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论庚申之变（四）

以自固藩篱为折冲中西的自觉意识，表达的是中国人在迫来的西方世界面前对冲击作抵挡，其间的道义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都是非常明白的。然而忿戾内含于敌忾之中，则自固藩篱的意识又很容易表现为中西对峙中的意气。当日曾有“吏部尚书臣周祖培、刑部尚部臣赵光、工部尚书臣许乃普、兵部左侍郎臣王茂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臣宋晋、巡视中城御史臣英喜、巡视中城御史臣陆秉枢、帮办中城给事中臣毛昶熙、署巡视东城御史臣毓禄、巡视东城御史臣贺寿慈、帮办东城御史臣陈庆松、帮办东城御史臣吴焯、巡视南城给事中臣英汇、（假）巡视南城给事中臣吴惠元、帮办南城给事中臣李鹤年、帮办南城御史臣陈濬、巡视西城御史臣奎斌、巡视西城御史臣刘子城、帮办西城给事中臣方濬颐、帮办西城御史臣刘成忠、巡视北城御史臣富稼、巡视北城御史臣尹耕云、帮办北城御史臣何兆瀛、帮办北城御史臣何璟”联衔会奏一折，都深信“该夷猖獗有年，恶贯满盈，神人共愤，沿海各省，无不欲食其肉”，其感染人心的地方全在于血脉贲张。但与之相因果的，是意气弥漫的地方常常会淹没思想和认知。而后，在当日都中和外省普遍的“茫昧”里，驭夷的中国人大半都不会想到要去正视和审视西方人。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身在旋涡之内的先觉者已在开眼看世界，并由此引出种种议论和思考。以此作对比，50年代的叶名琛虽属后起却显然更多鹘突否塞。他有心“雪大耻，尊国体”，以此自任，也以此自负。但在西方人已经由五口进入并来到他的眼前之后，其“雪大耻，尊国体”的抱负则因太多意气而始终直立于以回避为抑遏，“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因此，在他手里，是“心仇夷而术无以制夷，乃篾视夷，以为夷无如我何”，而“雪大耻，尊国体”之心则常常演为用“驭外骄倨之态”折辱西人的轻侮。不肯正视西方人和审视西方人的叶名琛面对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对手，同时又把“驭外骄倨之态”当作可以常用和惯用的东西，正说明他在两眼不甚分明之中是错把虎豹熊罴当成了狐鼠犬豕。与这种因失真而导致的盲目相比，是观察中国既深且久的西方人在回避、抑遏和轻侮面前屡被“摧阻”而不能作表达，其进取不息之心遂化为“愤懑愈积愈深”。而后被抵拒的修约与被抵拒的广州入城经西方人前后贯串而连为一类，在英国公使的报告中都归于“这种怠慢轻侮的缄默，其本身就是属于一种不能容忍性质的伤害”。由此层层推导，则“扩大和改进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兵船是绝对必要的”。外交官呼唤“兵船”，是在以推崇暴力的态度引来暴力。所以英国人最先从动口转向动手，咸丰六年（1856）借“水师拿获划艇匪犯一节”广作牵连，把中国人意中官匪之间的事转变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事，而后以此启衅炮轰广州城。次年法国人与之联手，用两百多门大炮攻陷广州而据有全城。随之是没有还手之力而又不肯低头屈服的叶名琛成了英法联军的俘虏。当时身历其境的华廷杰后来作《触藩始末》追记旧事，其中一为描述了咸丰六年间总督府里的一个场面，使人印象深刻：

二十九日，敌船桅上，及珠海炮台上，均飞炮入城，督署尤多。叶相危坐二堂上，绝无惧色。予在大佛寺军需总局任，司道命往白一事，入督署，则材官、门役逃匿一空，仅一文巡捕引入，谒于二堂东偏厅事，炮屡及席前，夷然不动。时封翁迎养在署，有劝以迁入内城者，不听。

