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未来五年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的三个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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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60s要点速读：

1. 未来五年有几个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的关键性因素值得关注：一是从供给端看，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二是从需求端看，人口老龄化将对潜在增长率带来很大影响；三是外部环境，中美博弈和科技脱钩。

2. 大家的共识是，发达国家门槛标准是人均GDP2万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1.04万美元。如果不考虑价格和汇率因素，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就能达到这个门槛。

3. 2021-2035年GDP年均实际增速达到4.7%，中国人均GDP就能翻一番。受疫情冲击影响，过去三年（2020-2022年）年均增长率大体在4.5%，低于要翻一番年均4.7%的增速，这个缺口需要未来经济增速的提升来弥补。

正文：

从经济视角看，中国到2035年最核心的指标是人均GDP迈上新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首先要迈过发达国家的门槛。

第一，大家的共识是，发达国家门槛标准是人均GDP2万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1.04万美元。如果不考虑价格和汇率因素，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就能达到这个门槛。中国的人口很可能在今年或者明年达峰，达峰后一段时间内会维持在14亿人口这个高平台期。这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人口因素也可以忽略。

2021-2035年GDP年均实际增速达到4.7%，中国人均GDP就能翻一番。按照前高后低的趋势，“十四五”期间中国平均增速应该保持在5.5%左右，后十年达到4%左右。受疫情冲击影响，过去三年（2020-2022年）年均增长率大体在4.5%，低于要翻一番年均4.7%的增速，这个缺口需要未来经济增速的提升来弥补。

即使中国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是有距离。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没有明确定义。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是人均GDP4.8万美元，剔除一些小规模经济体，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平均水平也在3.5万-4万美元。显然，单靠经济增速提升是很难达到这个目标的。由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以现价计的人均GDP，因此，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改善经济基本面带动汇率提升，也是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条件。

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后起追赶国家进入到比较快的上升过程，汇率水平都有明显的上升。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年日元大幅贬值来认识这个问题，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历史上，《广场协议》的直接影响是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从1985年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50％。

需要注意的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是动态的。这要求我们，一是尽可能争取经济比预期速度更快增长，二是推动经济质量的提升来带动汇率水平提升，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二，在讨论高质量发展时，一种常见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趋势性下降，所以很难追求发展速度，应该追求发展质量。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速度和质量此消彼涨。事实上，没有合理的增速，高质量发展就很难实现。从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经验看，往往在高速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也比较快。所以说，比较高的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本质上也是经济转型，随着增速放缓，各类风险就会集中暴露，提高发展质量也无从谈起。

未来五年有几个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的关键性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从供给端看，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进入到高质量阶段，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都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生产函数在发生变化，同时，资源环境的约束也在强化，中国不可能像过去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所以，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依靠生产力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维持中国经济合理增速。

从国际比较看，宾州大学数据库佩恩表显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这段时间大体维持在美国的40%，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分别达到过美国的80%和60%，日本这些年回落到60%的水平。美国全要素生产率过去十多年大概维持在0.75%-1%的增速。203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要想达到美国60%的水平，需要年均增长2.7%，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速的贡献超过50%，难度很大。这需要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从需求端看，人口老龄化将对潜在增长率带来很大影响。2021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2.67亿，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8.9%；预计2025年突破3亿人，占比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不光对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还会对需求端居民消费倾向带来影响。因为老龄社会往往是一个低欲望社会，对消费也会形成重要制约。2023年很可能是一个人口峰值，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锚发了变化。以前说供给侧新常态，推进供给侧改革，人口达峰意味着需求侧也会逐步进入新常态，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带来影响。

三是外部环境，中美博弈和科技脱钩。中美博弈可能会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今后五年将是中美博弈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美国陆续出台了一些大的战略和法规，比如：《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明确要保持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先两代的竞争优势，《芯片和科学法案》加大了对半导体相关的设备对中国的限制措施。科技脱钩将是一个趋势性变化。这种脱钩是不是一种稳定的态势，会不会向其他领域延伸，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是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科技创新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大国而言，科技强才是强。近年来，中国科技突飞猛进，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排位已经提升到第11位，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中国科技创新还是有短板和弱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原创能力不强，由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重大原创成果偏少，引领前沿突破的源头技术储备不足。

二是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在过去的技术追赶时期，中国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推动产业技术进步，这套模式对中国终端产品领域形成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但是，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中间品依然是短板。

三是科技领军人才偏少。中国科技队伍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相对国际其他国家，相对中国的经济体量，领军人才特别是顶尖的科学家，还是偏少。这与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有一定的关系。要从过去的技术追赶，到现在构建局部领域技术优势，来形成不对称的反制，这是在战略上需要调整的；要从过去注重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转向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中间品创新，这对创新模式上会有不同的要求；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如何加快人才培养，带动基础研究、核心基础原创能力的突破，同时实现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构筑人才中心，特别是推动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来释放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这些都至关重要。

（整理自王一鸣于2022年12月28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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