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我在清史所三十年（二）

“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可能是小书的第二主题（故有“活着的传统”之说）。如同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正处于“十八世纪热”，“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更是当时的“时髦”话题。为此余英时（Ying-shihYu）曾说：近代中国“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看来也不是小问题。

对传统的重新认识，终于导致了其后对《河殇》的批判，还有最终的从头“读经”，因若非“从头开始”，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美国的“十八世纪热”，正如1987年我对麦克法考（MacFarquhar，时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所预言的，在五年后已让位于美国的“民国史”研究；现在，重心则转入了“当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我则始终徘徊于“清代”（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而不及“民国”历史。或许多少出于这样的原因，我才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及“在当代经验与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这样一些研究的“方法”；我还开设了“方法课”，专门讲述有关问题。

之三，政府和政府角色：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坊间尚很少类似的文字。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国家）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也在有关十八世纪的小书中多次体现。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可是在乾隆朝全发生过（如在粮政问题上，它的一“进”一“退”，都富有意义，而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识到了这点，他说∶“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可以说，中国当代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之四，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发展序列”（“序列”一词是为李零代起），是我头十年学术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参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史学理论研究》1994∶3、4；《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1999）。其后我曾大幅度的转向当代史的研究，然后才又“回来”（也颇有一些老人不愿我返回清史）。

对所谓“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我把它分为四个层次，或称为四个阶段（或类型）。其中最“落后”的是“不发展经济”，依次几个可姑且称为“发展中经济”、“高发展经济”和“发达经济”。这些都是针对中国情形而言，是中国理论，不可随意译为英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关于一些概念的英文翻译问题，以后我们还会多次遇到）。

这几个阶段都各有其人口和经济的特征。或可简单地描述如下：不发展经济，即土地未充分开垦；发展中经济，即土地渐趋充分开垦，精耕细作；高发展经济，即一意提高耕地利用水平，追求市场收益；发达经济，即主要从事工业手工业经营。其中“高发展”和“发达”经济都是清代才出现的，一般人见不及此，多把第二个类型即“发展中经济”当作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表现，所谓“长期停滞”的说法，一大部分原因即由于此。

从我所处学科来看，“发展序列”就是一种“理论”（也可叫作“地区理论”），不是只有“研究方法”才可以称作理论（从那一角度出发，李零才说：理论只是敲门砖，没有用）。它旨在回答一些具体的“实打实”的问题，是历史学者高层次的追求目标之一（一个历史学家决不是把什么“方法”或“哲理”当作他的最高追求的）。

至于中国传统经济“非充分发展”的一面（它与其说是“走到尽头”，不如说是“有劲没处使”），在以后才得到发挥，参见我弟子的研究。

之五，粮政和粮食问题：

粮政和粮食问题，是国家要政之一，它的专业性很强，但不管哪一个朝代都离不开这种知识。否则，就可能越抓越抓不好，也可能好心反办坏事。在这上面，历史的教训是太多了。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包产到户以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解决（实物）农业税即“统购统销”问题，被当作了农村改革的“第二步”，不少朋友都参与进去（如国青、小蒙、高山等），我也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专门讨论“粮政”的一篇，很久以后还为杜润生提起。

自古以来，从有粮食生产，有了粮食剩余，就有了粮食储存，储存多少，粮食运销和再分配这样一些“粮政”问题。这既是“古代”问题（如在乾隆初年就围绕这一问题发生了很大争论，我特别把这一段史实挖掘出来，认为它是一件大事），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问题。这样“读史”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不仅启发我从新认识传统（虽然这并非研究的初衷），实际上，我对“当代”的很多认识，都是“出自历史”。

