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一条世故变色龙？（五）

钱钟书打人/杨绛咬人的故事

若干必要的澄清

林 非

今年1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1月27日《文学报》，登载肖凤的《林非被打真相》（以下简称“肖文”），对杨绛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以下简称“杨文”）进行了澄清。之后，钱钟书、杨绛跟我们之间的纠纷，完全趋于明朗和公开了。

关于这一场纠纷，出现过不少对我们以讹传讹和肆意攻讦的文章，始作俑者是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8月号）。此文编排我们是“造反派”，说我们打伤了钱钟书。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非“造反派”，而且，连“杨文”也承认，是钱钟书殴打了我，我始终都没有还手。“杨文”尽管包含着向壁虚构和人身攻击的成分，有些叙述却也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她说，是在1969年夏天，自己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接着又将迁入的我们称为“沙子”。这自然是一种怀恨在心的蔑称，却也并未诬陷我们是“造反派”。而在此之前出版的孔庆茂作《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出版），却与“杨文”的叙述迥然不同，而沿袭方丹的虚构之词，说是由“造反派头头”分派，住进了“这对‘造反派’年轻夫妻”。“杨文”不仅未曾诬称我是“造反派”，还说我（蔑称为“男沙子”）“是整‘5·16’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整 ‘5·16’”，是针对垮台后的造反派“红卫兵联队”的，这样说来，“杨文”更是从“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说明中，又进一步把我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不过我确实从未立下过这样的功勋，只好辞谢她此种纯属虚构的不虞之誉。如果以当事人一方的“杨文”的说法为准，孔庆茂的叙述当然只能是向壁虚构的不实之词。如果他在叙述这件事情时，并未为此采访过杨绛，而只是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就根据类似方丹那种拨弄是非的误传，不加分析地随意谱写，说明他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他的《钱钟书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是违背事实地诬称我为“造反派”，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个公民的名誉权，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无疑可以说是问心有愧的。

今天来回顾“文革”时候的往事，“造反派”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恶谥意味的名词了，不过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是十分光荣的。而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反思的话，极大多数并未杀人放火的所谓“造反派”，也只是在“文革”狂潮的煽动与迷惑底下，作出了一些超越于正常思维之外的极端行径，除了负有某些个人的责任之外，却又是这场狂潮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归根结底说来是一场时代的悲剧。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 和“政治表现”方面经得住检验的人，才可能被允许参加进去。而从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因为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和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过批判和处分，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后，就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中间，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以免被揪成为“别有用心”的“牛鬼蛇神 ”，尽管如此，却还在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被批判为“漏网右派”，哪里还有成为造反派的荣幸。自然从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上来说，也由于缺乏足够的“阶级觉悟”，对于“文革”中的种种行动是丝毫都没有兴趣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孔庆茂《杨绛评传》中由“造反派头头”分派房屋的说法，以及乌尔沁夫的《走出〈围城〉的钱钟书》（《文艺报》1998年4月3日，以下简称“乌文”）中，违背事实地说是“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都是来源于方丹的虚构不实之词。连作为与我们对立的当事人一方的“杨文”，也都叙述了实际的情况，却并不采用此说，而“肖文”则说明是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一位“‘革委会’ 主任”目睹我们居住得如此拥挤和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还叙述了“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青年夫妇，其中的有些同事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也有人流亡于海外。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文革”开始时，“学部”成立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中，其一是“红卫兵联队”，因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支持和指挥，所以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二是“红卫兵总队”，被前者称为“保皇派”、“臭老保”等等。在 1967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清洗和逮捕关锋之后，“红卫兵联队”就被查封，原来处于劣势被攻击为“保守派”，并被“红卫兵联队”查封过的“红卫兵总队”开始掌权，后来又结合被解放的“革命干部”，成立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革委会”，它与原来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毫无瓜葛。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证明从方丹、孔庆茂直至“乌文”中的有关叙述，都是子虚乌有的编造。爱默的《钱钟书传稿》（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更渲染说是他传主的全家，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才“发现自家房屋被一对青年夫妇占用了”，完全是任意编造和信手涂抹，也许是要渲染富有喜剧色彩的社会新闻，却并未诬称我们是“造反派”。

