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位观察 | 孟晓苏回应“让居民拿出1/3新增存款买房”：“我是建议有钱居民拿出钱来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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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许媛媛 主编|杨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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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28 对话中房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汇力基金董事长孟晓苏

60S要点速读：

1.2022年全年，中国居民存款金额增加了17.8亿元，到今年1月份又存到了24万亿元。有钱居民不买房，大量存在银行里。如果能让有钱居民从新增存款中拿出三分之一购房，再加上装修和其他购买，中国经济就能顺利恢复。

2. 我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实行了城乡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在当时整个国家资源紧缺情况下，国家通过“剪刀差”获得了城市资本积累，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现在，城市经济与工业经济都已经发展起来了，而城乡差别还比较大。中央早已提出要求，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

3.现在“商改住”在北京空置4000多万平米，平均价格2万元/平方米，是北京商品房平均价格的1/3。北京“商改住”占压资金8000亿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些房屋特别适合年轻人创业，“商改住”可以注册公司，又可以居住，而且价格还不高。为什么不能对这些房屋取消限购呢？

4.如果开征房产税，我主张“见房就征、见证就退”。“见房就征”就是所有城镇房屋都要交房产税；“见证就退”就是每个居民可以凭身份证退一套房的税，单身可退一套，夫妻就可退两套，也不用离婚避税了。如果还赡养着老人，那就可以再多退税。一般居民家庭也就两三套房吧，房子过多的居民，当然就不能都退税了。

正文：

“对农民房子每年征税10万连征15年”？孟晓苏本人辟谣

有人在网上造谣，说孟晓苏说，现在农民的生活都比较富裕，家家都有存款，所以要从农村的农民房来征房产税。这可不是我说的话。我知道农村并不富裕，农民生活水平低于城镇居民很多。在现行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下，农民的房产不能转让，也就是值几万块钱、甚至仅是几千元，当然不可能对农民房子征税。

我曾举例说“如果小产权房价值500万，按照房产价格的2%来征收年税，就是每年10万的税，征收10-15年之后，把土地出让金补足，就可以和其他房屋的税率并轨”。有人把我说的“小产权房”有意混同于“农民房”。请问哪有农民房子值500万的？除非把它变成卖给城镇居民的“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是城镇居民私自购买的农民房，在现行法律制度下是“违法行为”。它享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房价增值，但是却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有的地方政府对此坐视不管，但坚持不承认它合法；有的是让它交纳土地出让金后变成合法；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以“小产权房违法”为由，强行拆除这些房屋。

如果将来能够修改法律，“小产权房”就可能变为“合法”。但是法律修改是要有内容的，要么把应当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交上来，要么就通过税收方式征收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税款。我认为通过税收方式解决问题更好，可以年复一年地慢慢交齐。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总要解决，通过征收房产税的方式解决，“小产权房”纳税之后就变为“合法”，会得到“违法”买卖房屋的农民与城镇居民的赞同，也会让没有购买“小产权房”的居民感到公平，又让政府得到了管理城市与维护这些房产的财政资金。对各方都公平合理。

农民房在现行城乡二元结构下不需要为住房交税，不仅有法理依据，而且它本身不值钱。我希望今后的农民房也可以值钱，能够跟城里的房屋“同权同价”才好。近年来我一直在推动着农宅与城市房屋“同权同价”，这是已写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的，但到现在还没有落实。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房产税的问题本来是可以讨论的，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质疑。但是通过造谣的方式来挑动农民群众的不满，手段很卑劣。不管这些人造什么谣言，我都会坚定不移地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服务、为农民群众服务。

有些不良自媒体为了蹭热度、赚流量，用造谣手段给我胡编乱造，一再发动对我的“网暴”。制造谣言的人挺可笑，他们选错了人。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八十年代农村承包制改革的参与者，是当年最早几个“一号文件”起草参与人。正是当年的农村承包制改革，让农民群众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小康道路。我是与农民群众最亲近的人，是与农民群众心连心的人。

