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在中国》:第一部研究苏联专家在华历史的著作（四）

统计数字会说明一定的问题。因此，作为总结，这里有必要估计一下究竟有多少苏联顾问和专家曾经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更有必要对比一下在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的规模。

除去1948-1949年帮助东北根据地和中共民主政府修复铁路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刘少奇带来第一批专家（1949年8月）到1960年7月苏联全部撤退专家前，一般的说法是，来华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总数在1万余人。不过，历史学家对此似乎还没有进行过考证。的确，做这方面的统计工作是很困难的。首先，此期苏联来华人员的称谓就比较复杂，主要有顾问和专家，还有教师、技工等，虽然1957年以后都统称为专家，但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档案文献或其他史料中，由于历史原因，使用的称谓则各不相同，所以在考察统计数字时需要仔细判别。其次，苏联专家在中国来来往往的情况更为复杂，短则2-3个月，长则数年，最初的聘用期限大多为一年，后来又有延长，而且有些专家到期回国了，大部分则要延期聘用，还有更换的，补聘的等等。如此状况，想要得到完整而精确的统计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想努力尝试一下。当然，囿于原始资料的残缺，这里只能依据对各种数据的比较分析，作出大体的估计。

据中国的档案文献，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了11527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其中苏联专家占89%，即约10260人。而据苏联统计，1959-1960年苏联又分别派遣699名和410名工业技术专家来华，再加上1958-1960年来华教师的数字（共计107名），这样，到中国工作的非军事专家（除临时开会和访问的学者、专家）大概应是11476人。这个数字与1万余人的通常说法大体是一致的。但这里显然没有把军队系统的苏联顾问和专家计算在内，而他们在中国的作用丝毫不亚于一般技术专家。据目前看到的中国书面材料，海军系统聘请的苏联专家和顾问累计已达3390余人，其次应该是空军系统（仅1949年就来了878人），再加上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司令部的顾问团，以及在坦克兵、炮兵、通信兵、导弹部队等其他技术兵种的专家，据一位曾在军委总参作战部和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工作的老干部告诉笔者，估计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总数肯定在万人以上。这个估计大概是包括了大量的军士和辅助人员，如果再作保守一些的估计，把这个数字砍掉1/3，那么苏联军事专家至少也有7000人。如此计算下来，作为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应超过了18000人。

这当然只是一个大体的估计，但并非没有根据。以此为基础，可以对比一下不同时期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

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不算技工）1951-1953年已有1210人（1951年557人，1952年258人，1953年395人）。这里大概是加上了文教方面的专家。不过，这些数字肯定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因为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如果再加上刘少奇带回的220人，那么，薄一波的回忆大体是准确的：到1954年10月以前，共有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到中国来帮助进行建设。此外，这一时期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和专家也不在少数。据军方的统计资料，到1953年3月14日，在全军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共488人（其中辅助工作人员91人）。考虑到军事专家工作期限一般在1-2年，那么前文提到的1949年底来华帮助筹建空军和海军学校的1589名专家肯定已经回国，没有统计在内。这样算下来，1949年8月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之前的5年期间，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和顾问大约总共有5000多人。

那么，用总数18000人减去这5000多人，赫鲁晓夫时期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就应该是13000人左右，这个时期从1954年10月--此时出现了较大的政策性变化--算起，也是5年多。换句话说，同样是5年，赫鲁晓夫时期来华专家的人数是斯大林时期的26倍。

另一组对比数字也许更为重要，即在赫鲁晓夫时期内，不同年代来华专家的人数差别也是惊人的。如前列数字表明的，1959-1960年来华的技术专家只有1100多人，即使加上人数不多的文教专家和军事专家，这个数字应该也不会超过2000人。再举一个数字，即1960年8月从中国撤走的全部苏联专家的人数。目前在中国有关论著中普遍引用的一个数字是1390人，没有看到这个数字的出处，但很可能依据的是1964年2月29日中共中央答复苏联共产党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信件。俄国学者提出的数字是1292人。笔者查阅中国档案时看到了几个数字：国务院1960年8月1日的一个通知说，"最近苏联驻华使馆通知我国政府，要在8月份以内分批撤退苏联专家1400多人和专家家属1700多人共3000余人返国。1960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送别返国苏联专家应当注意事项的通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运局1960年，卷号479，第1-5张。8月19日国务院的另一个通知说，"在华苏联专家已撤退1148人，尚余专家105人正在撤退中，估计8月25日前后可以全部撤退完毕"。9月7日铁道部运送苏联专家售票服务工作总结的报告说：从8月1日至8月31日，开出正班车17趟，1018人；加开车6趟，1197人；沈阳82人；哈尔滨273人；共计购票人数2579人。给苏联专家准备的高级包厢、普通软卧和硬卧铺位共2802个，使用率达92%左右。以上数字差别不大，所以，1960年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也证明，1959-1960年来华的专家在2000人以内这个估计是可靠的。于是，可以作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专家来华主要集中在1954-1958年，即11000人左右，占此期专家人数的846%，占来华专家总人数的61%。

于是，大约的数字分析是，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和顾问，1954-1958年人数最多，达11000余人，1949-1953年次之，有5000多人，1959-1960年最少，只有不到2000人。这些数字与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政策变化是完全吻合的，同时也反映出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变化的曲线。

纵观苏联专家在华10余年的历史，的确是令人回味的。其间双方政策方针的调整、管理措施的改动、条件环境的变化乃至私人感情的纠葛，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历史画面，绝非短短几十万字能够描绘清楚的。本书不过是根据所看到和听到的史料，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1950年代初，苏联专家大规模、全方位、成系统地涌向中国，完全是为了满足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需要，是应中国的邀请来进行援助的；由于缺乏经验，准备不足，特别是受到管理机制僵化滞后的制约，无论是专家的聘请还是派遣工作，都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局面，直到全部专家回国之前，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国政府努力为苏联专家创造了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并尽量保证其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为此中国也承受了巨大的经济上的压力和负担；在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苏联专家在管理体制和经济建设方面作出的贡献显而易见，功不可没。特别是中国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苏联专家的作用是历史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决定性的；由于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以及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开展，1950年代后期，特别是1959-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及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尽管中国政府无意冷淡苏联专家，并力图改善他们的处境，但还是被苏联政府找到了全面撤退专家的借口。这些就是本书的基本结论。

现在可以对绪言中提出的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