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屏上的南京大屠杀 无法脱离的禁锢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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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娱乐”的形式记住屠杀

南京大屠杀不仅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可怕最悲惨的事件之一，1996年，《纽约时报》还将它列为“现代战争中最残忍的事件”。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攻入了中国首都南京，开始了为期六周的血屠，大约有30万中国居民被屠杀。

在西方这一事件被过度忽视，1997年才出版了艾里斯•常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而中国也因为诸多的政治原因轻描淡写了这一事件，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南京大屠杀突然重新进入中国人的意识当中，一批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开始出现在剧院里和课堂上。虽然，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是以记录片的模式发行的，如彼得•王的《马吉的证词》，中国发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克里斯丁•乔伊和南希• 童的《以帝国的名义》，但是在1987年和1995年间还是上演了三部未删节地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

在大屠杀中，约翰•马吉拍摄了一些关于被施暴的中国儿童的悲惨的黑白图片，日本人自己也拍摄了一些后来被盟军缴获的惨景影片，这些图片和影片经过一系列教育记录片不间断地重复使用，实际上已经渗入中国人的潜意识中了。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至1995年间拍摄的三部故事片在最近几年间赢得了最广泛的中国观众的认可。这三部影片不仅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而且再现了这一悲惨的历史时刻在人类文化区间中的意义。如同记录片那样，这些电影试图讲述的不仅是历史本身，还有广泛的参观者。这里，历史重担与票房任务相冲突，艺术与经济，政治与宣传相结合制造出一批复杂的有争议的可能是有关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屠杀的“娱乐”。

《屠城血证》：证据和后果

罗冠群的电影《屠城血证》作为首部反映这一事件的重要电影作品，获得了1991年东京世界和平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从日本国内对这一话题的敏感度上看，荣获第二个奖项无疑是种出乎意料的承认。

罗冠群拍摄的是一群人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的第一天开始随着屠杀的进行捱过的日子和他们各自的命运。演员从多种层面上构成了中国上世纪30年代社会的缩影，尽管所有角色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在大屠杀造成的混乱中，这些本来极其不同的个体却涉入了同一条悲惨但带着明显爱国主义精神的道路。

将这些人物联系起来的主要情节是：为了提供大屠杀的证据，战医生努力修复范长乐拍摄的日军罪行照片。战医生和刘晶晶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象雷锋那样的普通英雄。影片中有一处既证明了刘晶晶的坚贞又点明了照片的主旨，这个场面令人回味：朱元跟刘晶晶再次相聚，他向刘坦言自他俩在一起的时候起，他就一直爱着她。为了证明他的爱意，他提及一张关于他们俩的珍贵的合影照，说：“我把它带在身边已整整六年了。”并将照片拿给刘晶晶看，但刘晶晶没有接受他的感情，而影片自始至终也没有出现照片的特写镜头。这张照片不仅是整个剧情围绕展开的暴行照片的直接对比；而且通过从未真正展现这张照片（证据）的情节，否定了他俩的关系，暗示中日友谊关系遭到了否定。

影片的中文名“屠城血证”即揭示了隐藏的意图，或者更确切地说，影片的叙述更清楚地表现了这点。片名中最关键的词是最后一个字“证”，代指一系列黑白照片，不仅如此，对电影本身而言，它还是抗议日本否认屠杀的载体。

随着剧情的发展，罗冠群采用了一系列高度戏剧化的图像突出侵华日军的暴行。第一个这样的情景大约出现在影片开始后30分钟，一队手无寸铁的伤兵在南京西的朝天宫外被速决。为了强调这个场面，在士兵们被击倒时罗运用了大量电影特技，如：慢动作，消除一切声音和背景音乐以烘托形象，瞬间静止及随意插入鬼魅般的黑白快照。这一场景以这样的镜头结束：一尊代表中国自强的遗留下的石狮浴在血液中，一个哭泣的儿童被一枪击中停止了哭泣。

在接下来的剧情中，为唤起观众的某种情感，完全对立的两种景象频繁地改头换面地同时出现，一个接着一个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满面笑容的艺妓姑娘拿出糖果给担惊受怕的中国孩子们（周围有刺刀对着他们）；一位母亲亲眼看到婴儿被刺死，她在面对这场近在咫尺的大屠杀时所流露出的恐惧再次跟夸张的日军狞笑同时出现。

