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号秋帆，浙江绍兴人，是20世纪初我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自幼聪慧好学，16岁就中了秀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受中国知识界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他毅然弃科举，转而学习自然科学，先后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从而奠定了坚实的理科功底。
1900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了《亚泉杂志》，所载文章大都是数理化的论文，是科学界公认的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1904 年，应夏瑞芳、张元济的邀请，他进入商务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很快编写了《最新格致教科书》和《最新笔算教科书》这两种我国最早的理科课本。
他在商务编译所担任了28年的理化部主任，由他编写或主持编写的理科中小学教科书及科学著作有百余种。除了编写教科书，他还主编了三部著名的自然科学辞典，即《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和《小学自然科辞书》。这三部辞书在我国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东方杂志》时期，政论纵横
1911年至1919年底，杜亚泉还兼任了《东方杂志》主编，历时九年。他对杂志进行了重大革新，扩大开本、扩充版面、增加插图，介绍新知识、新学说及新的科学理论。居里夫人发现镭的事迹就是首先由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东方杂志》能成为旧中国享誉盛名的杂志，杜亚泉功不可没。
《东方杂志》为月刊，创始于1904年，初仅为选报性质，汇编朝廷文告及报刊文章之类。杜任主编后，扩大篇幅，活跃版面，增加撰述文章，对国内外形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学术思潮等，无不作详明迅速的编载，并发表评论文章。同时，增设“科学杂俎”等栏目以传播科学知识，增设“谈屑”等栏目以针砭时弊，《东方杂志》从而面貌一新，成为当时我国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
在1911—1920年任《东方杂志》主编的9年间，杜曾用“伧父”和“高劳”笔名，撰写论文、杂感和译著约300余篇。
他的文章，内容范围很广，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伦理、教育等等均有涉及。文章从实际出发，有批评，有建议，批评则尖锐直率，触及时弊，建议则独具慧眼，切合国情。有的文章，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杜亚泉的政论文章中，常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
例如他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一文，谈到中国社会过剩的劳动阶级，即历史上的游民阶级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们自己也就逐渐贵族化了。这种革命非政治革命，也非社会革命，只可谓之帝王革命。而中国的知识阶级，今日“尚辗转于贵族游民二阶级之势力中而不能自拔 ”，“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这就是政治革命不能成就之原因。至于社会革命，则是缺乏发生的社会基础。文章指出：“欧洲之社会革命，其基础于哲学上之思想，既深且远；其关于生产上、政治上之运动方法，又甚周备，即吾国之知识阶级中，亦罕能言之；劳动阶级中，更无从得此知识，其不能发生自无疑义。”他断言：“若今后之知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若只知谋求个人政治上的发展，而不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相结合，则中国将谈不上什么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在《未来之世局》一文中，他预见“国家的民主主义末期……社会中发生一有力之新阶级，即有科学的素养而任劳动之业务者。此等科学的劳动家，以社会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国家社会间一切机关、职业，悉落于劳动家之手”。此时的政党，“无复可施之伎俩”，而军队也“不得不撤除”，战争“不得不停止”；“于是国家的民主主义，一变而为世界的社会主义”，“人类生活所需之事物，供给之，分配之，排除其障害，增进其福利，皆为社会事务。”
在《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中，他又预言，我国的新势力，在于那些“储备其知识能力，从事于社会事业，以谋自力的生活”，“标准于旧道德，斟酌于新道德，以谋个人之自治”的人。这一类年轻有为之士，“惩于戊戌以来诸先进之种种失败，始有所觉悟，于是去其浮气，抑其躁心，乃从社会生活上与个人修养上着手。将来此等青年，益益遍布……当旧势力颓然倾倒之时，其势力自然显露，各方面之势力，自然以此势力为中心，而向之集合。”“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则吾人之所深信者也。”这就是说，他认为我国的新生力量，在于努力掌握知识能力，潜心社会事业，关心国家前途，有道德、有觉悟、不浮躁、讲实干的年轻一代。
又如在《减政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如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这种理论，不正与我们改革开放后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内涵相暗合吗?
