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

原标题：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兼论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上，新加坡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家始终给予好评的少数国家之一。在中国执政层看来，这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繁荣，法制程序井然有序，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又能成功地保持一党执政的稳定存在。新加坡这个东亚国家，这个华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南亚邻居，近二十年来，始终受到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

新加坡在政治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它是一个在多党民主体制的外壳下成功地保持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的国家，一方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多党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选举程序设计，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开竞选中，始终能取得稳定的压倒性多数，从而在多党体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着一党权威体制的长期独大地位。这种新加坡独大党（DominateParty）体制下的的民主体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与行政运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程序民主的选举与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形成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制衡。这种通过民主竞选的方式来保持权威政治的模式，会不会对中国执政党产生吸引力？中国会不会通过仿效新加坡的权威主义多党制模式而走向中国式的民主化？

从2001年秋到2002年春，作者曾在新加坡从事访问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对2001年新加坡选战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的特点的初步思考，来考察这种特殊的权威体制保持成功的原因，并进而对中国采取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可行性，作出自己的分析。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与制度创新的的路径与原则作出若干探讨。

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政治的特点

新加坡大选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传媒与国家财政拨款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来影响选民投票的方向，其具体办法可见于以下这些方面。

一，执政党掌握了制定选举程序的选举委员会，并通过对选举程序的规划与设计，来使选举有利于执政党长期保持选票多数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选区的划分，是根据有利于由执政党更多得票的原则来重新安排的，如果某一选区的反对党势力较大，有可能在下一选举中取得多数，选举委员会就会把这个选区分割为几个选区，或把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选区合并，通过这种不断进行大幅度的选区划分与重新组合的办法，来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又如，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把全国分为单选区与集选区，单选区中各党提名单一的候选人参加竞选，集选区的人口与幅员相当于几个单选区，因此由各党选出五到六人的群体作为竞选人参加竞选。只要其中一党的竞选群体在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就可以取得国会中相应的四到六个席位。这个办法对执政党是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因为选区范围越大，执政党获得简单多数的概率越高，更具体地说，如果某一个反对党在人数较少的单选区内有可能获得简单多数的话，那么把这个单选区并入到一个大的集选区内，反对党的得票数只会是少数，此时该反对党在大的集选区内获胜的机会就大为下降。又例如，2001年度的新加坡大选，执政党政府从宣布大选到正式大选只有两个星期，从候选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这就使反对党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基层工作，也根本无法有充分时间去争取选民。

新加坡执政党还进一步通过立法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各党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以防范某些外国势力通过支持反对党干预内政。新加坡选举法甚至还对安放各党选战标语牌的地段，方位，距离，时间，地点，都有具体的极为严格的限制，稍有违规者就要告到法院去。例如2001年选战中，作为反对党之一的民主党申请参选登记时，登记表上少填了某些项目，于是选举委员会就以此宣布取消其参选资格。用一位反对党人士在选后的话来说，“人民行动党给反对党的竞选运动带来层层阻力，每次都把事情弄得非常难办。”新加坡执政党在选举程序设计方面颇为用心，经过这种方式，成功有效地来稳保执政党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

二，执政党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来制裁反对党，通过对传媒的软性控制来保持支持执政党的舆论，这样，反对党力量的削弱，以至于根本无法壮大到与执政党进行竞争。例如，一位反对党的重要领袖人物，因被控诽谤1995年“淡米尔语文周”筹委会的八名委员，而被高等法庭判处赔偿名誉损失。后来他因无法偿还巨额赔偿金而宣告破产，随即失去国会的非选区议员席位，同时也失去参加大选的资格。在1997年大选中，另一位反对党候选人也由法院以诽谤罪被判赔偿总理“形象损害费”260万美元，以致该人不得不逃离新加坡。用反对党的话来说，“每次大选都有一个反对党人士在政治上消失”。在2001年的选战中，一位民主党候选人路遇总理吴作栋，这位反对党人士当面厉声质问吴总理，要求他回答借给印尼苏哈托的一百七十亿新元的下落。由于出语不逊，于是执政党声言要控告他以诽谤罪，这位人士此后作了三次公开道歉，单在在报章按对方律师的要求出整版的道歉声明，就化费一万元新元。这一事态过程全程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确实起到“杀一儆百”示警的效果。这可以说是新加坡大选文化中的典型的例子。一位外国评论家曾这样批评说，“在新加坡，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从而使他们退出政坛，使用诽谤罪起诉来搞倒政敌，是新加坡政界高层惯用的方式。”新加坡执政党在法制的范围内，运用精致的政治策略与技术来迫使反对党处于竞争劣势，可以说做得驾轻就熟。

三，通过执政党对城市建设与生活保障的基金的控制权，来控制选民投票的方向。执政党主持的政府在历次选举中多次表示，如果反对党在该区选举中获胜，政府很难为该区拨款，以改善生活条件。新加坡总理在此次竞选期间公开宣布，行动党在波东巴西区和后港区的候选人，只要能够在选区内的任何投票区赢得半数以上的支持票，政府将在这些邻里展开翻新计划。这就是意味着，在反对党有可能取得选民多数支持的选区，选民如果想要获得翻新计划，他们必须投选行动党候选人进入国会。正是这样，政府通过“组屋翻新计划”，“新新加坡股票”，通过社区发展理事会分发给居民的各种援助金，等等，获得广大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并影响他们的投票方向。

可以就，通过以上这些办法的交互使用，执政党早在2001年选战的提名日，实际上就等于已经蝉联执政：该党就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已经取得83个议席中的55席。事实上2001年新加坡选举中，执政党在旗未开的情况下，就已经得胜，

与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财政、新闻舆论、法院系统的资源与人才优势的执政党相比，新加坡的为数不多的反对党根本没有在与执政党的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反对党在竞争资源与机会上的绝对劣势，使他们从来没有形成与执政党分庭抗礼的力量基础。而且，反对党人士的政治素质与施政能力由于缺乏磨练机会相对而言也较差，这些反对党始终处于政治上的幼稚与不成熟状态，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是反对党长期受制约的自然结果，这又反对来同时成为不少反对党政治家无法取信于选民，并获得进入议会必须的足够的选票的原因。人们说，反对党在竞选运动中几乎成了跑龙套的配角与政治上的陪衬。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上的绝对优势，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效绩。这种效绩又不断提升执政党的威信，在新加坡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始终处于的独大党的绝对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