直到影片最后，在战医生牺牲了自己，将照片交给美国女孩凯蒂后，这些至关重要的照片终于出现在镜头中。这些照片的保护者不是中国受害者，也不是日本作恶者，而是中间人——凯蒂，一位来自西方的有关“证人”，制片人不仅认同了西方人中立客观的特性，还委派西方这股局外力量来监视暴行。这一做法也许是为了试图使中国自己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空缺的原因合理化，但同时，制片人也削弱了他自己为屠杀提供“电影证据”的意图。

黑太阳：暴行纪实片的两面性

为了达到再现南京大屠杀时暴力的恐怖场面，牟敦芾试图在他的电影中重新塑造有关屠杀的一些最恐怖的场景。将吴宇森枪战片的流血场面与徐克偏好用剑及残肢的技法相结合，牟敦芾将香港的战争艺术与动作镜头中的血腥与暴力直接带入了他的记录片中。

《黑太阳：南京大屠杀》有意淡化了人物塑造，没有任何知名明星加盟，也缺少明确的情节，而鉴于为大屠杀提供证据这样的目的，代之以时间顺序展开了自1937年12月13日至圣诞前夕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逐个事件。在这15天的血屠过程中，牟的镜头对准了各种人：被阉割的和尚，不计其数的砍头，同类相食，被活埋或被活活烧死的人们，绞刑队花样百出的处决，被生煮的孩子，撕咬死尸的狗群，遭强奸的未发育成熟的女孩。尽管牟在电影开场白中有“奉献给所有战争遇难者及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言论，但他赤裸裸地不遗余力地刻画暴力的作法却让这部影片看起来更接近一部恐怖片，而不是严肃的纪念战争遇难者的影片。

艾里可•斯卡夫将暴力影片定义为“其实质是死亡与破坏，其影像集中于暴力、‘不人道’的行为，如战争、屠杀、残肢断臂及其它恐怖的话题”，这些影片“主要是为了让人憎恶暴力、残杀或血祭”。《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将纪实型新闻短片与剧本的再塑造恣意混合，这种作法与早期美国暴力片几乎完全一样，如1934年的《希特勒的恐怖帝国》，1948年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史》。

尽管历史本身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中占据了主体部分，但是没有一个角色与观众建立起情感共鸣，这最终使得大部分历史显得冷酷无情。出现在屏幕上的多数中国演员甚至没有名字，而同时，当每个主要的日本角色首次露面时，影片会出现瞬间静止，同时该角色的名字及官衔会出现在屏幕上，导演无疑是为了点明行凶者，但是，牟给行凶者命名并着重强调日本人的活动（影片中大部分对话都发生在日本军官之间），消没了受害者的声音，湮没了他们的身分，最终让受害者保持沉默，却没想到他的电影所要献于的正是这群人。

牟敦芾加入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真实照片和胶片至少有19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不仅将纪实照片、档案中的胶片用到叙述中去，并且，在电影最引人入胜的一些镜头中，试图谨慎地再现那些特殊的历史瞬间。由于在南京拍摄，许多镜头是在屠杀的真实发生地点摄制的。影片中，一个日本士兵杀死了一个年迈的中国和尚。当和尚跪下，士兵举起枪时，画面冻结了。然后，伴随着一声枪响，电影画面被真实的照片取代，这一场景正是取自那幅照片。

而当时拍摄这些影像的动机与几十年后，像牟这样的电影制作人利用这些影像的动机完全不同。影片是由刽子手们拍摄的，是为了显示被害者的所谓的次等人种及其劣等性，观众会记得这些吗？

《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的多张面孔——记录片，血腥暴力片，历史悲剧，伪纪实片，影片纪念品及战争叙事诗——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部引起争议的音像混制品。整部影片似乎立刻获得了双重生命，一种是严肃的历史纪实片（并非制片者的初衷），另外同时，在痴迷于B级恐怖片的影迷中集结起一群热衷于此类片子的狂热分子。

最近几年里，流行的香港电影已突破了以观众的喜好为主的娱乐片的界限，开始在国际电影节和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外关注。牟敦芾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一片中尝试将严肃的历史纪实与充满血腥的电影美学相结合，影片显示出的源自双重身分的复杂性、尖锐性、讽刺性及一定程度上的亵渎感也许无片能及。