深入研究杜亚泉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杜亚泉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而且正由于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掌握了可贵的科学思维的方法与习惯，使他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能严格遵守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以西方哲学中的“接续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认为历史是继往开来、不可割断的，故在政治上主张调和，主张开进与保守(这里的“保守”指“不事纷更，而非力求复古”)相结合。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他对社会改革是真诚而坚定的，但是他主张渐进而反对激进。
在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杜亚泉还翻译了大量日本国的以及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国家的专著、评论和各种重大事件的报道。例如《东西洋社会根本之差异》、《美国之新国民主义》、《墨西哥革命成功之伟人》、《日本明治时代之进步》、《欧美社会党之消息》、《妇女参政权运动小史》等。
据章锡琛回忆，他还经常在《东方杂志》上介绍摩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叔本华的《处世哲学》等全部译出，分期刊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于1912年翻译过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连载于该年5月至9月的《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一号至第九卷第三号，后被收入《东方文库》丛书，单本发行。此文在《东方杂志》发表时，较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日期1920年8月还早8年。
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杜亚泉是一个十分重视理性思维的人，他始终坚持自己经过认真思考后得出的观点。他又是一个好辩善辩的人，平时常与一些好友同事相聚评论时局。据当时一起在座的周建人等回忆：杜很爱讲话，讲起来总是兴致勃勃，精神十足，嗓音很高；每次交谈，常涉及各种问题，科学的、社会的；他的意见常和别人不同，争辩起来，总是他的声音盖过别人，他那苍老的外貌反差很大。周建人还说，杜在与人争论时，“总是一面点着头，将说毕时还带着笑，这笑透进对方的心里，会使人觉得自己的判断不正确起来。”
杜的这种性格，在他主政《东方杂志》以后，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与人的笔墨论战。这种论战，有文字可考者，最早为1918年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以后是1919年底与蒋梦麟的关于何谓新思想的论争，1920年与余云岫关于中西医学的论争，1927年初与李石岑的关于新旧伦理观的论争，以及1927 年10月与朱光潜的关于情与理的论争等。
这些论争具体内容虽不同，但从实质上看，都是围绕两个根本问题展开的：一个是东西文化问题，一个是理性问题。而这两者又是有关连的，杜亚泉对东西文化的态度和观点，也是他理性思考的结果。兹分别介绍如下：
杜亚泉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当时传入的西洋文化，以及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杜亚泉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吸取西洋文明，但反对一切照搬、全盘否定本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东西方文化应该取长补短，融合调和。陈独秀则主张彻底铲除我国传统文化而以西方文化取代。
杜亚泉虽然早年也是十分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战争触目惊心的现实所震惊，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意识到不能再盲目崇拜西洋，并反过来重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觉得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足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者。
1917年，他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为其经济目的不在充足社会生活所需要之资料，而在满足少数人生活之欲望。因而生产过剩，竞争激烈，军备扩张，物质主义大炽，推而演之为强权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甚至战争万能主义。“道德不道德之判决，在力不在理”，“战争之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诿罪于弱国之存在。”所以，他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冲突，及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
他对我国人民传统的爱和平、讲中庸、尚仁义、重民本及均贫富等思想是很推崇的，这也是他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救西方之弊的因素。当然，他也很明白，不学习西方，不足以救中国的贫弱，所以他一再强调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必须有“确信”，但又不能“自封自囿”，而要“以彼之长，补我之短”。
1918年4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迷乱的现代人心》，批评了西洋文明在我国产生的一些不良影响，认为要救济中国，绝不能完全依靠西洋文明，而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正之。一方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同年6月，《东方杂志》又发表了钱智修和平佚著译的文章，他们都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批评西方文化的缺陷，这就大大激怒了一味崇尚西洋的激进派。
同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明确表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两者根本相违，绝无折中之余地”。“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等鬼话来捣乱”。接着，陈又先后于同年9月和次年2 月，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和《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二文，对杜等进行了严厉抨击。
杜亚泉虽于同年12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予以回驳，但由于商务印书馆当局顾虑与当时彻底反传统的主流思潮相冲突会影响该馆的声誉及营业，竭力劝杜亚泉改变观点，停止反驳，并决定改换《东方杂志》主编人选，杜被迫只好于1919年底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之职。
此后，杜虽未再直接对陈作出回应，但仍通过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辞去主编前，在《东方杂志》发表《新旧思想之折衷》一文，明确表示：“现时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既为人类之一部分，对世界未来文明之创造，亦应有所贡献。“苟以科学的法则整理而刷新之，其为未来文明中重要之一部分，自无疑义。”可见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信念是很坚定的。
现在看来，杜亚泉和陈独秀当时都在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努力，不过杜代表的是稳健的中年知识分子，而陈代表的是青年中的激进派。有人说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提倡新文化与反对新文化之争，这是不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