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宗祥：饱尝老拳为哪般

1919年5月4日下午，驻日公使章宗祥随同交通总长曹汝霖回到了位于东单东堂子胡同的曹宅。章宗祥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曹汝霖最为相契，这次进京述职就寄居在曹家。不过，章宗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次竟成了曹汝霖的替罪羊、学生所痛斥的三个卖国贼中最为狼狈的一个。

实际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在大总统为章宗祥专设的宴会上，章宗祥对学生闹事的行为是很不以为意的，以为学生不过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要求改善伙食、多发生活费什么的。但是曹汝霖和章宗祥回住所后不久，就有大队的学生游行队伍呼喊着口号来到了曹宅门前。不久大门被打开，学生们蜂拥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妙，连忙吩咐仆人引章宗祥躲进地下锅炉房，自己则藏进了箱子间。学生没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着了曹宅。章宗祥觉察到火起，急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正好被学生撞个正着。学生们意外地发现原来章宗祥这个卖国贼也在这里，遂报以老拳。章宗祥被揍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章宗祥，送进日华同仁医院。这就是五四时“痛打章宗祥”的一幕。

这个倒霉的外交官都做了些什么事，他挨的这一顿揍冤枉不冤枉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的生平。

章宗祥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对日本情有独钟，他认为：“平心而论，日本所得西方之科学，以之转授于中国，实绰有余裕”(《东京之三年》)，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远渡重洋到什么美国、欧洲去取经。

归国之初，章宗祥就受到“自负有伯乐之能”的肃亲王的大力保举，这匹“千里马”很快就被朝廷特赐“进士出身”，从此鸿运高照。到1916年初袁世凯取消帝制、段祺瑞组阁的时候，章宗祥已经多次出任司法总长一职，并与曹汝霖等四人组成了段内阁中所谓的“新派”，也成为段祺瑞实行内政外交政策的主要助手。因他们都是亲日派，时称“东式外交家”。

当时段祺瑞为了拉日本作为自己的后台，特任亲日的章宗祥为驻日公使，以便与日本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日本政府寺内正毅内阁刚刚成立，该内阁一改前届内阁用武力强迫中国的侵略方式，有意用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办法来控制中国政府，实行经济侵略。章宗祥使日后，也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为了向日本借款，章宗祥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经过多次密商，达成了多笔借款协定，其中由章宗祥签字的借款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直接酿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后果。因此，正如时人评述的那样：“章宗祥之卖国成绩，可与李完用先后媲美也。愿我国人共起而逐之。不去庆父，鲁难犹未已也。”(大中华国民《章宗祥》)

1918年底，中国政府派陆徵祥为特使经日美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徵祥系亲美派的外交官，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因此他途经日本期间，有意地避免与日本官方接触。但章宗祥却极力拉拢陆徵祥，希望陆以“中日友好”为重，在巴黎和会上不与日本为难，并向日本政界中人夸口说：“陆易欺，与己有极密切之关系，此次欧洲和议，欲中国不开口，只须己之一言可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事实上，陆徵祥却称病谢绝了在日的一切活动。章宗祥颇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1919年4月，章宗祥从日本归国述职。临行前，日本外务省为他饯别，吹捧他“为融和东亚民族起见，极力化解中日两国人士之误会与斗争，以期亲善之实现”(《晨报》1919年4月11日)。而当章宗祥从东京车站启程前往神户时，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场面。他先看到车站上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手持白旗，以为是来送行的，没想到这些留学生却把他拦住，当面斥问他向日本借款之事。章氏“面红耳赤，惭不能答”(《晨报》1919年4月16、22日)。留学生们于是大骂卖国贼，并向他扔旗子和其他杂物，引得许多人驻足观看。章氏受此惊吓，自然闷闷不乐。到天津后他把家属安顿在那里，只身到北京述职。没想到不久发生了“火烧赵家楼”事件，章宗祥又饱尝愤怒学生的一顿老拳，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康复。

章宗祥伤势转好后，6月初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是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他在事后的回忆录《东京之三年》里，还是推卸责任，为自己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辩护。

1919年6月10日，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被免职。隐居一段时间后，章宗祥于次年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裁，1925年改任北京通商银行总裁。1928年后退出金融界，长期居住青岛。

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章宗祥与曹汝霖一起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出来当所谓的“咨询委员”，还兼任日本人控制下的电力公司的董事长，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日本投降后，章宗祥迁居上海，直到1962年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