所谓“粮政”不仅涉及农业税、国家储备，还关系到粮食的生产问题。

之六，广东模式：

从地区研究的角度来说，我的探讨是从四川开始，然后到广东，到江苏，都花了很大功夫，以后还涉猎了江西、河南、安徽等，这样形成一条线索。其中为我“情有独钟”，却受到严厉批判的，正是有关广东的文字，社科院经济所、历史所、历史博物馆好几个杂志都不予发表，或者让我删去有关广东珠江三角洲在清代已基本不生产粮食的史料和段落（这正涉及了清代有关思想的精髓）。经济研究所的同仁大约也因此而“毁约”，停止了与我的合作。

我的研究当然是有“倾向”的，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这些“先进地区”（如广东、江苏、福建等，在早期的历史中它们都曾是重要的产粮区），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我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政策）？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在当初却是一个仍可“上纲上线”的“问题”。其实，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就曾严厉批评广东和福建“舍本逐末”的做法）。

简言之，在中国这个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所得的将是放弃其领先地位，虽可能获得一时的某种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人口众多耕地有限也是所有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

之七，江苏的传统工业区：

从中国经济史的角度来说，清代是太重要了，假如没有清代，许多事情都没有“完成”，如赋役制度（地丁合一），如经济发展的一些模式（广东、江苏等），我们可能都看不到，更不用说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完整序列了。因此有一些地区受到我高度的重视，现在回过头看，选择广东和江苏，也不是什么偶然的兴之所致。

诸如“明代田赋”（1983）、“清代广东”（1984）、“江苏经济”、“棉业历史”（1985）、“清代粮政”（1986）这些研究，大多是我在1986年访美之前完成的。1987年初，我在加州洛杉矶大学、伯克利大学，其后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就这些问题作了演讲，并在美国发表了有关文字。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是有梯次的，从较为单一的作物种植，到增加复种，多种经营，然后是种植业以外，直至农业以外，到工业手工业，这一个过程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中曾完整地呈现出来，所以到清代，中国经济就跨越了食用品生产，而进入了亟亟谋求工业发展的阶段。至少在一些地区，只有工业手工业才能保证他们的经济领先地位。也正因为江苏在历史上存在一个“工业区”，我才能回答朋友提出的问题：为何（改革开放以后）“苏南”乡镇企业能有一个那样大的发展（1988，无锡调查；实际上，在“唯一”成功实现了“乡村工业化”的几个沿海省份，也是各有各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

2000年李伯重发表了《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引起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他指出：国外学界认为，世界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外国有，故中国一样也有；我却以为，中国有一个（传统）“工业区”，乃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也不因它没有而“非”。看来，创造一套中国自己的理论，已成为一个不能再忽视下去的问题。

之八，耕地和人口数字：

我在毕业之初，还作了耕地和人口数量的研究，以致为某些老史学家所称道。其中最被看好的一文，即“清代初期的中国人口”（《平准学刊》第2辑；又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页77～111；另见“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4；“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2；“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关于清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平准学刊》第5集；“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清史研究》1992∶3）。

国外中国学家心目中的楷模，是法国年鉴学派那样事无巨细的闳观巨著，当然就离不开各种数据史料，可惜，中国史料“不行”。费正清（Fairbanks）也曾在《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一书序言中说，“中国史料不能作为可靠的依据，何炳棣博士将成为声明这一点的最后一人。”不过，不信这套的还大有人在，如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分析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的耕地统计数字。我则通过自己的研究，坚持认为，这些统计并无使用的价值，（特别是）中国耕地的数值无法订正，也不具备可比的价值。

连国家最基本的数据都弄不清楚？为此我曾很瞧不起那些“旧统治者”。但现在回头来看，自一百年来，中国就没有进行过土地丈量，至今“航测”所得的20亿亩耕地，既无法与原有面积对号（统计数字是16亿亩），也不为各省所接受。人口数字，在最近十年也成了一笔糊涂账（所谓13亿人口8亿农民，已经说了多少年啊）。所以我们不能不改变态度，并设法理解：历史上为什么这样去做（不把基本数据弄清），它有何道理（在税收上留有余地）？

这里面恐怕都包含有许多“学问”，也属于我们历史学家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