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最后的国学

自王静安（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矣。 ——陈寅恪

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蒙文通

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3个月后，11月26日晚，冯友兰病逝在北京友谊医院。

钱、冯同生于1895年（钱，7月30日；冯，12月4日），均享年96岁。国学大师中得此遐龄的还有梁漱溟，比钱、冯二人长两岁，于1988年去世。

随着三位世纪学人的相继归于道山，生于19世纪的民国一代国学大师，已全部隐入历史。中国近代史上一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发扬光大的“国学”，由此衰颓不振。海内外知识界舆论一时哗然，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个儒家”，称钱穆为“最后的国学大师”。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

如果把催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称作“千年之大变局”中思想文化之变的揭幕人，那么，梁、钱、冯三位，则可以被视作这变局的落幕人。

梁、冯二人后半生虽历经坎坷，但毕竟晚年得享天伦，有家人侍养送终。相比之下，钱穆临终前的情形只可用“凄惨”二字形容。

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对于以慎终追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

1949年春，解放军攻下徐州。钱穆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教。不久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年秋，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为筹措经费，于1950年冬赴台北。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这样一种晚景凄凉的滋味，恐怕只有类似经历者才能体会尤深。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余写成《八十忆双亲》一书，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非可为外人道。余每念毕生苦学，勤读勒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然国事则始终在大变中，即余之家庭亦然。余侄最长者，已近望七之龄。余三子两女，最幼者已逾四十。然三十年来，如居异世，音讯难通。凡余《八十忆双亲》文中语，三十年前在大陆，亦无暇与彼辈言之。今所欲告者，亦惟彼辈而已。然彼辈何日能读此文，睹此文后，心中影响如何，今已无可悬揣。然余之一生，忆往则无人可语，思后则无事可准，仅常以此文中一切告美琦，而美琦对此文中一切人与地，无一面一履之缘。乱世人生，生命则限于个人，生活则限于夫妇，余非当前一实例乎。

胡美琦是钱穆的第三任妻子，江西南昌人，其父胡家凤曾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胡美琦先就读厦门大学，随家避难赴港，在新亚学院求学一年。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钱穆在台北惊声堂讲演时被屋顶落下的泥块击中头部，胡请假到医院陪护；钱转至台中休养后，胡下班之后就去照顾钱的饮食起居，遂产生“师生恋”，于1956年缔结连理。胡美琦小钱穆30多岁，对钱穆在大陆人生历程自然如同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