在炮火注击之下作危坐，须看破生死而后能不惧。所以，叶名琛显然不是一个没有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撑的人。但身在绾接中西之间，他与西人周旋多年而始终不能识西人的由来和面目，因此，从“雪大耻，尊国体”到最终以“辱身以辱国”为结局，他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此中的因果，被囚于印度之日，还在以诗赋志，自比苏武。他以一种个人的悲哀写照了中西交逢之初中国士大夫在历史与时代之间无所适从的群体悲哀。而西方人捕捉叶名琛而囚禁之，则无异于是在以一种非常刻薄的方式告诉驭夷的中国人，用回避、抑遏和轻侮的办法来对付外国人其实是靠不住的。他们演示了一个实例，但对中国人来说，真能懂得和通悟此中之事理，其实需要对比和反思。而当广州的消息传到北京之日，一时触发的全都是痛恨。咸丰帝痛恨西人“称兵犯顺”，痛恨叶名琛“辱国殃民”，在一片痛恨里最不缺乏的是情感和臆想，最缺乏的却是对比和反思。随后的中西之间，一面是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而北京的朝廷还想用驭夷的天朝体制把西方使节阻挡在广州；一面是战胜的西方人始终执修约为宗旨，他们最不能容忍并正在推倒的恰恰是这种立意于防堵和回避的天朝体制。于是不肯被驭和不受阻挡的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咸丰八年（1858）先后北上，载着英法联军的兵船也随之北上，从广州开始的战争遂被带到了天津，带到了离朝廷很近的地方。当“逆夷开炮，攻击炮台”并“闯入内河”之后，直隶总督谭延襄在奏告中叹为“军威尚壮，不期一战而溃，殊出意外”，而后知道在“夷炮迅捷”面前，“津郡形势断难战守”。紫禁城里因此而被震动。随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是连为一体的西方世界用勒逼实现修约的意志，得到了他们四年以来孜孜以求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十六年前耆英签订《江宁条约》，曾以“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之是非”为写照之词，以后事比前事，显然是太过相像。在这个过程里，西方人其实已经用他们的观念和法度一层一层地打碎了中国人以夷夏比中西的历史成见。但在彼时办夷务的中国人那里，历史成见又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和历史的制束，身在惯性和制束之中构想中西，则不仅西方人的路数出中国人的意料之外，而且中国人的路数也出西方人的意料之外。当日桂良、花沙纳奉命与西人在天津立和约，奏疏报告艰难搓磨而不能回西人之意，然后说“此时口英、咈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他们为“口英、咈两国”的勒逼所深深窘苦，但把条约看成“数纸”并可以化为“废纸”，无疑是以自己的不守章法来推想对手的没有章法。用这种推想判断西方世界，则他们所知和所识的西方世界仍然是一种夷性的世界。因此，当西国的使节和兵船踌躇满志地扬帆南去之后，已经列入条约而深触咸丰帝心头之大忌的公使在这个例子里，西方人的毒打群殴显得非常霸蛮残酷，而推究原本，他们用拳脚所要征服和对付的其实是中国人得自历史和传统的一种观念。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西之间的冲突和中西之间的交往都实现于深深的隔膜和歧义之中，所以，正在以急迫之心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便始终要面对这种观念，并因这种观念而被当成受俯视的异类。这个过程使他们十分明白地懂得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夷”，也使他们在战胜之后十分凶暴地以“毒殴”一为渲泄。与这一类“夷众”打平民的事相比，在当日的记述里“夷酉”更着意和刻意的是恣肆地践踏天朝体制。庚申前一年各国公使将进京换约，咸丰帝曾明示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们应“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和赔缴兵费赎还广州，都重新被他放到了以夷夏之间的规矩范围中西之间的关系里考校权衡，并重新成为使人扼腕灼心的东西和“必须极力挽回”的东西。因此，在随后的上海议通商税则中，中国一方屡次想“消弭”条约中的已成之局，又屡次在英国人“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的坚执面前碰壁而回。而作为一种反应，则是“夷情”因之益多“愚惑”猜度，“自天津议和以来，防我之念，几已无微不至。”这种立约之后的倒腾、翻局和以疑虑对疑虑，说明了“天津条约”并没有消解中西之间因修约而衍生的危机和兵氛。而后是咸丰九年（1859）扬武的英法兵船与守候的中国军队一触即发，使进京换约变成了大沽口的一场炮战。铩羽而归的英法联军第二年重新北上，犷悍凌厉地从海口一路打到北京。与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人相比，二十年后的英法联军同样“以火器制胜”。然而后者突出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止乎以暴力拓展利益，而且刻意要借“火器制胜”之势从精神上摧折中国人夷视西人的回避、抑遏和轻侮。所以中英“天津条约”已特为列出第“五十一款”，以“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来约束中国人。至洋兵入京城之日于此尤耿耿。一则记载说：“崇文门外三转桥地方，有一傻子，立于门前，见夷人经过，指手大笑曰‘鬼子来也’。夷众立将此傻子毒殴，伤重垂毙。复入其家，举室尽被殴伤，毁坏什物。”。这里的“例”当然是指夷夏之间的旧例，其间以限制作区别，显然是要表现一种族类上的不平等。而一年后英法联军据北京，英国公使额尔金赴礼部会恭亲王奕䜣，则已“公然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且轿前轿后有“马步队约万余人之众”。是不仅“坐轿”，而且“摆队”。在清代的舆服制度里，这种“金顶黄绊”的轿式本应为皇家所独有和独用，是以一个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的中国人既愤且讶，非常不甘心地说：“伊在英国，只一伯爵耳，乃敢僭越狂妄至此！”他不知道额尔金之所以要“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并不是看中皇家排场的华丽与体面，而是有意在用这种力为标张的“僭越狂妄”来震荡人心，以显示中国人的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一触即碎而罩不住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