《南京大屠杀》：国际情节剧

第五代导演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明显地获得了最广泛的观众认可。影片不仅在中国大陆公映，还在台湾电影院里连续上映。吴的影片与《黑太阳：南京大屠杀》都是在1995年发行的，当吴子牛被问及如何描述他的影片时，他这样回答：“我希望能够制作一部真诚的有尊严的严肃的文艺片。如果我试图展现记录片的真实情况，影片就会变得血腥和暴力，而且将我的影片作为证明这一种真实性的工具也不是我感兴趣的事——这个工作应该留给历史学家。”

影片使用了900多名临时演员，其中就有真正的大屠杀幸存者，最终超出最初预算的两倍，南京市政府也给予了摄制组前所未有的特权，允许他们在几个明朝历史遗迹处拍摄。

《南京大屠杀》的幕后制作班底也极为豪华，影片的制作人是导演吴宇森，他在好莱坞协助制作了许多镜头；为影片配乐的是美籍华人作曲家谭盾；还有一个来自中国、日本、台湾的国际摄影班底；剧本创作者包括作家梁晓声，香港籍剧作家洪伟建。这个国际创作团体不仅为这部作品带来了一个比前两部电影更高的知名度和更广泛的观众，也达到了早些时候拍摄的有关大屠杀影片所无法企及的深度。

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一位叫程贤的医生回到南京老家后，同他的家人一起在大屠杀前夕避难的故事展开的。程贤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又娶了一个叫理惠子(早乙女爱饰)的日本女人，理惠子正怀着身孕，她跟程贤一样有过一次婚姻，还带着一个小孩。影片展示的是在接下来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中这个家庭竭力维护完整、保持尊严的故事。

程贤与理惠子之间的爱情故事构成了整个故事的基础。尽管先前两部影片也出现了一些对中国抱有同情态度的日本角色，但《南京大屠杀》将之提升到这样的高度—一一位日本人与一名中国人真正同呼吸共命运。理惠子是一个无辜、朴实得几乎是天使般的形象，截然不同于被普遍贬低的日本人形象，这反而增加了电影的人性色彩。也正是这些细节使电影能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谴责战争及人类所能达到的残暴，而不是简单地辱骂或贬低日本人。

罪恶报应的复杂性通过配角Ishimatsu（江国彬饰）得到了进一步加强。Ishimatsu是被日本派往中国大陆的台湾军人。Ishimatsu这个角色的标志着导演试图涉及台湾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所处的不确定的复杂关系。虽然被迫为日本人服役， Ishimatsuu还是忠诚于更伟大的中国，他牺牲了自己使程贤得以逃走。Ishimatsu的牺牲不仅是一种赎债的象征行为，还意味着对台湾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的再认识。

正如安排Ishimatsu的死亡一样，吴子牛通过大量巧妙的仔细构思的象征性的情节增强了影片的深度。正如理惠子所怀的生命一样，象征了两个民族间的一度和谐的关系。另一个象征手法的情节是舒琴（刘若英饰）正在教学生们李白的那首名诗《静夜思》，这个情节正发生在难民营，这里的每个人都被从自己家里驱逐了出来——而离家正是这首诗的主题。打断这堂诗歌课的日本空袭不仅代表了战争中无数的孩子被迫中断教育，而且，鉴于李白《静夜思》通常被看作是中华文明中的代表性诗歌，那么空袭实际上就象征着对中国文化及历史遗产的破坏。

无法脱离的禁锢和悲剧

这三部影片的演绎方式各不相同，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各自的叙事线索中都加入了国际安全区这个重要因素，还有“好心”的日本角色试着阻止日军罪行这样的情节。另外一些反复出现的画面包括大屠杀后孤零零号啕大哭的中国小孩，肚子遭到日军猛踢的怀孕妇女，结束时孩子逃入黑暗中这一镜头也在其中两部影片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三部影片集体地或单独地以影片回忆录的形式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将仍有争议的死亡数据变成了观众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成为了历史。

罗冠群、牟敦芾和吴子牛都希望通过在有象征意义的纪念日上上映各自的电影向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表示敬意。但从他们各自的电影策略、记录电影的方式以及暴力描写上看，每部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危害了主题。从《屠城血证》的政治攻击性的夸张形式以及对真实和折磨的艺术美感，到《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中面无表情的受害人和宣传性的记录影片的暴力描绘，最后再到《南京大屠杀》中南京的大市场策略和设计的中日浪漫故事，每部影片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描写了各种各样有关电影暴力描写的可疑事件。

这几部影片都没能完全逃过日本否认的阴影，也许南京大屠杀的最大的悲剧是：即使在今天，70年后，中国文化方面的、电影方面的有关大屠杀的记忆继续遭到日本的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