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为四民之首，宋明以后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大夫再次成为自由流动资源，“士绅社会”逐渐转化为“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拥有学校、社团和传媒三个重要的公共建构，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力空前地提高。然而由于“知识人社会”的独立性质，又使得知识分子们与社会发生了制度性的疏离，以至最后自我边缘化，无法重建社会的重心。

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1他所提出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回应。2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3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在近代中国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些问题，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从“士绅社会”到“知识人社会”

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在这历史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着旧的秩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

晚清的知识分子游士化，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是，这次不是从宗法封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但他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特殊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在这礼崩乐坏的大时代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

梁任公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我称之为“知识人社会”（intellectualssociety）。

“知识人社会”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知识人社会”的产生也并非平地起楼，而是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所谓的“士绅社会”（gentrysociety）这一概念，最早由费正清提出，7按照卜正民（TimothyBrook）的描述，“士绅社会”是一个有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8汉唐时代的儒生们走的是往政治发展的上行路线，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从单一的上行路线转而下行，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

到19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机会，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事务，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随着朝廷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是“士绅社会”权力扩张的登峰造极，同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失去民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人。在清末民初年间，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一个“知识人社会”。

“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之外，“知识人社会”与“士绅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说：“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之为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即“知识人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晚清以后，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催化和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酵的双重因素之下，传统的天理观逐渐演变为科学的公理观，以道德为中心的规范知识逐步让位于以科学为中心的自然知识。而能够掌握、控制这一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流动和消费整个过程的，正是从传统士大夫那里蜕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取代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正当性的来源，也同时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的渊源。知识的再生产，就是权力的再生产，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权力。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传媒和学校这两项核心资源，使其晚清以后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是组织化的，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这三个重要的建制性网络，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