除了推动农村承包制改革，我还是最早提议把“农民工”称谓改成“新市民”的人。2000年我对当时《中国农民报》总编辑提出：不应当用“农民工”称谓，更不应当把他们的子女称为“农民工子女”，他们一辈子就离不开“农民”这个称谓了？这些人已进入城市，就应该叫“新市民”。这位总编辑后来见到我时说：改称谓的建议是您在2000年最早提出的，现在全国都把“农民工”改称为“新市民”。

孟晓苏回应“让老百姓拿出1/3新增存款买房”：我是建议有钱居民拿出钱来买房

2022年楼市销售额从2021年18.2万亿元跌到13.3万亿元，捅下失去5万亿的大窟窿。这5万亿窟窿有多大呢？我国新车市场年销售额4.6万亿元，全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年均4万亿元，全年引进外资总额1.2万亿元人民币。从中可以看出，楼市销售丢掉的5万亿是其它产业堵不上的。

这5万亿去哪儿了？并没有去股市或其它投资领域，而是进入到居民新增储蓄里。我年初就讲到，如果能让有钱居民从新增存款中拿出三分之一购房，再加上装修和其他购买，中国的经济不就顺利恢复了吗？2022年全年居民新增存款额17.8亿元，“三分之一”就是5万多亿元，恰是商品房市场上流失掉的数额。我是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要求，提出支持购买住房的。

有钱居民只存钱不消费，新增天量存款就说明并不是没有钱。如果通过启动有钱居民买房，让经济加快恢复，企业不至于裁员关闭、员工也不至于降薪，生活会得到改善，这是对恢复经济合情合理的建议。结果被人断章取义，说我是要让低收入群体去买房，是“何不食肉糜”。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低收入群体去买商品房？我一直主张要让低收入群体享受保障房优惠。我提倡多年的“住房双轨制”，就是不要让低收入群体只面对商品房市场，他们有享受保障房的资格。

面对楼市持续低迷毫无起色，今年可能再丢掉“5万亿”销售额的前景，不少专家主张发行“特种国债”，甚至说到“5万亿”之多。这又是一个“5万亿”。1998年以来我国发行过五次“特种国债”，一共是4.7万亿元，它们不计入财政赤字，都是为了应对特殊情况。我对“发行5万亿国债”说法很不认同，不应当发这么多，分期发也不应当。当然如果实在是有人存钱没人借钱，那只能由国家借债把它用了。这当然不如启动居民消费的效果好。

如果要发行“特种国债”，这些钱拿来做什么用？再去投基础设施吗？效益好的基础设施都基本上都投完了，再投效益就不如原先。有人建议全社会普遍发钱，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但是细想想，给低收入家庭发钱是应当的，美国就给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发了好几次生活补贴了，他们不存钱，拿了钱就消费。而高收入群体本身就有钱，现在正在往银行里存钱，发钱给他们转手又存银行了，仍然拉动不了消费。所以我认为真是要发钱的话，只需要给低收入群体发钱，不要普遍发钱。对于全社会来说可以补贴消费，消费就有补贴，不消费就没有补贴。

既然要推动消费，甚至要补贴消费，那为什么还在消费领域设置这么多限制性措施呢？应当把包括房屋限购这些政策都取消。现在一方面用各种手段给经济“输氧”，却有一只手还掐着病人的脖子，这是滑稽救市。我从来不提“救楼市”的话，我认为只要把掐脖子的手放开，病人就能慢慢缓过来，不用救。

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有不少“商改住”的房子，价格仅为平均房价的三分之一，北京商品房价格平均6万块钱/平方米，“商改住”平均2万块钱/平方米。“商改住”是应对过去商业供地过多做出的调整。但是在2017年销售被叫停。现在“商改住”在北京空置了4000多万平米，占压资金8000多亿元，其中很多是银行资金。这些房子适合年轻人创业，可以办公司，又可以居住，而且价格不高，为什么不能对这些房屋取消限购呢？它不仅不会造成北京房价上涨，还会拉低北京的平均房价。我认为北上广深取消限购就应该从“商改住”开始。

