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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今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们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全面部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践，总书记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所以我们谋划中国的发展必须放在全球的视角下、全球的背景下。而且总书记也强调说，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我们看国际国内的环境，特别是国际环境，我觉得是两个维度或两部分大的内容。一部分内容是结构性变化，也就是现在表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长期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很深入，我们天天身在其中反而可能麻木了，感觉不到它的深刻影响，但我们要进行研判，准确把握。另外一部分，短期经济形势的波动。周期性的经济形势和结构性的长期变化，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当然国际环境还有国际政治、国际安全等更复杂的因素，今天我只讲国际经济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国际环境总体的判断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界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从短期看，世界经济具有“两高两低”的特点，即高物价、高利率、低增长、低外需。多种因素推动出现高的物价，首先是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疫情以后，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发达经济体出现了比较高的物价水平。为了抑制高物价，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欧盟）都连续多次提高了利率。尽管物价水平从高于10%到了最新公布的百分之七点多，有所缓解，但仍然较高。有人说西方国家陷入了滞胀，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和七八十年代的滞胀相比，现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不具有产生滞胀的基本条件，物价会回来，但它的代价是经济增长率也会因此而降低。
对我们来说，短期来看，外需会不振。这两年我们外贸增长数据非常亮丽，今年尽管出口增长比去年低，但顺差保持了高速增长。前11个月，货物贸易顺差对我们的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贡献大概在一个百分点以上。明年的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低速增长，所有主流的国际机构研判都是如此，意味着对我们出口的外需会降低，我们需要进一步稳外贸，继续使外部市场在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上有所贡献，但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明年的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要依赖于内需。这是短期的国际形势，我不展开了。
百年大变局有几个特别需要关注的方面，也是它的基本特点：第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猛推进，同时争夺技术制高点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第二，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特别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争夺全球产业链控制权的竞争日益激烈。第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绿色转型加速推进。第四，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围绕着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第五，中美的竞合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国的博弈日益激烈。
除了信息技术以外，美国现在还关注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技术，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航天技术、深海技术等等，这一轮技术革命以信息技术为龙头、为牵引。新技术革命深刻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会创造出很多新的经济形态，无论是在国内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业态，还是跨境，比如跨境的数字服务贸易等等，相应的也会推动新的规则。
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看，从工业革命以来，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半导体革命及其带来的产业革命，其实决定了全球的经济格局。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把握住了机遇，就有可能脱颖而出；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把握住机遇，可能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对中国来说，把握好新一轮技术革命不仅仅要发展新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放在更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其实是决定整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现在世界主要国家都看到了它的重要性，都在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上开展激烈的竞争，比如美国出台了“芯片法案”，主要针对数字领域，支持本国技术企业和芯片产业发展，而且大力度地吸引其他国家的企业，最近有新闻报告有亚洲的芯片企业向美国搬迁，“削减通胀法案”则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补贴等等。以美国为代表，采取大力度的产业政策在全球新技术革命中力争抢夺先机，这对全球的规则带来很深刻的影响，对全球的产业链，也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美国以外，我们看到英国、法国、日本等等国家，都有相应的针对数字技术革命、数字经济、半导体等等一系列的法案和产业政策。发展中大国也是如此，印度等国家也高度重视。
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本来全球供应链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带来的一种结果，随着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全球供应链一直在调整，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人工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所以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过程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疫情以后、中美贸易战等等因素的作用下，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有所区别的是，在全球化突飞猛进的时代，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主要追求的是效率，大家都在追求效率的情况下，任何一家企业忽视了效率会被市场淘汰出局，以效率优先，甚至是唯一的考虑。但疫情以后，供应链的稳定性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注重供应链的安全。全球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关系，所以公平的考虑也开始在一些国家的供应链调整中上升。
所以，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从以往效率优先性变成效率、公平、安全并重，公平和安全的考量在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供应链调整就会有多元化、短链化、本土化等等趋势。同时，西方出于对中国的打压，强调“友岸外包”。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绿色转型加速推进。恩格斯曾经说过，人类对自然的每次破坏都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应对当时的环境污染，今天在发达国家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治理，但人类发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所以，今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减碳和治污是并重的。
可持续发展从理念到共识，到行动，经过几十年，已经在迅速推进。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主要国家制定了碳中和目标。很多发达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的时间目标，2020年习主席代表我们国家也提出了我们的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体现了各个国家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的责任，对我们来说，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内在要求。
绿色转型对全球的经济结构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包括能源结构，包括钢铁、石化、水泥重排放的产业，甚至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影响，转变成一个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个转型压力是很大的，压力涌现的同时也有机遇。
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围绕着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经历了好几轮，从冷战结束以后，上世纪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经历了全球化突飞猛进的发展。金融危机以后，一方面危机本身带来的冲击需要修复、消化。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整体提高人类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公平的考虑因此而上升。一些国家忽视了国内决定性的影响，把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更多归结为全球化，这样这些国家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
所以，今天我们再看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停滞化，无论用各种指标衡量的全球化，贸易、投资占GDP的比重，以及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都相对停滞，同时，又出现了政治化的新特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全球化的影响在上升。还有集团化，特别是美国和它的所谓“志同道合者”拉小圈子。安全化，除了注重效率以外，也注重安全，在有些时候还把经贸武器化。
在制定规则方面，1945年以后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多边平台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1995年以后，多边经济治理平台在新的规则制定中成果不显著，它的三大功能：规则制定、贸易政策的监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总体效果不佳。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新的平台，一个是在多边体制内部的诸边协议，另外一个是风起云涌的区域贸易合作平台，90年代初的时候全世界才有20多个，现在350个，它已经成为了制定新规则的新平台。同时，规则制定的内容体现出了数字化和绿色化，还有后边境措施化趋势。
中美的竞合关系深刻变化，大国博弈日益激烈。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本国的领先和霸权，一手支持本国的技术创新，另外一手就是围堵中国，防止中国的追赶。无论是在双边、区域、多边层面上，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双边领域里讲脱钩，搞小院高墙，把中国作为长期的竞争对手，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在区域，美国的“毒丸条款”，印太经济合作框架等等，把中国边缘化。在多边场合，则宣扬“非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毕业论”等，企图孤立中国。
总的可以看到，由于美国的打压和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我们面临着很多外部挑战。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刻意的围堵打压，在技术上遏制，在治理体制上把中国边缘化，发展模式上把中国另类化。
第二，我们在产业链面临的两头受挤压的状况，一头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去40年改革开放，我们成为了世界出口第一大国，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我们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在削弱，受到来自其他更低成本经济体的竞争。另外一头，从世界各国竞争力升级的历史来看，毫无疑问只有一条路，就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价值产业环节，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造服务环节升级，我们面临比我们收入更高的先行发达经济体的正面竞争，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面临着两头受挤压的状况，这是需要我们突围的。
第三，在开放领域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产业链的稳定运行风险，资源能源的对外依赖，粮食安全，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的跨境流动等等，信息安全的问题逐渐凸显。还有国际金融动荡对我们的影响等等。
二十大报告讲我们处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怎么看？总书记说，综合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挑战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我们需要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头。
（整理自隆国强于12月17日在“《财经》年会2023：预测与战略”上的发言，演讲主题是“百年大变局与高水平开放”，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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