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财政研究》2022年第1期(总第467期)
内容简介
来自理论与实践层面日益紧迫的智识性挑战，正逼迫我们严谨睿智地思考财政本质的基本问题，所有其他相关问题都从中而来。只要把财政本质界定为以财政负荷为起点的社会交换过程，我们就能合乎底层逻辑地把公共财政、公共治理、集体行动、公共管理直至社会共同体的“基本问题”，统一到共同主题和共同主线上，这项知识大融合的努力蕴含的潜在收益大得无可估量，诸多困扰我们的学科难题与跨学科难题也将迎刃而解。社会交换观表达的共同主题是：社会付出的集体努力的核心价值与根本意义，集中体现为以个体与集体承受涵盖财政成本与财政风险的财政负荷作为基本的交换代价，依次交换集体支出、集体产能、集体产出和社会合作收益承载的交换价值。合作收益由社会回应力和凝聚力衡量。这四个交换层级界定了社会交换的必要过程，即“财政负荷→集体支出→集体产能→集体产出→合作收益”构成的代价-手段-目的链循环。
每个社会以财政力量支持的所有相关集体努力，由此可聚焦为改善四个层级的交换比，依次为：第一层级的集体支出/财政负荷，第二层级的集体产能/财政负荷，第三层级的集体产出/财政负荷，第四层级的合作收益/财政负荷。每个层级都区分个体交换比和集体交换比，两者统称为社会交换比。鉴于量化交换比存在固有困难，正确思考与行动的主要方向应转至互惠性建构，核心是以常态化的四类测试作为优化集体行动的合理保证，从而把可预见的失败风险和负面后果控制在最低程度上。四类测试依次为有效控制、正当化、理性化和纽带化，每类测试都有其确切含义，并在宏观与细节上具有丰富多样的选择，可鉴别为对指导相关实践至关紧要的四项核心命题：采纳基于过程互惠的社会交换观作为共同视角，承认交换价值作为共同的合意目标体系并接受其指导，以制度化和职责化作为相同的约束条件，以及一个层级接一个层级地鉴别瓶颈与制定实施改革议程。
把财政本质界定为社会交换过程根植于四项基本认知。首先，以财政强制方式向“个体的我”与“集体的我们”加诸与分配财政负荷，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取代了整体代价惨重的劫掠体制，从而为社会合作和实现合作收益的持续开发与分享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因为它为代理人寻租开启了新的方便之门，导致损害社会合作和缩减合作收益。其次，我们个体和集体的行为乃至情感，客观上预设了社会交换及其必要过程，即“我们一致同意承受财政负荷换取社会的集体补偿”，以此对抗个体力量无力对抗的脆弱性。再次，客观存在的社会交换现实本身并不保证交换关系是合意的，除非诉诸集体努力进行互惠性建构，并确保这些努力扩展到社会交换必要过程的各个层级与阶段。最后，“个体的我”和“集体的我们”属于社会和社会共同体最基本的本体论构成，社会交换的合理概念只有反映这种“铁一般的现实”才能经受住合理质疑。
财政本质的社会交换过程理论是智识财政学的产物。智识财政学属于方法论财政学，并非特定流派——流派思想对科学研究很可能有害无益，旨在引导睿智地提出好问题和睿智思考，以及促进跨学科的财政知识大融合。没有这种大融合，财政学和财政研究的前景是暗淡的。至少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为知识大融合创建统一而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学术框架，比什么都重要且相当紧迫。财政本质的社会交换过程理论的创建，可望为扭转高度碎片化和空洞化的研究现状，以及为激发思想洞见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带来新的希望。至少，它能帮助我们发现在这个并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上，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必需的，什么的明智行动是可行的。
论文框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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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网易研究局
责任编辑：
杨倩_NF4425