关于双方正式冲突的原因，“肖文”与“杨文”都分别叙述了是由约请保姆洗衣所引起，而“乌文”和这几本传记却并未说明冲突的起因。为什么会像“乌文”所说的，“动手打了钱老”呢？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和《杨绛评传》，则编造钱钟书莫名其妙地“与这对‘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从而“名扬千里”，“连那些‘造反派’也都对他敬畏三分”。“杨文”明确地叙述是她丈夫打伤了我的胳膊，这不啻是对于“乌文”的一种驳斥。而从孔庆茂叙述的口气来看，似乎是他传主的“胳膊都打伤了”，为什么要这样语焉不详？因为他基本的情况都没有弄清楚，却又急于要袒护自己的传主，只好这样来随意涂抹,怎么能不含糊其词？孔庆茂其余的那些叙述，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向壁虚构之词，首先是在前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与“造反派”绝无任何的缘分，他的说法只能是一种诬陷之词。何况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我真是“造反派”的话，作为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钱钟书，怎么敢向我饱以老拳？当时的造反派组织派性极强，当自己“战友”遭受殴打时，一定会采取同仇敌忾的“革命行动”，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却反而对殴打者“敬畏三分”？尤其荒唐的是将钱钟书把我打伤一事，竟犹如讴歌美国拳击大王抑或日本相扑冠军那样大肆渲染，夸大成为在“满城风雨”中“名扬千里”，其实当时连居住在同一座楼房里的邻居，都知之者甚少，孔庆茂的肆意夸大之词与实际情况的差别，真何止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而且像这样把钱钟书讴歌成为并非他自己所长的拳击健将，也未免太滑稽可笑，真是欲褒扬之而反成为不伦不类的漫画了。至于爱默《钱钟书传稿》中所说的，他的传主“被人打得不但胳膊带伤，而且眼镜也被打落在地”，更是完全违背了“杨文”中所承认的，我被她丈夫打伤的基本事实。像这样夸大渲染和随心所欲地起哄，都说明这些作者在史识和史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了。

上述的三部传记和“乌文”，诬陷我是“造反派”，以及钱钟书大打出手而胳膊负伤，并且“名扬千里”等不实之词，主要是来源于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此文极不严肃地胡乱编造，竟贻误一批作者写出了向壁虚构的文字，可见从事写作是一桩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方丹与我无仇无怨，为何要肆意地违背事实来侵凌我的名誉呢？

完全是违背了客观事实的“乌文”，竟惹来了邵燕祥的《李洪岩文读后》（《杂文报》1998年5月21日），不知他为何会据此当作论断的根据，在批驳李洪岩有关我是否“造反派”的质疑时，竟不无嘲讽地称赞对方，比“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毫不了解实情就信手乱写，还对我们加以恶意的贬抑，实在是有失公正和厚道的。邵燕祥在“反右派”运动中一定会有过被伤害的体验，却还这样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不知道是所为何哉？乌先生等诸位作家就是把钱钟书吹捧上云端里去，我除了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看法之外，也绝对是无权干预的，可是诸位的文章却不该背离事实地对我们全家进行中伤。

有关“杨文”和“肖文”对于事态的不同叙述，某些与时代氛围关系不太紧密的细节，局外人往往难于作出判断。然而有些与时代氛围关系甚为紧密的细节，揆之于常理来说，局外人也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判断。

譬如“杨文”叙述肖凤在 “学部”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大骂她女儿是“5·16的臭寡妇”，乃是为了刻意渲染对方的凶悍。不过经历过“文革”生涯的人们终生都会难以忘却，当时在工军宣队面前是绝对不敢高声嚷嚷的。工军宣队的任何一个指令，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们在工军宣队的年轻师傅和连、排长面前，都只敢恭恭敬敬地说话，怎么会吃了虎豹的肝胆，敢在这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如此吵闹？这样的场面并不可能发生，更何况肖凤是个在待人接物时很有礼貌的人，“杨文”的写法纯属是为了进行抹黑而向壁虚构。

