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百年,中国经济地理的变化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开发走上了“全域性开发”的道路,一是地区发展中有了新的模式出现。
这些正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是今天“现代化”的“立脚基石”。
但是在“虚妄史观”和“if”理论的支配下(如假设李自成能坐稳江山,或不要早早达到四亿人口,就会如何如何),这些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未曾发生才好。因而历史也不免遭到扭曲(在这里是指清史而言),或出现某些“盲点”和“断裂”。
例如,拿明代“地图”与清代相比,无论在疆域(相差数百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耕地(相差六七亿亩,大约一半左右的农耕面积)、还是人口上(相差三亿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差距都是巨大而明显的。这些恐怕都是人们熟知的史实,但它在人文和经济地理方面还有什么意义?又和以后的历史有着什么关系?对此,我们还有不少问题应当思考。
一
中国的版图,在秦汉之际已是相当辽阔,特别是内地省份,与今天似也不惶多让。因此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土地开发也早就弗远无届,走上了一条迅速开发和“均平发展”的道路。实际的情况却可能不是这样。到明代末年(从以后的统计数字上看),中国还有一半耕地没有开垦,就是一个重要的史实。一方面,中国很早就进入人口密集型的精耕农业,另一方面,它的土地开发,走的却是“成熟”一片(即把它作成精耕农业),再开发一片的道路(这和人们潜意识中美国式短时间内迅速“撒向全国”是不一样的)。这一个过程,至少从汉到清,就走了很长时间(由是我们也可把汉代和清代的历史重新衔接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观察近代经济地理的变化。借助于人口分布图,可以明显看出,明代的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太偏重于东部运河沿线了(即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基本经济区”)。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上述省份加上江西、福建),其他省份只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据史书记载,直到明代后期,淮河流域和湖广等地仍属“地广人稀”、“旷莽之墟”,更不用说东北和西南地区了。
这一切在清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变。在民国年间新的耕地统计中,绝大多数都是前代开垦的(民国耕地增加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等地),其中清代占了将近一半。原属落后地区的湖北、湖南、四川,在清代成为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和输出地区,同时获得显著发展的还有广东,以及东北和台湾等地。
举例来说,四川在明代的人口比重,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1393年,2.4%),到清代则发展到全国的十分之一(1851年,10.4%)。东部与西部的比重,由明代的2∶1,改变为清代的1∶1。中南和西南地区所占比重,也由百分之十九,上升到三十四。
这可以被称为国土的“全域性开发”,是清人的最大成就之一。它奠定了今日中国耕地的基础,相比之下,明代则差得很远(且不谈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
进而言之,没有清人的努力,当十九世纪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固然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对比明、清两代的疆域图),二十世纪的对日抗战,也将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由此可见历史的发生,自有它的规律,并不凭依人们的喜怒爱憎,它也由此而取得它应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