在岳家，乃扶病连夜往访”。蒋介石好言相劝，终于得到妻子的谅解，“彼甚以不自由为病，复劝余以进德，心颇许之。”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上门赔礼道歉，并下定决心，改善自己的坏脾气。但是两人的差距依然存在，在以后的日子中，两人口角还时有发生。从日记记载来看，两人冲突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而结果却是相似的，最后往往是以宋回娘家，而蒋亲自去请回为结局。对此蒋介石很少抱怨，由于深知自己暴躁的脾气，他有时会在日记中痛悔自己的行为，1928年1月28日，他记载与美龄冲突后，“午餐后假眠，后往下关迎三妹，到后知其皮肤病甚剧，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该与其祯梗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人的家庭冲突也一度升级，但是在国难面前，美龄在家庭中则表现出宽容与大度。日本人对华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陷入危机，这使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在此内外交困的时候，蒋介石脾气非常急躁。一言不合， “妻即不别而自赴上海，使余更加一层苦痛。”宋美龄回了娘家(即“自赴上海”)，蒋介石茫然不知所措，而在这种时候，他是不能随行的，在南京静待是唯一的选择。9月29日，在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冲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后，上海学生也不断赶赴南京增援，局势的变化让宋美龄感到不安，所以这次没有等到蒋介石亲自上门来请，她便及时回到南京，陪伴在蒋介石身边，“妻回京，在此危难之中不避艰险来共生死，无任感激。”宋美龄放弃大小姐的架子主动回到蒋介石的身边，让他非常感动，他觉得妻子不同于一般的旧式中国妇女，对她的胆识和气量充满了敬意。

在蒋介石生病的时候，宋美龄也给予了他周到的照顾。在家庭生活中，蒋介石是一个伤感、多情的人，1922年他生病的时候，因为姚冶诚没有照顾他，他就在日记中大骂她不贤良。而宋美龄在蒋介石生病中的表现，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她完全放下大小姐的骄矜与柔弱，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妻子的善良与关爱深深感动了蒋介石，1934年2月23日，他在日记中记载生病后“妻护病保身，无刻不在心，无微不至，诚贤良也。”因为操劳过度，宋美龄自己也生病了，1934年8月1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表达了对她的愧疚之情，“妻为我受热忍苦致病可感也。”蒋介石这场病相当凶险，他愧悔拖累了宋美龄，他自己的身体到1934年8月12日依然没有完全康复，“本日身体疲乏一如伤寒后行将复元之苦痛，故终日休息。”尽管他自己仍然受到病痛的困扰，在日记中表达的更多是对妻子劳累的不安，“本日注射，体力甚乏，晚见鲍使(鲍罗廷，苏联特使，笔者注)”，“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割肉疗疾是古时的典故，指妻子、臣子割自己的肉做药引医治丈夫、长官的病，比喻妻子、臣子的忠心。蒋介石用此典故，是想强烈地表达对妻子的感激。

蒋介石每到美龄的生日，他都会在日记中提及并予以祝福，如1934年3月28日，他在日记中记述，本日“为阴历二月十二日，即妻之诞辰也。”1936年3月5日，又提到相同的内容，“本日为旧历二月十二日妻之诞辰，精神甚好，乐焉融融。”1937年3月24日，又写道，“本日为旧历二月十二日，吾妻三十八岁，为妻修正西安回顾录。”为妻子修订稿件，是蒋介石对宋美龄表达爱慕之情的一种方式。另外从1927年以后，每逢结婚纪念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都会提及，以为纪念。

侠骨柔肠

其实最让蒋介石感动的还不是侍疾熬药的细微琐事，而是在军阀混战的生死关头，宋美龄予以他倾力支持，这曾经是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转败为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任用宋子文做财政部长，是希望娘家人能为他在战争中提供可靠的经济支持，但是面对巨大的财政赤字，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不满的。

1930年7月19日记载的一件事，表明了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以后，在中原大战中拒绝筹措军费，蒋介石在前方对于粮草的需求则急如星火，如果没有及时、足够的资金支持，蒋介石很可能在军阀战争中失利，不但会失去已有的权力，甚至有可能性命不保。宋美龄听说后恳求她兄长，让其设法为蒋介石筹款，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宋子文也很倔强，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愿战争拖垮经济，因此也非常固执，拒绝了他三妹的请求，在求告无果的情况下，宋美龄决定变卖房子首饰并拿出全部积蓄，还发誓如果蒋介石在前方殉难，她也将一同赴死。宋美龄的做法震撼了家人，宋子文为此也转变了态度，他决定对蒋介石的军队发放款项。宋美龄的坚持，挽救了军阀混战中的蒋介石及其军队，这让蒋介石非常感动。