户籍制度已经过时了，土地也不应再区分是城市还是农村

我国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施，自此中国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形成。当年在整个国家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把有限保障能力用于城市，将农村大量财富转移到城市，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当年通过“剪刀差”廉价收购农作物、高价出售农用物资，主要农业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50%～73%，主要工业产品价格高于其价值60%～200%，用农民群众的牺牲与贡献加快进行城市与工业资本积累。

现在城市经济与工业经济都已经发展起来了，而城乡差别还比较大。中央早已提出：现在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但是实际上反哺不力，反而通过征用农村土地获取“土地差价”，低价征地高价卖地，让“土地财政”占到地方财政的很大比例。据统计我国“土地差价”累计已达81万亿元，返给农民的仅2万亿元多，不到3%。这就更不应该了。

现在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一体化，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旦启动让农民家庭财产和生活水平进入追平市民的进程，就能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力。它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拉动力，将会推动中国经济恢复到每年8%以上的增幅，持续增长20年以上。

请问现在全世界还有哪些国家坚守“城乡二元结构”？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格区分城乡的土地制度，都是过时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革。可以预期，“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

现在我国不征收房产税，但城市建设与维护费用并不是没有收，而是通过“廉价征地高价卖地”把出资转移给农民；再把高价地转化为高价房，卖给了城市里最后买房的人，主要是年轻人与“新市民”家庭。这两个弱势群体本来应是政策照顾的群体，反而要他们主要承担城市建设与管理费用，有房居民却不用为自己的房屋财产缴纳财产税。这公平吗？明显是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应当通过开征“房产税”，通过合理税赋实现社会公平。

如果开征房产税，我主张“见房就征、见证就退”。“见房就征”就是所有城镇房屋都要交房产税；“见证就退”就是每个居民可以凭身份证退一套房的税，单身可退一套，夫妻就可退两套，也不用离婚避税了。如果还赡养着老人，那就可以再多退税。一般居民家庭也就两三套房吧，房子过多的居民，当然就不能都退税了。

保障房还远没有盖够，建得“适度过量”房价房租才更合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9年10月的调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有房产的占了96%，平均每户1.5套；就连城市低收入的20%的家庭，住房自有率也达到了89.1%。这个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有人说我国人均居住面积已经50平方米，达到欧洲国家的水平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41.76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仅为36.52平方米。这都是用“建筑面积”计算的，若把它折合成欧洲国家的“使用面积”，那就变成人均29平米多，北上广深人均25-26平方米。这就是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现状，而房屋质量不少比不上欧洲。

更不要说这只是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其中低收入群体和不少年轻人家庭是“被平均”的，他们的居住条件急需改善。居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我认为商品房需要继续建设，保障房更需要扩大建设规模。要让保障房建得“适度过量”，让低收入居民有选择空间。摆脱房屋紧缺状态，房价和租金就涨不起来，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消费价格。

保障房可租可购，也可以先租后购。如果让更多享受保障房待遇的家庭能拥有房产权，不仅可减轻房屋产权单位的资金压力，更可以让更多居民持有房产成为有产者。随着未来经济运行与房价增长，这些家庭也有条件跟上共同富裕的步伐。

按照当年房改设计，我国应有50%城镇家庭能享受到保障房待遇。如果能达到这个保障目标，就会有效改善低收入家庭、新市民与年轻人家庭的居住状况与财产水平，社会上的戾气就会明显消退。虽然我已多年不做房地产开发业务，但我毕竟是当年房改方案的设计者之一，自感对房改方案的贯彻落实负有责任。我会不断为完善住房双轨制，特别是为低收入家庭改善居住条件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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