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汉代社会识字率推测

秦末民众暴动的著名故事，有陈胜、吴广利用同行戍卒神秘主义意识进行宣传鼓动的情节。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策划起义时曾经“行卜”。卜者暗示“卜之鬼”，“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所谓“丹书帛曰‘陈胜王’”是秘密行动，可推知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戍卒，其中至少有一位是可以写字的。而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的经历，是大家都熟悉的。他们虽然在戍卒中身为“屯长”，但应当仍然是平民身份。

汉代普通人识字的例证，则有《史记•外戚世家》记载的窦少君故事。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字少君。窦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此后相继“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听说窦皇后新立，出身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于是“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以回忆分别时细节，得以证实身份。“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于长安。”这位年幼时就被拐卖，身为奴隶，承担伐薪烧炭艰苦劳作且九死一生的窦少君，竟然是能够识字，可以“上书自陈”的。《史记•平准书》说，“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这位上书者也是从事“田牧”的平民。司马迁写道：“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他自称“少牧”即牧童出身。而《汉书•卜式传》的记录是“自小牧羊”。

汉代民间基础教育的普及，可以通过《四民月令》等文献提供的关于乡村“小学”的记录得以反映。乡村学校的学期设置往往避开农忙季节，又有“贫子冬日乃得学书”的说法，这一情形，或许是为了使当时的民间教育可以保证较高的入学率。

汉文帝时代少女缇萦直接上书皇帝的故事，是人们熟悉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乃随父西，上书曰”，《史记•孝文本纪》说“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汉书•刑法志》的说法相同。缇萦在长安上书，请别人代书的可能性不大。女子上书，更早有战国时期的史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赵括将得到统帅地位时，“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汉武帝的乳母曾经上书，事见《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述：“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愿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宫廷中皇室亲族女子识字的史例，有《汉书•薛宣传》所见敬武长公主上书事，《汉书•外戚传下•中山卫姬》所见“卫后上书”事，《汉书•叙传上》所见“太后与上书”事，《后汉书•皇后纪上•章德窦皇后》所见“梁贵人姊嫕上书陈贵人枉殁之状”事，《后汉书•梁竦传》所见“贵人姊南阳樊调妻嫕上书自讼”事等。其他女子上书的史例，还有班昭上书请求准许班超回归（《后汉书•班超传》），以及《后汉书•党锢列传•岑晊》记录的“中常侍侯览使（张）汎妻上书讼其冤”故事等。班昭是著名才女。张汎“富贾”，“桓帝美人之外亲”，其妻也应当不是寻常女子。然而这些女子上书的情节，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识字者的比率，依然是有意义的。

与和亲史事有关的贵族女子识字的例子，有《汉书•常惠传》、《汉书•匈奴传上》、《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乌孙公主上书，《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解忧公主上书，《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冯夫人上书，《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的“昭君上书求归”等。

居延汉简中关于西北边塞守备部队军人学习风习的资料，有蒙学书如《仓颉篇》、《急就章》等以及“九九表”的发现。数量颇多的习字简，是书写练习的遗存。军队基层组织关于戍卒日常劳作的记录《日迹簿》，关于武器装备的登记《守备器簿》，此外，粮食发放的记录、衣物存放的记录、个人债务的记录等等，应当多是出自普通军人之手。在基层烽燧承担后世称作“文书”的责任的士兵们，保留了书体精美的作品，今天的书法研究者仍然视为珍宝。而烽燧一般值勤人数不过三五人。这样的识字率，是惊人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张骞通西域之后，其随从吏卒多上书求使：“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是“卒”也可以上书的实例。《汉书•张骞传》说：“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史记》“吏卒”，此称“吏士”。然而下文依然说到“吏卒”：“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

《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以“卒”的身份“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这是与娄敬类似的经历。不过，朱买臣是具有学者的资质而承当“卒”的职任的，与一般的“卒”不同。然而普通的“卒”用文字发表意见的情形也是可以看到的。据《汉书•魏相传》，河南太守魏相得罪霍光，受到迫害，“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余人守关欲入上书。”普通百姓上书是汉代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情形，《汉书•宣帝纪》载“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的诏书文字，可以说明这样的事实。《汉书•丙吉传》记载，汉宣帝亲政，“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就是社会下层人士识字足以上书的例证。《汉书•艺文志》引录汉代法律，说到“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职责：“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可见“民”上书的普遍。《汉书•王莽传上》的历史记录告诉我们，汉平帝元始五年（5）正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这些上书者中，应当有相当数量是普通百姓。

我们不能准确统计汉代社会识字者占有怎样的比率。但是许多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民间教育的普及，这一比率是相当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