发生在“文革”后期的此种纠纷，是这场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悲剧。钱家原来独自居住，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心里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而我们的迁徙也因为是护理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同住一室，而不请保姆又无法上班，所以虽然犹豫再三，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思潮与有关决策，热衷于掀起紧张的阶级斗争，却很少为了日益增长与膨胀的人口，考虑怎样去建造更多的房屋，让多少人们混杂在一起居住，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前面已经说明仅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住房内，就同时搬迁进去十户人家，可见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做法，结果是造成双方都处于别扭与尴尬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这一回首先于传媒渠道大张旗鼓发动攻击的“杨文”，完全是以私人泄愤的方式进行描摹，有些情节明显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还出现了不少人身攻击的词语，而且在叙述钱钟书殴打了我，和自己咬噬了肖凤手指之后，竟还表示他们自己“堕落”到了我们的水平，表现出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霸气。卢梭说是“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社会契约论》），俗话则说“人无完人”，人们的品格究竟谁高谁低，很难截然加以确定，而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与论辩。即以我和钱钟书的简略比较而言，钱钟书喜爱骂人，骂完了还经常否认。他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被人告发后，又指使那人儿声明是误听了，真有翻云覆雨的本领。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那人儿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只要自己过关，他竟可以不顾与牺牲别人。“文革”初期曾有几位同事对此贴出过大字报，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这样辩解说，“‘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而当军宣队要求钱钟书写出书面检讨时，他竟“ 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干校六记》）。如果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检讨，却不去“婉转其辞”地澄清？这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吗？钱钟书还讥讽吴宓先生“太笨”，诽谤冯友兰先生“出卖朋友”，“坑人使妻小俱死”，过后杨绛又矢口抵赖，像海外著名作家庄因就认为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此事见于近年的报刊。我则不是被压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从不骂人，而骂了之后就从不加以否认。

近日的一张报纸登载了钱钟书爱谈猫狗发情之事。他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时，也常于晚饭后开设讲座，叙述巴黎嫖妓的种种风情，津津有味地渲染如何与妓女做爱，以及如何让这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侧着头颅观赏她的阴部。还有一位被称为“美髯公”的文坛耆宿，也很钦佩他深谙炮制春药的配方。我对他的这些嗜好和掌握的渊博知识，都是一窍不通，也绝无丝毫兴趣。他怀着这样的情致，能写出什么格调的作品呢？有一位翻译雪莱诗作的著名学者，就认为《围城》是一部调侃与诋毁人的小说。我不擅作文，不过在自己所撰写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林非散文选》等有关书籍中，却绝无任何的低级趣味，还诚挚地渴望着整个人类都能够向真善美的境界迈进。

钱钟书熟悉许多掌故，号称“典故大王”，他的知识自然要比我广博，不过古今中外的掌故实在太多，任何人也不可能件件都记得清楚。在“干校”后期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常有几个人凑在一起，相互考问种种掌故，以便消愁解闷和苦中作乐。有一回，当我提出为何要称为“皮里阳秋”时，他沉吟许久，却始终答不出来，倒是一位红学大师拍案大笑，说出了个中的奥妙。其实忘却了几个掌故，又有多大的干系？治学的重点是在于追求自己的论著中间，究竟包容了多少深邃的思想内涵？究竟如何关怀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有一位古学底子很深的诗坛泰斗，在跟我谈天时曾引用南宋吴文英《词源》中所说的“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感叹于并无思想的深度，而只是摩挲和炫耀知识的碎片，又能够有多大的意义？有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更是怀疑地询问，如果对于社会人生并未诚挚与严肃地加以关切的话，为什么竟会被吹捧和炒作得如此纷纷扬扬？连诗坛泰斗和文艺理论专家都觉得迷惑不解的事儿，区区的我自然就更无法懂得了。

正像《孟子》里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针对好多悖于事实的荒唐的编造，只得简略地作出上述的澄清。而根本的考虑是要借此来提醒自己，在跟读者朋友进行对话时，都要尽量核对和保证这些话语的真实性，否则不就成为一种欺骗的行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