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余英时的历史世界

围棋高级国手，在紧要处落下一子，即能提起一条大龙，牵动全局。余英时正是历史研究园地的高段国手。余英时文集出版，诚可谓中国学术界的大事。这一位重要学者的著作，在中国久已为读者钦佩，究竟还有不少尚未见于国内书刊。这次十卷文集问世，虽然还不是余英时先生的全集，终究能够让读者大众读到他的不少佳作，广西师大出版社真是为学术界立了大功德。

英时与我相交数十年，是我极为钦佩的友人。他少年时在家乡安徽潜山，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因此他的国学基础训练十分深厚。我们这一代接受的是现代学校教育，奋多力分，在国学方面，基础其实相当薄弱。这一少年时代的际遇，为英时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４８（编按：原文如此，余先生自述1950年入港），他徒步赴香港，正赶上新亚书院成立，遂追随当代史学大师钱宾四先生，成为钱先生得意弟子。新亚书院毕业，英时奉派入哈佛访问，随即进入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杨联陞先生。钱先生学问博大精深，杨先生学问甚为渊博而又思路细密。英时自己才思过人，又得到二位大师的熏陶，遂成为我们这一代最可钦佩的史学家，数十年内执学界牛耳，为大家公认的史坛祭酒。我有幸与他相交逾半个世纪，也常受惠于这位益友。在沈志佳女士约我为《余集》撰文介绍时，我欣然接受这一任务，则是为了学术界社会公正，有好书即应介绍，不能因私谊而回避。

《余英时文集》收集的文章，按主题分为十集，但未包含其成书的专著。此十集的内容，可以查知；他的各种专著，也见于他的著作目录，均不须赘述。本文所及则是英时学术研究生涯的几个阶段，由此可见这位史学名擘关注的主题。

英时早在新亚求学阶段，即已出版了《文明论衡》，为其时论的文集。他于当世事务，多所论列，而其中心思想则是自由思想与民主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如何落实。这一对于自由民主的信念，拳拳在念，至于今日，数十年来，至老未改初衷！

他的早期学术研究，是由研究方以智、戴震及章学诚，并由此以论述明清学术思想的变与不变，其中自有学术演化的内在逻辑，清代朴学之兴，并非只是在清代压制思想之下的逃避。我于汉代思想，曾粗窥门庭，颇以为东汉考证训诂之学，实是对于西汉繁琐空疏的矫枉，至于是否过正，则是另一话题。因此，虽然我于明清学术，十分生疏，却能体会英时的想法。

对其中“知识人”（亦即一般所谓知识分子）的特性，英时认为各个不同的时代，各有其知识人特为关注的问题。他对于汉末以下“知识人”自觉性的反省，特别有所论到。我们共同主持一次讨论会，尝试理清中国知识阶层的演化历史。那次会议的纪录，已汇成一书。英时发韧之功，不可磨灭。

英时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发现商人秉持儒家伦理，遂有类似韦伯加尔文派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关系。英时这一论述，着重在儒商的使命观，实是韦伯论述的跨文化验证，其贡献不但在于说明经济发展与思想的关联，也在于阐释儒家思想中，过去未曾有人看见的特色。英时的贡献，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前数年，英时完成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从朱子的思想，联系到南宋立国的根本大计及当时议论的主题。此书抉出发微，从朱子交友圈及南宋政治，找出许多线索，征明其论述，实是思想史及社会史双方交叉的研究，此书开拓了研究思想史的新方法。可称为中国史学界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著作。

至于英时对于历史学前贤，如陈寅恪、钱宾四、顾颉刚等诸位重要学者的讨论，旁征博引，不啻近代中国史的篇章。他对于陈寅恪先生晚年诗篇的索引，细致的功夫，叹为观止。如果陈先生身后有知，有此知音，也当欣喜。

英时学术生涯，涉及的方面甚广。一般学者能成就他许多方面中之一二，已属不易，而他能体大思精，从细密梳耙中见大问题，面面俱到，举重若轻，非有大才而又有勤劳不能成功。英时长我五个月。我们都已年迈。我近年心脏血管均有毛病，常感力不从心。而英时老当益壮，并无重大疾病，读书著述，精进不已。今兹新作问世，忝为老友，特就所见，邀请读者共同欣赏这位当代大师的作品。珠玑满目，必能令君受益。对于史学界的同仁们，读英时的作品，又有一番享受：领会安排史料并逼出结论的治史技巧，可观的智慧。正如观看围棋高手落子布局，能感受到别一番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