蒋介石因此更坚定了自己的政治野心。1936年2月14日他写道，“近日身体虽劳而心神甚乐，夫妻同心，前途远大也。”15日又写道，“下午往汤山休沐，夫妻和爱，是以增强一切效能。”家庭幸福、生活愉快是这一时期他的日记中的主题，他对自己的婚姻生活非常满意。

1936年5月，宋美龄在上海开刀治病，据说当时情况很危险，手术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6日，蒋介石急匆匆赶到上海，见到开刀后恢复良好的宋美龄，感叹地写道，“幸获上天保佑彼我夫妻得以相见，不胜感谢。”可以看出他曾经非常挂念妻子的病痛和安全，也可以从中揣测他内心的焦虑和获取妻子平安信息后的快乐心情。

沉浸在家庭欢乐之中的蒋介石，1936年7月23日又写道，“下午批阅与妻看拍(排)球，夫妻和睦之快乐甚于仙子登天乎。”随后7月26日，因为宋美龄晚上说梦话，他感到极大的不安，宋美龄因为白天的劳乏，“深夜呓语失知觉约一小时余。”蒋介石非常不安，在日记中写道，对此“不胜忧惶”，9月29日又庆幸地记载，“妻自余到后精神已渐复元，风疹几痊愈矣。”对此悬心多日的蒋介石才如释重负。在蒋介石的笔下，宋美龄是娇弱多病的。

母显子贵

美龄没有生育子女，蒋介石认为是一大遗憾。为了巩固宋美龄在蒋家的地位，蒋介石曾经在1934年和1936年两立遗嘱，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他俩只有一个母亲——宋美龄。

1934年7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了他给宋美龄的第一份遗嘱：“本日在舰中与妻常提家事，并念如余死后之家事约记如下，以代遗嘱：一、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岭学校以及不属于丰镐房者全归爱妻美龄管理，三、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这份遗嘱将家内、家外的事情做了安排，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而一再强调宋美龄是他两个儿子的惟一合法母亲，其目的是要人明确美龄在家中的地位。

1936年12月蒋介石前往西安指挥东北军与西北军剿共，随后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这次事变中蒋介石受到很大刺激，他认为自己生还的几率很小，所以1936年12月15日，他给宋美龄留下了第二份遗嘱，“大意为：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挂念)经国与纬国两儿，(二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他在感受到危难时向宋美龄托付后事，正是他二人感情发展的合理结果。对此，1938年12月13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详细做了追述：“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贤妻爱鉴，兄不自检竟 遭此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家事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想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

又嘱经纬两儿， “……‘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之惟一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12月20日。 ’ ”

在两份遗嘱中一再强调宋美龄是他两个儿子的唯一合法母亲，正是因为蒋介石出于他的爱慕之情，他希望通过强调她的母亲身份，从而确立她独一无二的蒋夫人地位。

但是，蒋介石觉得这一切还不够，于是他又在家谱中进一步强调。蒋介石在亲自修订的家谱中给宋美龄很高的评价，关于自己，他写道，“周泰，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聪次子，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毕业，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大元帅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总统。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笔者注)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出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笔者注)加入同盟会，民国十九年(1930年，笔者注)十月受基督教洗礼。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民国十六年(1927年，笔者注)继配宋氏，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立法院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笔者注)已亥二月十二日生，子二：经国纬国。”

他的原配夫人毛氏变为他母亲的义女。而宋美龄成为他唯一合法妻子，他两个儿子的合法母亲，虽然从尊重历史事实的角度看，未免荒唐、滑稽，但是从整个策划和实施的过程，可见他树立宋美龄在蒋家地位的苦心。

对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历来有很多猜测，而关于对这场婚姻的评价，宋庆龄的转变具有戏剧性，据斯诺记载，“我初次会见宋庆龄时，她说，这个婚姻的双方都是处于投机，其中绝无爱情可言”，后来到了中日战争，宋庆龄的观点有所改变，“‘开始时他们的婚姻并不是爱情的结合’，1940年的一天，宋庆龄在香港对我说，‘但是，现在我认为是了。美龄真心爱蒋介石，蒋介石也同样爱她，没有美龄，他也许会坏得多’”。

然而两者的婚姻的定性需要更多一手资料的支持，由于宋美龄的材料比较零散，搜集、寻找有一定困难，蒋介石日记对于探询二者的婚姻就更有价值。虽然蒋介石日记作为蒋个人的内心独白不乏荒谬、怪诞，以及有歪曲事实的地方，但关于他婚姻的记载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从蒋介石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与宋美龄是有感情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是他们结婚后的前十年家庭的主旋律。

摘自：《档案春秋》2008年第3期 作者：薛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